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又拿了金马奖。这一次，他追踪的不是一条横跨千里的产业链，而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地级市长；虽然没有历时8年的繁浩拍摄，但对人物的纵深挖掘却带来另一种社会阔度。2014年的《棉花》之后，周浩捧出的纪录片《大同》再度成为当下中国的珍贵样本。豆瓣上的一条评语是“这部片子属于野蛮生长中的粗暴中国，能真正理解它复杂性的唯有中国人”。

农民工、高三学生、县委书记、毒贩、警察、医生、摘棉工……回看周浩的历次创作，选材看似猎奇但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与抽离，人物跨越虽大但无不投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是不是首个连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纪录片扎实地重构了一个普遍认知以外、一个复杂而难下断语的中国社会。

《大同》：一个市长的一年

似乎很难找到耿彦波这样的官员。离任大同市长几年，他还是这个城市的话题。崭新的道路、恢弘的古城、庞大的拆迁工程和数百亿的债务，被一并留给了大同市民。

耿彦波这样的官员似乎又很容易找到。在中国社会，想有所建树的官员既是孤独而不被理解的理想主义者， 也是雷厉风行的独裁者。人治带来敷衍推诿的积弊和尾大不掉的系统，也带来了不容挑战的官威，和被空前放大的个人意志。耿彦波正是这一矛盾体制的典型产物，尽管他典型得如此另类。

比如，他愿意在镜头里留下这段为官经历。

在这部名为《大同》的纪录片里，导演周浩跟拍了大同市长耿彦波整整一年。这期间，影响大同30％人口的拆迁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同建设，共同构成了耿彦波的两极评价与尴尬处境。支持者认为他敢作敢为、富于远见、为民众做实事，反对者认为他手段激进、为政绩不择手段。变革的迫切与荒谬，变革者的天真勤勉与盲目偏执，拆迁户的混合动机和面对国家机器的无力，城市飞速变化带来的赞誉和被遗忘的牺牲者……导演周浩不动声色地将种种耐人寻味的的矛盾收纳其间，镜头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简单评述的人，没有一幕指向明确结论的镜头。即便是耿彦波为请愿市民签字条解决问题这样看似正向宣传的场景，也能诱发更深的思考：一人的政令是否可以越过制度？青天父母官的情结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隐患？

与其说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市长，不如说是中国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和对超负荷发展模式的多维思考。

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是“Chinese mayor”（中国市长）。看上去耿彦波是绝对主角，导演周浩也确实跟着他参加会议、出席活动、去工地检查、处理拦车的访民，见证他一早看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无奈、自认不为政绩为做实事的雄心、被妻子责难早出晚归的勤勉疲惫、流着眼泪离开大同的壮志难酬。但与其说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市长，不如说是中国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和对超负荷发展模式的多维思考。

面临拆迁的年轻母亲、广场溜达的老大爷、市政府门口拦车的访民，片中无论什么处境的人，周浩拍出的总是人味而不是控诉腔。一个备受争议的地级市长已意味着题材足够讨巧，周浩交出的答卷甚至远超想像，他在片中几乎隐没了自己，却留下了全景式的样本。

周浩的理想状态是混沌，但他并非任由素材混沌地组合。“实际上我想谈论的更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是一个照顾每一个个体的利益的，还是我们所谓的要去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在大同，认为耿彦波是好官的人不少。有意思的是，看完《大同》坚信这一点的观影者也不少。不涉判断、不做引导、不给结论，这是周浩的在艺术和政治上双重的高明。周浩喜欢那些结论迥异的观察。豆瓣上，大同的评分高达9.0，在周浩数部作品中评价最高。有的人认为，这市长太棒了；有人将他视作灾难。

纪录片也不是那么难拍

2001年，《南方周末》主办了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那次影展，另一位代表性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海滨以DV拍摄的《铁路沿线》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周浩也在影展上。只不过，这位后来以高产和水准稳定著称的纪录片导演，当时的身份还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

密集观赏了大量独立纪录片与实验电影后，周浩突然确认了某个酝酿已久的冲动──纪录片也不是那么难拍。他在十几人的场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给我两年时间，我一定会拍出比这更好的片子。”两年后，他拍出了处女座《厚街》。

1999年入职南周的周浩，撞上了纸媒空前蓬勃也有财力开拓新领域的年代。但他已经不满足于此了。

种子在更早前埋下。还在《贵州日报》当摄影记者时，周浩为《中国青年报》拍过一个麻风村小学的图片故事。报导被上海电视台看见，电视台请他带路，去村子里拍电视纪录片。那是周浩第一次见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类似的经历，断断续续还有不少。所有的好奇与跃跃欲试，终于在2001年迸发。

