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潮變了，「六四舞台」如何演下去？

兩塊白布搭在架子上當作布景，射燈上切換紅黃綠的玻璃紙來營造舞台效果，演員快速換衣服，四人分飾民運學生、香港商人、中國公安等七個不同角色。

這是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的監製、導演和演員統統擠在不足600平方呎的簡陋教室裏，綵排舞台劇《讓黃雀飛》。自2009年起，「六四舞台」在劇場裏重現一幕幕六四記憶，每年六四前夕，到劇場和中學裏演出。

然而，走到第8個年頭，今年綵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5月20至22日，「六四舞台」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四場，票房僅有約33%。一方面是沒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沒有空間演。今年，願意向六四舞台敞開大門的學校，從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

歷史事件始終是由人去演繹，重要性是由人去定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麼堅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

看着數字急跌，《讓黃雀飛》的學校巡迴導演陳敏斌倍感唏噓，綵排前他甚至和一群演員討論：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現六四記憶？我們又還會演多久？

「歷史事件始終是由人去演繹，重要性是由人去定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麼堅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陳敏斌對端傳媒記者說。

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

準確來說，「六四舞台」是一個志願組織，三位成員各有全職工作：韋少力做平面設計、列明慧是物理治療師，張家弘從事社工。下班後，三人才成為「六四舞台」的監製——籌錢、找導演、找演員、聯絡場地、應對媒體。

三人中兩人是香港70後，一人是80後，都因着大學裏的社會運動經歷和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開始參與政治，先後成為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義工。2008年，剛剛籌辦完19週年燭光晚會，幾個晚會義工聚在一起討論：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去紀念六四？

「六四快過去20年了，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韋少力說，他們想到用戲劇的方式，在香港重現這一段被抹去的記憶。

大家於是找來劇作家滿道、導演李景昌、親歷六四的記者蔡淑芳等人，一起創作了第一個劇本《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小白花》），透過天安門遇難學生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

2009年，六四20週年，李景昌導演的《小白花》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三場。那是「六四舞台」第一次登台，宣傳不多，但票房已經接近九成。

到了第二年，一通神秘的電話更間接地為「六四舞台」打響名頭。

2010年3月，《小白花》正在綵排期，後台一名工作人員突然收到電話，警告他「不要再做，不然藝術生命會有影響」。五名後台人員隨即全部退出，兩位演員隨後也決定退演。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劇場界的熱心人迅速幫忙，填補了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的空缺。事件經媒體報導以後，義憤的香港觀眾反應強烈，一天之內，《小白花》五場演出、合共1500張戲票全部售罄。

不過，在劇場演出畢竟是被動的等待。2011年，六四舞台決定主動出擊，群發電郵給全港400多所中學，申請進學校演出《小白花》。最終，接近30家學校為他們打開了校門。

「當時還有更多學校叫我們去演，但我一個人應付不來，只好拒絕了。」導演李景昌回憶說。學校巡演時，他是導演，也是司機，一個人開着貨車，帶上三名演員、兩位後台和全部道具四處跑。他說，堅持做學校巡演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讓學生知道六四到底發生了什麼。

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

在導演陳敏斌看來，八九民運是滲進一代香港人骨子裏的記憶。1989年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當天晚上香港掛起八號風球，4萬港人冒着大風大雨遊行至當時位於灣仔的新華社。5月21日，又爆發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一百萬港人上街，支援北京學生。當時20歲的陳敏斌也在遊行隊伍之中。

1990年，陳敏斌還特意和幾個同學一起上北京看看。在全聚德吃烤鴨的時候，餐桌對面一對夫婦得知他們是香港人後，透露說兩人是醫生，就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帶，在6月4日凌晨曾經嘗試出去救學生。

陳敏斌記得，那位北京太太說得滿臉是淚，叮囑幾個香港年輕人：「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

