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香港中学怎么教？为什么这样教？中史教师告诉你

作者引言：早在将军澳被张德江“视察”前的两星期，我来到了教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将军澳中心，交通相当畅顺。推门进去，就见一个坐满的话可容六七十人的空间，左右两侧都有一个个房间。“我约了陈仁启老师……”向办公室职员查询着。职员答曰：“他在四号室。”四号室，穿红色polo、一身悠闲服的中年男子，应该是陈sir了。完成了颜纯钩、关梦南专访后，我设想未来香港文学，会不会出现写文革的历史小说。得知陈sir任教的学校，学生屡获各类文学奖，在港岛属名校，写作风气极盛，加上陈sir兼教中文与中国历史，并有在报章发文批评教育局的中史教学政策，要问香港文学创作的未来式，要问文革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香港的写作题材，继而追问文革在香港的中国历史课程教学所占的位置如何。

买《毛语录》教授残酷政治事实

在高中中国历史课程里，大致有两个时间甚短、篇幅甚长、文凭试经常问到的历史，古代史有秦朝，近代史有文革：“文革是很特别的。”陈sir说，文革历史在课程里，施教大约十个课节共两三星期：“现行的高中中史必修课程分两部：甲部是上古至鸦片战争前，乙部是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乙部课程通常都排在中四下学期至中五上学期施教，每间学校都可自行编配。

面对的是十八岁不到的青少年，教的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当权者权斗频仍，民间武斗成风，国家一片混乱：“在政治上，领导人的话，你真的一定会听（会相信）？几年后、几十年后，一觉醒来，原来你是错的。文革就是这样的历史。”

陈sir在摩罗街买《毛语录》珍本，教到文革，就会亮出来给学生传阅，跟学生形容当年红卫兵拿着这本《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集会的“盛况”，播放历史片段与红歌，给学生听听，感受一下当时气氛：“教到文革时，学生是有反应的。就是平日懒散的学生，一学到某些部分，都会目瞪口呆，其后就份外投入。”课程里的文革是字面上的资料，陈sir为了让历史事件立体地呈现，经常播放文革视像纪录，引起学生对这段历史的好奇心：“认识历史，是要知道真相。看得通，才不会被人误导，特别在政治上。文革是很清楚的（抽了一口凉气）：我们会谈林彪如何搞个人主义、个人崇拜，怎样通过出版毛语录捧毛泽东……”

陈仁启，1986年小学时由福建移居香港。大学毕业後任教中学至今17年。主要任教中国语文科丶中国历史科及普通话科。为第11届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资助中学代表丶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

中文教学“碎片化”的后果

谈到中文教学，谈到香港民间缺乏文革书写，尤其文学创作方面，陈sir提及文艺在文革时期有它“传递政治思想”的功能，在香港读到的文革文学确实不多；如何用文学来写历史，在学校连一个起步点也没有。不过，有关中港话题与文化身份思考的文章，有时会在公开考试出现。香港中学课程以往有两场公开试，2012年起，中学由七年级制改为六年级制，公开考试也只有“文凭试”一种。正好在首年文凭试中，中文科阅读考卷有香港作家曾敏之的文章：〈桥〉，写一位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从南洋来了香港，学位在香港不被承认，最终要在地盘工作。后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就回到大陆发展。

我记得访问关梦南时，他提到中文教学“碎片化”现象，收录五四时期的作家作品居多，香港作家文章的也不多；在学生修读“碎片化”的课程后，忽然有个香港作家在考卷里冒出来，自然杀个措手不及──曾敏之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里，就算学生在中史科读通中国近代史，对这篇中文试卷里的文章，根本没可能掌握背景。

陈sir形容，香港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这类移民在香港实在有太多了。”就在他从福建来港念中学的那个时代，念到中七，考完高考，他就在打暑期工时，认识了一个大学生：“我在地盘（工地）工作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个地盘是东港城。当时我做试水，用大水喉向玻璃窗门喷发，玻璃窗是用玻璃胶黏住的，看看它们是否黏得住。当时认识了一个阿叔，他是地盘判头，承包几个地盘玻璃窗的玻璃胶，有时LUNCH时间就吹吹水。原来他是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好劲的！我问：为什么你不做医生？他答：如果他当年是读中医的话，来到香港都可以做中医；在大陆念医学，是念西医，而且是用中文念的。香港并不承认这个学历，他又不可以行医──无牌行医当然是非法的。没什么，就做地盘吧。香港其实有大批早期移民，他们不是香港主流，但有许多文人就像他一样……”意思是说，这批移民怀着学历不被承认的郁结，在香港生活着。与此同时，新一批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本地学生，不多久就与他们竞争，与他们一样可付出劳力工作，一如陈sir。旧的焦虑未解，新的焦虑又来，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处境，问题就只会累积着。

