风潮变了，“六四舞台”如何演下去？

两块白布搭在架子上当作布景，射灯上切换红黄绿的玻璃纸来营造舞台效果，演员快速换衣服，四人分饰民运学生、香港商人、中国公安等七个不同角色。

这是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的监制、导演和演员统统挤在不足600平方呎的简陋教室里，彩排舞台剧《让黄雀飞》。自2009年起，“六四舞台”在剧场里重现一幕幕六四记忆，每年六四前夕，到剧场和中学里演出。

然而，走到第8个年头，今年彩排的气氛格外伤感——无论是公演票房还是学校巡演的场数，均告新低。5月20至22日，“六四舞台”在兆基创意书院连演四场，票房仅有约33%。一方面是没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没有空间演。今年，愿意向六四舞台敞开大门的学校，从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

历史事件始终是由人去演绎，重要性是由人去定价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觉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么坚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

看着数字急跌，《让黄雀飞》的学校巡回导演陈敏斌倍感唏嘘，彩排前他甚至和一群演员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现六四记忆？我们又还会演多久？

“历史事件始终是由人去演绎，重要性是由人去定价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觉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么坚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陈敏斌对端传媒记者说。

香港人才会知道真相，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去

准确来说，“六四舞台”是一个志愿组织，三位成员各有全职工作：韦少力做平面设计、列明慧是物理治疗师，张家弘从事社工。下班后，三人才成为“六四舞台”的监制——筹钱、找导演、找演员、联络场地、应对媒体。

三人中两人是香港70后，一人是80后，都因着大学里的社会运动经历和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开始参与政治，先后成为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义工。2008年，刚刚筹办完19周年烛光晚会，几个晚会义工聚在一起讨论：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六四快过去20年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韦少力说，他们想到用戏剧的方式，在香港重现这一段被抹去的记忆。

大家于是找来剧作家满道、导演李景昌、亲历六四的记者蔡淑芳等人，一起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小白花》），透过天安门遇难学生母亲的视角回望过去。

2009年，六四20周年，李景昌导演的《小白花》在兆基创意书院连演三场。那是“六四舞台”第一次登台，宣传不多，但票房已经接近九成。

到了第二年，一通神秘的电话更间接地为“六四舞台”打响名头。

2010年3月，《小白花》正在彩排期，后台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收到电话，警告他“不要再做，不然艺术生命会有影响”。五名后台人员随即全部退出，两位演员随后也决定退演。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剧场界的热心人迅速帮忙，填补了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的空缺。事件经媒体报导以后，义愤的香港观众反应强烈，一天之内，《小白花》五场演出、合共1500张戏票全部售罄。

不过，在剧场演出毕竟是被动的等待。2011年，六四舞台决定主动出击，群发电邮给全港400多所中学，申请进学校演出《小白花》。最终，接近30家学校为他们打开了校门。

“当时还有更多学校叫我们去演，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只好拒绝了。”导演李景昌回忆说。学校巡演时，他是导演，也是司机，一个人开着货车，带上三名演员、两位后台和全部道具四处跑。他说，坚持做学校巡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学生知道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香港人才会知道真相，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

在导演陈敏斌看来，八九民运是渗进一代香港人骨子里的记忆。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当天晚上香港挂起八号风球，4万港人冒着大风大雨游行至当时位于湾仔的新华社。5月21日，又爆发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一百万港人上街，支援北京学生。当时20岁的陈敏斌也在游行队伍之中。

1990年，陈敏斌还特意和几个同学一起上北京看看。在全聚德吃烤鸭的时候，餐桌对面一对夫妇得知他们是香港人后，透露说两人是医生，就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带，在6月4日凌晨曾经尝试出去救学生。

陈敏斌记得，那位北京太太说得满脸是泪，叮嘱几个香港年轻人：“香港人才会知道真相，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