「現在說血濃於水好像很大中華膠，但當時是很真實的，你會覺得與他們（北京學生）有關係，大家的焦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無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學生。」陳敏斌說。
22年之後的2012年，「六四舞台」邀請陳敏斌出演《讓黃雀飛》，他一口答應，後來又承擔了該劇的改編和學校巡演的導演工作，堅持至今。

「六四舞台」的三位成員均不受薪，他們透過籌款，支付李景昌、陳敏斌兩位導演、十多位演員以及後台工作人員的工資，還有場租、道具等費用；而學校巡演的費用，則獲得支聯會的和教協的部分資助。

現在說血濃於水好像很大中華膠，但當時是很真實的，你會覺得與他們（北京學生）有關係，大家的焦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無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學生。

報酬不多，加上政治風險，李景昌說，找演員一直存在困難，來參與甄選的演員總是「小貓三四隻」，但不計回報的演員倒也一直存在。2014年，繼《讓黃雀飛》之後，「六四舞台」推出了李景昌導演的《王丹》，十多位演員均為義務演出。而2015年，「六四舞台」又推出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

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

當「六四舞台」帶着更多劇目嘗試走進中學時，歡迎他們的學校卻越來越少了。自2011年開始學校巡演以來，參與學校數量長期維持在40多所，今年卻跌幅顯著，僅有28所，新參與的學校僅有三所。

有中學老師委婉地對韋少力表示，今年安排「六四舞台」進學校「有困難」，他會轉而建議學生自己去看公演。沒有人明言，「困難」究竟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學校有政治壓力，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學校有政治壓力，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了？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不過其實我們很難知道真正原因，只是知道別人不睬我們了。」韋少力說。

在導演李景昌看來，學校老師「一定有壓力」。5月份進入一家學校巡演時，邀請他們的歷史科男老師對他表示，「身邊很多同事反對邀請『六四舞台』進學校，我一個人背著這支旗，很有壓力。」

不過，更讓李景昌感到無奈的，是社會風潮的改變。

他觀察，不同學校裏，校長對「六四舞台」的反應南轅縣北轍：有些學校的校長在演出過後，激動地跳上舞台，呼籲學生今年要去六四燭光晚會；也有校長黑臉，上台頒過錦旗後，拒絕和劇組合影，也拒絕交流。

但學生，絕大多數是沒什麼反應。

他們很安靜地看完演出，然後我上台講講我們為什麼做這套戲，聽完一般沒有學生提問，我好像是對着太空說話。」李景昌無奈地笑笑。偶爾有學生閉幕後找到他，鼓勵他們「堅持下去」，李景昌心裏一陣感動。

雨傘運動過後，本土情緒漸濃，年輕人愈發認為應該將精力、資源投放於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而不再是建設1989年時人們所期待的「民主中國」。與此同時，雨傘運動過後的無力感，也讓許多年輕人感覺，「平反六四」是過於遙遠的幻想。

學校開始不歡迎，學生又不感興趣，「有朋友跟我說，現在還講六四，真的很無謂。」李景昌說。

2016年5月26日，李景昌又帶著劇組去一家中學巡演，演員謝幕後，李景昌正對台下學生演講：「香港現在越來越亂，我們如何分辨真理？我們的良心在哪裏？……」突然，一位男同學站起來大喊：「香港獨立，香港獨立！」

李景昌愣住了。

不能不改，再不改學生會覺得很老套

過去數年，六四舞台也嘗試調整方向，貼近香港當下現實，比如，《讓黃雀飛》的結尾，每一年都要改寫一次。

2013年4月，為學校巡演改編《讓黃雀飛》劇本時，陳敏斌在最後一幕寫入香港年輕人反國教運動的內容。2013年8月，親中組織「保衞香港運動」出現，聲稱六四事件是一個謊言。第二年，陳敏斌則在最後一幕裏加入了對「什麼是真實」的探討。到了今年，《讓黃雀飛》的尾聲，則是兩個香港學生在反國教現場想像雨傘運動，爭論社運的路徑和風險。

今天的中四學生與2013年的中四學生對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們會覺得很老套。

「問心而言，不能不改，過了雨傘運動、年初一事件，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同，今天的中四學生與2013年的中四學生對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們會覺得很老套。」陳敏斌這樣說。

