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实名刀笔有几支？

除了毛本人，这些人的文章、讲话都是了解文革的重要史料。他们为文革生产口号、纲领性文件，制造了不少事件的导火索、转折点。

刀笔们的力量不仅靠文字，还要靠特权。一是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 红旗》杂志）撰写重磅文可署实名，把握住最重要的喉舌；

二是，他们大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负责，谋划运动。难怪当时毛给他们戴上继古开今的高帽：“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这些刀笔都是何人？何以凭笔墨震慑四方、借势跃升呢？

为毛代言的理论家——张春桥、陈伯达

说起文革时的“理论家”，中共党内首推张春桥和陈伯达。二人都是年少才不羁，张春桥19岁时化名“狄克”与鲁迅辩论文学，陈伯达20岁时在名刊物《现代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此后，他们自持通关秘籍，步步晋升。

要招之一便是积极上位，紧抓打人良机。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担任副手时，抓住该报漏登斯大林致毛泽东庆祝抗日胜利六周年贺电一事，狠批社长恽逸群，成功取而代之。在延安整风中，陈伯达是批评作家王实味的主力，在座谈会上连喷王为“蚂蟥”、“小虫子”，甚至是“托派”，成了“延安红人”。

学会傍上司，也是必备。张春桥先傍上的是上海局书记、中央委员柯庆施，通过他了解中央动向、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据此写成的《破除资产积极的法权思想》刊于1957年的《人民日报》，使其一炮而红。柯去世后，张春桥依江青的指示排演“革命样板戏”，取其信任，成了“军师”。陈伯达亦是如此，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文革时从吹捧江青到拥护林彪，积极站队。

最关键的，是熟读且会阐释毛泽东思想，用理论武装文革。陈伯达可谓老资格。他不仅著有《论毛泽东思想》，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陈还和姚文元一起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变成六条要点。

但真正参透毛的思想的，还是张春桥。他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巧妙地衔接毛泽东指示、文章和马列主义论断，堪称文革纲领性文章。

张春桥的理论扎实，逻辑严密。在事实层面指出世界历史上政权更替均改变所有制，结合毛泽东 “商品制度和八级工资制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在理论层面引述马克思的阐释：专政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一切观念”，得出结论：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而且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把毛的文革意图说了个明明白白。

其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歌颂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供给制，切中了毛“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心思”。

除了自己写，张陈二人也炮制重磅文。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密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功点燃文革导火索，参与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推开了文革大门。陈伯达则是文革时掌管《红旗》杂志、进驻《人民日报》的“舆论总管”，他经手的重磅文远多于自己的署名文章（3篇）。

这两位在理论、权谋上较劲的“理论家”，在庐山会议上对宪法要不要给毛加上“天才地”作修饰语而激烈交锋。陈伯达主张揪斗持否定意见的张春桥，却被毛弃之如履，成了“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参透了毛的张春桥得以幸免，直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退出政治漩涡。

善扣帽子的“金棍子”姚文元

1955年年初，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参加了一场批判文艺理论家胡风的大会。当一位青年拿著成叠发言稿、略微口吃地念出“胡风是披著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这样尖刻、上纲的判词时，张当时认定此人假以时日，必成打手，遂步步提携。此青年正是姚文元。

谁曾想，在《解放军报》、《文汇报》狠批胡风的姚文元，此前因其父姚蓬子和胡风交好，得以熟读胡风著作，是其崇拜者。中央批胡风，他就反戈一击。政治嗅觉灵敏、文笔老练、用词毒辣，外加贵人提携，姚文元走向中南海的机遇来了。

他从一条新华社短讯中发现毛反击“右派分子”的讯号，写成《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被毛点名表扬，文章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播发，姚文元名声大噪。反右时，他的闷棍扫过巴金、丁玲、艾青、王若望、施蛰存、许杰、流沙河等一批作家，甚至还打到了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古代文豪欧阳修，算起来能绕学界、艺术界一圈。

在柯庆施、张春桥的引荐下，姚文元和江青结识，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后被推入“中共文革小组”，被江青称作“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金棍子”得此名，是因为会拟罪名，扣帽子。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提到，《海瑞罢官》一剧中明朝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正是1962年在中共党内受到指责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

这反映了作者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遂下定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一出，惊起四座，扣帽定性的文革之风愈演愈烈。

此后，姚文元的长文更为气势汹汹。《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劄记〉的反动本质》将两部针砭时弊的作品批成“和平演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攻击原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及其“反革命集团“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裴多菲俱乐部，是1956年匈牙利群众游行示威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导火索）；

《评陶铸的两本书》也堪称笔伐典例，为陶铸编造数十个罪名，抽刀见血：“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毛泽东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拟定文章的标题。

1975年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视为“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向当年主持整顿的邓小平进攻。

一年后，“四人帮”成了文革浩劫的众矢之的，“金棍子”姚文元沦为阶下囚。受审时，他还习惯性地在口袋上插上钢笔，可惜这笔此后已无处再落。

手握深红笔杆的文史哲专家——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

说起文革“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的大名尽人皆知。王力和关锋虽然在文革期间的署名寥寥（王力1篇，关锋2篇），但是参写的重磅文不少。他们起草的《十六条》成为文革纲领，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和《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全国掀起“全面夺权”的浪潮，合著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把刘少奇的著作斥为“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封资修大毒草”。

他们不只会起草和笔伐，文史哲功底也属专家级别。关锋虽是只念过几年私塾、毕业于初级师范，但酷爱哲学。他批判哲学家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还被冯肯定，冯称“所有批判他的文章里，关的文章水平最高”。

王力此前从事外交工作，游历多国，曾在《红旗》杂志以“于兆力”为笔名撰写反帝、反封建的国际评论，此后他和其他笔杆洋洋洒洒二十万字，写成“九评苏共”的鸿篇巨制，成为文革语体先声。若未有文革，中国还能多此二位哲学大师、文学巨匠。

借古喻今则是戚本禹的拿手好戏。他1963年的成名作《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信手拈来名句诗词，气势恢宏，又不失隽永：“‘士众灭兮，名已聩’，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和现在乱用成语、不知所云的“正能量写手”相比，高下立判。

文革山雨欲来时，他接著《评<海瑞罢官>》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历史学家翦伯赞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并首提“文革”纲领性口号“造反有理”。

他最为著称的，还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文首次以“权威”的姿态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戚本禹由此化身“戚大帅”，横扫朱德、彭真、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等党内高层。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也是刀笔。他在文革期间有9篇署名文章，以古文功底见长。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里，他写下了结尾诗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曾被一度误认成毛泽东诗词。

批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时，他引经据典，把邓被免职后的诗“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解读成邓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是反党的“傲骨”，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善于观察官场的他，一语道破了从整风运动贯穿至文革的政治权术：“一、政治无诚实可言；二、要结成死党；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纵使才华横溢、深谙政术，这四支刀笔还是身不由己。原本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成为英雄的王力，和关锋、戚本禹及林杰因社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枪杆子》跌落低谷。

社论历数军中走资派，赞颂林彪，将“揪军内一小撮”推向高潮。当时在上海的毛批示“还我长城”，社论是“大毒草”。江青、陈伯达急忙脱身，王力和关锋变成了“小爬虫”，戚本禹和林杰也遭关押。

刀笔被时势所造，也因时势所误。借由他们的笔，一个国家在“左”的思潮中浸淫、断裂，又出新的御用文人，影响了不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