周浩不是第一次转行。这位经历过所谓纸媒最好年代的前记者，其实还曾是个工程师。担任工程师的业余时间，他在一个摄影函授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月工资74元的年代，他攒下1000元买了部单反，并就此走上摄影记者的道路。

他曾沿着湄公河南下拍摄专题，也曾在三峡大坝蓄水前徒步2月穿越三峡；他还是伊拉克战争前，《南方周末》派到伊拉克的三名记者之一。1999年入职南周的周浩，撞上了纸媒空前蓬勃也有财力开拓新领域的年代。但他已经不满足于此了。

暧昧而复杂的游走在黑白之间

做久了记者，周浩不太喜欢人和物只是工具、拿到想要的素材就算完成任务的工作状态。再客观的新闻也存在预设，而纪录片也许是更能传递真实的媒介。很快他觉得，纪录片好像也不代表真实，构造出的影像世界只能体现部份的真实。他宁愿选择暧昧而复杂的游走在黑白之间的混沌状态。

有时他的镜头像“墙上的苍蝇”，不让拍摄者知觉到它的存在；有时它剧烈地介入冲突，探讨的反而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如英文名被取为“利用”（Using）的《龙哥》。他不讳言与阿龙交往的目的是拍片子──尽管他不时赒济阿龙至今仍保持联络；他也不介意阿龙在镜头前的表演，“如果阿龙这个人不说谎，你觉得他还是阿龙吗？”表演也是真实人性的一部份。

现在我还在中国拍片子，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拍下去。但是拍下去的话，你得有一些技巧或者生存的方式。

周浩的理想状态是混沌，他喜欢用《西藏一年》举例。这组电视纪录片由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独立制片、导演书云拍摄，她带着摄制组在西藏江孜住了一年，记录下普通藏民劳作、诵经、婚恋、庆生的生活点滴。有意思的是，这套题材敏感的纪录片除了被BBC和达赖喇嘛认可，也在CCTV播出了剪辑版，在各方差异巨大的认知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纪录片跟即时新闻的区别，就是找到这样的点。我又没有先知先觉，为什么能够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社会是怎么样子呢，所以我就尽我最大的力量，去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

周浩以同样的标准量度自己的片子。“现在我还在中国拍片子，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拍下去。但是拍下去的话，你得有一些技巧或者生存的方式。而且我也并不认为，真正要为这个国家做事情的人一定要站在中环去喊口号。”这既是表达上的收敛，也是生存智慧。“你需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智慧的事情是需要去沟通的。”

关于纪录片，周浩谈论了些什么

端传媒：您拍过不少关于体制、关于系统的片子，您觉得自己有观察、研究体制的情节吗？

周浩：每个人做片子，都跟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他对社会的理解、他读过什么书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做过记者，我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兴趣，可能就是我以前的职业经历决定的。为什么我的题目都会跟一些社会机构发生关系，本身我的兴趣点就是那个方向，那个系统的东西只是被归纳出来的。反正你愿意去跟这个社会进行这种接触。

端传媒：您的片子有文学性吗？

周浩：这个文学性是外面人去归纳的，甚至说我的片子是不是纪录片我都不关心。我觉得我做的还是一种媒介、媒体，用影像来讲我所讲的故事，只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被别人称之为纪录片，而且它还能混迹于各种电影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一种说话的方式，而且我还能继续说下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端传媒：您觉得您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

周浩：我觉得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其实我的片子里淡淡的忧伤是有的，甚至有些失落也是有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亮点在里面。只有你充分去理解世界、人生，也许它就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乐观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抱着乐观的态度活下去。

端传媒: 您认为最好的讲故事的方式是什么？

周浩:我只能说这种方法是最合适我、我也能找到自己存在感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柴静那个（编者注：《穹顶之下》），她也在讲故事，她也在阐述一种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柴静在做的事是用她最擅长的方式？她需要那种娓娓道来，她自己也足够地煽情、足够地能调动观众，她能够采访到的那些资源也是只有柴静才有的资源。它是一个别人无法去拷贝的一个动作。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来表述，来影响他人。我们做的和她做的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在讲他们所讲的事情。

端传媒：您怎么看待柴静的《穹顶之下》？

周浩：当我看到这样的片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一个兴奋点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当今的这种媒体环境、这种传播方式下面，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传播。你会发现中国社会它是充满无限机会和可能的，比如柴静片子它三天时间的访问量是3亿2000万。

端传媒：您怎么评价行动主义纪录片？

周浩：我只能说我不会那么去做。甚至说我现在不去做，我也不排除有一天我可能会去做。它是一种类别，我可以忍受，但是我觉得我不会那么去表达；也许我会比他们显得更加所谓“老奸巨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