在「六四舞台」合作的演員中，1986年出生的譚芷翎是香港的年輕一輩。2012年，她被甄選為《讓黃雀飛》的女主角，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清。

「當時去甄選就是覺得那套戲與公義有關，幾有意思，但後來自己去研究，對六四認識深了，自己也有點被改變了。」譚芷翎說，八九學運的學生精神感染了她，她變得更關心社會時局。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她在金鐘紮營佔領，覺得眼前發生的一切，和自己在舞台上所演繹的畫面，彷彿隔着25年相互呼應。

也就是從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李景昌開始創作「六四舞台」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17歲》）—— 故事場景正是雨傘運動時期的香港，一位佔領學生的家中，突然來了一位內地姨婆，姨婆表面反對佔領，但其實她正是天安門母親，內心充滿學運帶來的創傷。

然而，當李景昌帶着屬於香港自己記憶的《17歲》走進校園時，新問題又來了：相比起六四事件，許多學校對雨傘運動更加敏感。

許多老師提早打給我，好仔細問我套戲怎麼講雨傘運動。」李景昌說，得知《17歲》最後一幕，演員會撐起一把象徵抗爭運動的黃傘時，兩所學校的老師不約而同提出同一要求——「可不可以不舉黃傘？」

「當然不可以了，我們的戲就是在講雨傘運動。」李景昌哭笑不得。有學校老師對他說，那演完就好了，不要講話，馬上離開，李景昌和演員不明所以，只能照做。但更多時候，李景昌還是堅持閉幕後講幾句，說說演出的初衷。

5月17日，在一所中學演出後，他上台講話，鼓勵學生面對不公義的事情要勇敢發聲。隨後一名主任老師馬上上台，一臉嚴肅地補充：「發聲的時候也要想想爸爸媽媽，和我們這些關心你們的師長。」李景昌看出主任不悅，想和他交流想法，想想又怕對方太激動，最終還是沒有開口。

「現在進學校真的好像踩鋼絲，要小心翼翼。」李景昌說。在創作《17歲》期間，李景昌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不明確鼓勵學生去佔領。他表示，這也是他為了讓該劇順利地走進學校而做的「5%的妥協」。

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

改變的不僅僅是大環境，在劇場內部，參與多年的人們也有了更複雜的想法。

近年來，一向自詡「大中華膠」的陳敏斌對香港人這個身份更加在意了。他依然堅持參與「六四舞台」，但關注六四的出發點，從「血脈相連的中國人」，變成了「中國香港人」。

「我現在更多是作為香港人去關心這件事，但不代表我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只是將（香港人身份）擺重一點。」陳敏斌坦承，身分認同的轉變影響了他對六四意義的理解。

我們是香港人，我們面對的政權亦都是當年六四鎮壓學生的政權，本質上是同一政權。我們回顧六四發生的事，對今天香港人自處，未來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線索和思考。

不過更年輕的譚芷翎就直言，「我是不是一個中國人，我現在還搞不清」，但她確定的是，她是一個香港人，心繫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命運。

今年採排前，陳敏斌特意和譚芷翎等演員討論，今天大家為什麼還要演六四劇目，最終達成的共識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面對的政權亦都是當年六四鎮壓學生的政權，本質上是同一政權。我們回顧六四發生的事，對今天香港人自處，未來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線索和思考。」

更實在地說，這個政權當年對學生做的，以後也可能在香港重現。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陳敏斌說。

不過，對另一位導演李景昌而言，「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沒有那麼困擾他，他更傾向於認為，自己仍然在創作有關六四事件的作品，只是因為他「要把自己體驗過的事情分享出去」。

1989年，李景昌13歲，他清晰記得6月4日一大早，自己還在睡覺，爸爸慌張拍醒他說，「出事了，出事了！」他睡眼朦鬆，看見電視機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群眾倉皇逃走，坦克進城。他說，自己一直不能忘記這個畫面。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