为什么街头有一群年长的人（例如“维园阿伯”）这么矛盾？一方面他们兴许都捱过饿，兴许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来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维园阿伯”的心态，与港英政府治港方针息息相关。

于是，我们谈到“维园阿伯”（经常在周日公开论坛节目《城市论坛》出现在维园的意见分子）──有强烈“爱国心”但其实大部份都因饥荒、文革而移居香港的活跃分子：为什么街头有一群年长的人（例如“维园阿伯”）这么矛盾？一方面他们兴许都捱过饿，兴许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来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命运）或者与地盘阿叔相似。或者他们本来是知识分子，有大好前途，面对大陆的政治运动，结果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发现自己在香港无路可进，此路不通，不会有前途……”“维园阿伯”的心态，与港英政府治港方针息息相关。

一份63年前的报告：今日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学的基础

从陈sir提到现在可见可触的人物，到逾半世纪的教学政策，文革对香港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少，而香港人反省文革方面，在文革完结后十年（《七十年代》杂志有多次拟专题）却又这么活跃，文章这么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检讨文革，多少与香港半世纪以来的教学取态有关。

我们不妨先从教育方面回顾──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前出版一套“香港文化研究计划”丛书，由陈清侨与王宏志主编；王宏志在2000年出版《历史的沉重》（牛津），提到1952年香港教育署（即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局”）成立“中文教育委员会”，检讨当年中文和历史课程：“为什么这时候会有检讨中小学课程的必要？原来，长久以来，香港中小学的中国语文教科书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由一些全国性的教科书出版社提供，课程内容就跟1941年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所拟定的一样。这情形一直维持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可是，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形便起了变化，中、台的政治斗争完全在两地的教科书中显现出来。”其时，新中国重编、出版的教科书，被港英政府视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加之当年政府各种举措，意在“遏止共产主义思想在香港传播”（王宏志，2000）。

报告审视当年国民政府治下的历史教科书，认为那是“为了寻求国家统一，诉诸人民的爱国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思想。

1953年11月，审查报告出台，王宏志把它翻译出来：“香港的中国学生不单要保留和珍惜自己文化的精髓，且应该学习英国和西方思想的菁华。（…）过去，中国的中文教育只会培育出一些无知而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更不应在香港推行。在这里，中国学生在熟习自己的语文、文学和历史后，应该更进一步，以这些知识作基础，对东西方思想和语文进行比较研究。透过这种研究，香港的学生才能够成为现代的中国人，既能自觉于自己的文化，同时又能够有一种开明、平衡而国际化的世界观。”

这份报告奠定了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学今天的基础。报告审视当年国民政府治下的历史教科书，认为那是“为了寻求国家统一，诉诸人民的爱国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思想。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挑起对外国的仇视，而历史教科书往往被视为最有效的工具”，并“严格保持客观的态度”。事实上，这份发表于1953年的《中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在63年后的今天，仍给我们不少启示。

史实和真相更重要

尽管中史课程改革了不少，基本框架及治学态度还是不变。以往课程念得好的学生，能升读大学；今日，中史文凭试的评估准则大同小异。香港青少年在完成中学课程前，须应付公开考试（即文凭试），一试定生死，决定学生能否继而升学。这种考试要评估的，是学生如何掌握各科学术知识，加以应用、分析，一如每次课程改革时，教育局颁布的文件，总是写着要训练学生有“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评价”的基本能力。在中国历史教学方面，拟题必定是基于客观事实。

陈sir教学生涯踏入第17年，“严格保持客观的态度”是当然的，因为考试往往要求学生根据史实提供正反观点，要在考试获得更高分数，关键在于所掌握的材料与观点，是否源于理性分析，例如2012年中史考卷，考的是文革，要学生根据照片及史料作答，照片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标语，更有人要戴高帽子捱着被批斗、群众烧孔庙、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分析1959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在文革时期的遭遇，“试据史实加以分析”。试题，就是学生的学习指标：研习题型、估算应届考试如何出题、掌握历史行进过程，对学生来说，都不是易事。

有了这个历史事件，“真相”、“史实”便显得重要，而长年受文革思想影响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获得“中国历史”的学习机会，培养理性思维，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遗害所致。