“现在说血浓于水好像很大中华胶，但当时是很真实的，你会觉得与他们（北京学生）有关系，大家的焦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无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学生。”陈敏斌说。
22年之后的2012年，“六四舞台”邀请陈敏斌出演《让黄雀飞》，他一口答应，后来又承担了该剧的改编和学校巡演的导演工作，坚持至今。

“六四舞台”的三位成员均不受薪，他们透过筹款，支付李景昌、陈敏斌两位导演、十多位演员以及后台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有场租、道具等费用；而学校巡演的费用，则获得支联会的和教协的部分资助。

现在说血浓于水好像很大中华胶，但当时是很真实的，你会觉得与他们（北京学生）有关系，大家的焦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无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学生。

报酬不多，加上政治风险，李景昌说，找演员一直存在困难，来参与甄选的演员总是“小猫三四只”，但不计回报的演员倒也一直存在。2014年，继《让黄雀飞》之后，“六四舞台”推出了李景昌导演的《王丹》，十多位演员均为义务演出。而2015年，“六四舞台”又推出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岁》。

以前纪念六四是潮流，现在就是胶了

当“六四舞台”带着更多剧目尝试走进中学时，欢迎他们的学校却越来越少了。自2011年开始学校巡演以来，参与学校数量长期维持在40多所，今年却跌幅显著，仅有28所，新参与的学校仅有三所。

有中学老师委婉地对韦少力表示，今年安排“六四舞台”进学校“有困难”，他会转而建议学生自己去看公演。没有人明言，“困难”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学校有政治压力，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学校有政治压力，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了？以前纪念六四是潮流，现在就是胶了，不过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真正原因，只是知道别人不睬我们了。”韦少力说。

在导演李景昌看来，学校老师“一定有压力”。5月份进入一家学校巡演时，邀请他们的历史科男老师对他表示，“身边很多同事反对邀请『六四舞台』进学校，我一个人背着这支旗，很有压力。”

不过，更让李景昌感到无奈的，是社会风潮的改变。

他观察，不同学校里，校长对“六四舞台”的反应南辕县北辙：有些学校的校长在演出过后，激动地跳上舞台，呼吁学生今年要去六四烛光晚会；也有校长黑脸，上台颁过锦旗后，拒绝和剧组合影，也拒绝交流。

但学生，绝大多数是没什么反应。

他们很安静地看完演出，然后我上台讲讲我们为什么做这套戏，听完一般没有学生提问，我好像是对着太空说话。”李景昌无奈地笑笑。偶尔有学生闭幕后找到他，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李景昌心里一阵感动。

雨伞运动过后，本土情绪渐浓，年轻人愈发认为应该将精力、资源投放于香港本土的民主运动，而不再是建设1989年时人们所期待的“民主中国”。与此同时，雨伞运动过后的无力感，也让许多年轻人感觉，“平反六四”是过于遥远的幻想。

学校开始不欢迎，学生又不感兴趣，“有朋友跟我说，现在还讲六四，真的很无谓。”李景昌说。

2016年5月26日，李景昌又带着剧组去一家中学巡演，演员谢幕后，李景昌正对台下学生演讲：“香港现在越来越乱，我们如何分辨真理？我们的良心在哪里？......”突然，一位男同学站起来大喊：“香港独立，香港独立！”

李景昌愣住了。

不能不改，再不改学生会觉得很老套

过去数年，六四舞台也尝试调整方向，贴近香港当下现实，比如，《让黄雀飞》的结尾，每一年都要改写一次。

2013年4月，为学校巡演改编《让黄雀飞》剧本时，陈敏斌在最后一幕写入香港年轻人反国教运动的内容。2013年8月，亲中组织“保衞香港运动”出现，声称六四事件是一个谎言。第二年，陈敏斌则在最后一幕里加入了对“什么是真实”的探讨。到了今年，《让黄雀飞》的尾声，则是两个香港学生在反国教现场想像雨伞运动，争论社运的路径和风险。