陈sir指，中史文凭试出题考文革，是频密的。学生在课程内，不管是为兴趣还是为考试念书，难以绕过文革。正因这样频密，思考历史问题时，学生习惯以“理性分析”应对，是不难推想的。否则，他们都难以升读大学。“学生起初就当（中史只是）读书，反正不同老师有不同教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慨叹；看到红卫兵的行为，他们会说：『咁都得』（即“这还行吗”）？读后，学生是有感受的。”他特别留意有一些平日不专心上课，但竟热爱写作的学生，反应很大。于是，陈sir会与他们详谈“四人帮”：“在文革过程中，四人帮所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就只看文革片段，看文革简单的介绍，你会看到四人帮好像在呼风唤雨，其实如果要了解当时的政治架构，你会发现，四人帮是『冇料到』的。『冇料到』的意思是，在整个架构里，实际上，国务院是由元老派掌权，比如周恩来与陈云，他们才是实实际际的掌权人；至于军队，由叶剑英等控制。江青想夺权就要擦毛鞋。另一方面江青是做到（效果），是令国家所有人都觉得，四人帮权力很大。其实他们是没权力的，他们是控制什么呢？中宣部，即是党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用传媒来论述他们的看法。”说明媒体力量之大：可以造神，可以令人人都相信一些未必真实的事。有了这个历史事件，“真相”、“史实”便显得重要，而长年受文革思想影响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获得“中国历史”的学习机会，培养理性思维，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遗害所致。学生要从历史事件认清真相，认识何谓政治现实，每个政治人物都得付出代价，承担后果，这就是在香港读中国历史的意义：“学生反应好OK！在政治上，曾经看来好像好劲、好巴闭的，转个头就成为阶下囚。这就是政治现实。”

你还信不信政治上的宣传？那些统治者说的话，是否可信？读历史，就可明白这种情况。这就是新中国的经历，这就是学生要记住的历史教训。

于是，我们不妨用“肥皂剧”来想像一下：何以香港学生给人普遍印象就是不谙历史？你有足足两三星期的中史课，要接触、学习“文革”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见识政治人物各种手段，无可避免地提到近因如大跃进对新中国的影响，到毛泽东要借文化大革命向刘少奇夺回权力，而“毛太”江青吹捧自己丈夫，都是为了夺丈夫的权力……像在观看宫廷夺权肥皂剧一样的情节，却没有剧集那么好看。《甄嬛传》尚且有俊男美女在画面里走来走去，在后宫喝碗毒汤，孩子就没了，人就倒下来了，他们倒下来有慢镜头，很华丽地伏在案上，卧在地上。

至于刘少奇呢？毛泽东呢？江青呢？十八岁不到的中学生，在视相片段看到的，是一场又一场武斗打人、烧书毁庙、齐举《毛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党章写明林彪是毛的继任人。我跟学生说，以前人民早上醒来，就要向毛主席鞠躬，晚上回家就要向毛主席报到，就是『晨祝晚祷』。”他留意到学生学习文革历史时，很喜欢听到这些细节：“人们在文革时写信，就是写给家人的，都先要祝毛主席万岁、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可是，到了五一七工程时，原来林彪是想杀死毛泽东──哗！大佬！你之前向全世界讲，这个是林副统帅，是你的亲密战友，写信都要纳为格式，祝他身体健康……原来他是个阴谋家。这（对人民来说）是多么震撼的事！你还信不信政治上的宣传？那些统治者说的话，是否可信？读历史，就可明白这种情况。”这就是新中国的经历，这就是学生要记住的历史教训。

香港的课室，师生都有言论自由

在香港，每个教师都可以畅所欲言，只要不离事实，任何历史人物与事件，都可以说，包括六四：“六四都在课程内，属“改革开放”部份。教这部份，要教开始、发展、挫折……六四就被纳入“挫折”部份，但从来未（在公开试）出过（题目）。文革在革新后的公开试，则经常出题。”他研习过的教学文件与指引，强调的是社会科学，讲求理性客观：“昨日才跟中三学生谈过反右运动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新中国似乎有了希望：“于是毛泽东叫人批评共产党，之后又说阳谋、引蛇出洞，学生哗然……”

陈sir根据课本所述，把事实铺出来，“学生是知道的”。老师既要迎接教育局在政策上的变化，又要想尽办法向学生呈现历史现场，搜罗扎实、可靠的史学观点及材料供学生详读，希望学生投入学习，更要时刻保持客观。基于课程初衷，亦因公开考试（文凭试）的评估要求。这个初衷与评估要求，确实防止了民族情绪的发展──怀着民族主义去考试，而非史实与客观分析，若在试卷上抒发爱国情怀，盲目歌颂政治人物，评卷员是不会跟你客气的。

教师与学生，是有能力记住每段史实的人，会用史实来反省历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环境制约的人。