今天的中四学生与2013年的中四学生对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们会觉得很老套。

“问心而言，不能不改，过了雨伞运动、年初一事件，整个大环境已经不同，今天的中四学生与2013年的中四学生对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们会觉得很老套。”陈敏斌这样说。

在“六四舞台”合作的演员中，1986年出生的谭芷翎是香港的年轻一辈。2012年，她被甄选为《让黄雀飞》的女主角，饰演从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学运学生晓清。

“当时去甄选就是觉得那套戏与公义有关，几有意思，但后来自己去研究，对六四认识深了，自己也有点被改变了。”谭芷翎说，八九学运的学生精神感染了她，她变得更关心社会时局。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她在金钟扎营占领，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和自己在舞台上所演绎的画面，仿佛隔着25年相互呼应。

也就是从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后，李景昌开始创作“六四舞台”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岁》（《17岁》）—— 故事场景正是雨伞运动时期的香港，一位占领学生的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内地姨婆，姨婆表面反对占领，但其实她正是天安门母亲，内心充满学运带来的创伤。

然而，当李景昌带着属于香港自己记忆的《17岁》走进校园时，新问题又来了：相比起六四事件，许多学校对雨伞运动更加敏感。

许多老师提早打给我，好仔细问我套戏怎么讲雨伞运动。”李景昌说，得知《17岁》最后一幕，演员会撑起一把象征抗争运动的黄伞时，两所学校的老师不约而同提出同一要求——“可不可以不举黄伞？”

“当然不可以了，我们的戏就是在讲雨伞运动。”李景昌哭笑不得。有学校老师对他说，那演完就好了，不要讲话，马上离开，李景昌和演员不明所以，只能照做。但更多时候，李景昌还是坚持闭幕后讲几句，说说演出的初衷。

5月17日，在一所中学演出后，他上台讲话，鼓励学生面对不公义的事情要勇敢发声。随后一名主任老师马上上台，一脸严肃地补充：“发声的时候也要想想爸爸妈妈，和我们这些关心你们的师长。”李景昌看出主任不悦，想和他交流想法，想想又怕对方太激动，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现在进学校真的好像踩钢丝，要小心翼翼。”李景昌说。在创作《17岁》期间，李景昌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不明确鼓励学生去占领。他表示，这也是他为了让该剧顺利地走进学校而做的“5%的妥协”。

我们只是在说一个有关自己的故事

改变的不仅仅是大环境，在剧场内部，参与多年的人们也有了更复杂的想法。

近年来，一向自诩“大中华胶”的陈敏斌对香港人这个身份更加在意了。他依然坚持参与“六四舞台”，但关注六四的出发点，从“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变成了“中国香港人”。

“我现在更多是作为香港人去关心这件事，但不代表我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只是将（香港人身份）摆重一点。”陈敏斌坦承，身分认同的转变影响了他对六四意义的理解。

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面对的政权亦都是当年六四镇压学生的政权，本质上是同一政权。我们回顾六四发生的事，对今天香港人自处，未来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线索和思考。

不过更年轻的谭芷翎就直言，“我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我现在还搞不清”，但她确定的是，她是一个香港人，心系香港未来的发展和命运。

今年采排前，陈敏斌特意和谭芷翎等演员讨论，今天大家为什么还要演六四剧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面对的政权亦都是当年六四镇压学生的政权，本质上是同一政权。我们回顾六四发生的事，对今天香港人自处，未来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线索和思考。”

更实在地说，这个政权当年对学生做的，以后也可能在香港重现。我们只是在说一个有关自己的故事。”陈敏斌说。

不过，对另一位导演李景昌而言，“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那么困扰他，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仍然在创作有关六四事件的作品，只是因为他“要把自己体验过的事情分享出去”。

1989年，李景昌13岁，他清晰记得6月4日一大早，自己还在睡觉，爸爸慌张拍醒他说，“出事了，出事了！”他睡眼朦松，看见电视机上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群众仓皇逃走，坦克进城。他说，自己一直不能忘记这个画面。

（端传媒实习记者何郁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