陈sir在中学任教的这么多年，教余有在报章撰文，公开批评教育局近年就中史科教学的各种措施。他也是教协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最近为“文革五十年”在教协与同仁策划了一些专题讲座。香港资讯有流通自由，对教学有莫大好处。资讯分享的自由，学人述着发表的自由，教师畅所欲言，对课程有不满；香港“中国历史”没有“政治正确”，只有“推论正确”，学生自由作答，无所牵绊、顾虑。

“文革”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自己能否升学的关键。教师与学生，是有能力记住每段史实的人，会用史实来反省历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环境制约的人。在课室里，师生都有言论自由，据事实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不过，近年修读中史的人数渐减。陈sir提到这批学生的数量：“读中史科的学生，尤其高中中史科学生，以前过万人，现在只有几千人──大约五六千人。这批学生一定是要读文革的，相信是会有反思的。”如果有学生读完、考完文革后，对这个国家另眼相看，绝对可以理解。“初中比较多学生读中史，这视乎学校安排，（初中课程）与公开试关系不大。如果课程紧密的话，（有的老师）未必会教文革。”

本土思潮与文革教育？

谈到本土思潮，以前港英政府“遏止共产主义思想在香港传播”，时至今日，他认为现时中央通过特区施政来遏制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理想，这是很明显的：“许多中港政策直接影响年轻人生活，他们对大陆反感，而反感纯粹为这些事……另一些人，一知半解，可能在初中读过建政一开始的政治运动。”初中没有公开试，学生未经考试的背诵、思考、分析和作答过程，要十来岁少年认知这段血腥败德的历史，对中国存留坏印象，合乎常情。

文革，令学生厌恶新中国；厌恶新中国的学生，以社会行动来厌恶，理性分析能力兴许就此失去，变成自己讨厌的“怪物”。

矛盾的是，某一种以情绪带动的本土思潮，“非黑即白”的排他，竟与文革思维有相似之处。文革，令学生厌恶新中国；厌恶新中国的学生，以社会行动来厌恶，理性分析能力兴许就此失去，变成自己讨厌的“怪物”。

据陈sir提供的学生就读数据，读完中史科的初中学生，有许多都选其他科，不会在高中继续研习──在现行的中学课程里，中国历史是选修科。我们大可想像：学生在选科前，读到文革，还会不会选读中国历史？宫廷剧一般的情节，血腥电影一般的画面，该负责的人竟躺在玻璃箱里永垂不朽，天安门前仍高挂这个人的画像成为新的图腾。文革至今仍未有人出来道歉，仍未有人愿意发动全民反省，不时还会流传大妈唱红歌的新闻。学生会选读吗？完成课程后，看到似无救药的现实──八三一落闸，香港没有真普选，充满无力感的香港，在它治下，谁可改变历史轨迹？。

这几乎可以推断，本土思潮的兴起与初中课程编排有密切关系。至于今天学生、未来作家会不会以“文革”为题材创作文学作品，香港各个文学奖正在考验的，是未来作家的文笔与视野，取材这回事，未来作家有的是创作自由，陈sir仍在观察着。

陈sir在访问过程中，提到颜纯钩作品，觉得他在许多香港文学作品中探讨移民心态，是最深刻的一批作家。他认为香港可以产生一批历史小说作家，现阶段更需要一批确切地认识历史、看待历史以正确态度的人，这才是教育意义所在，也是他任教中国历史的意义所在。

小结：在三个专访中，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作为概念的“梦”。且在本系列专访文章结束前归纳各人看法，加上笔者亲人的经历，分享一下：四九后的新中国，是中国人的第一个梦，不久因文革而梦醒；改革开放，是第二个梦，不久因六四而梦醒。幸存的人，今天仿佛有了第三个梦可追。可是，这个全民的梦，还须有人出来说说梦与现实存在多大距离。笔者外婆曾有一个亲人，她相信了自己在大陆的爱人，说文革可以建设更好的中国，从香港偷渡回到中国大陆追随他。后来，她找人代书写信给外婆，说自己被骗了，荒田种不出一株可以吃的，连一块树皮也没有，只能吃泥土。外婆想要接济她，结果还是太迟。她宁愿上吊自杀死，也不要活活饿死。笔者不知道住在老人院的外婆记忆有误否，可是许多老人记忆，都可以由我们做起，逐一记录，自行印证。

因为文革，六七暴动伤害了多少人；因为文革，中国再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当权者要人民做的“梦”有多真实，文革“梦”隔了五十年，还是要醒来的，香港在这里是有着重要的角色。香港文学可以没有文革，香港人却不可以忘记文革。文革不仅是学生要考的试，也是我们考不完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