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又拿了金馬獎。這一次，他追蹤的不是一條橫跨千里的產業鏈，而是一個譭譽參半的地級市長；雖然沒有歷時8年的繁浩拍攝，但對人物的縱深挖掘卻帶來另一種社會闊度。2014年的《棉花》之後，周浩捧出的紀錄片《大同》（Chinese Mayor）再度成為當下中國的珍貴樣本。豆瓣上的一條評語是「這部片子屬於野蠻生長中的粗暴中國，能真正理解它複雜性的唯有中國人」。

農民工、高三學生、縣委書記、毒販、警察、醫生、摘棉工……回看周浩的歷次創作，選材看似獵奇但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與抽離，人物跨越雖大但無不投射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是不是首個連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紀錄片扎實地重構了一個普遍認知以外、一個複雜而難下斷語的中國社會。

《大同》：一個市長的一年

似乎很難找到耿彥波這樣的官員。離任大同市長幾年，他還是這個城市的話題。嶄新的道路、恢弘的古城、龐大的拆遷工程和數百億的債務，被一併留給了大同市民。

耿彥波這樣的官員似乎又很容易找到。在中國社會，想有所建樹的官員既是孤獨而不被理解的理想主義者， 也是雷厲風行的獨裁者。人治帶來敷衍推諉的積弊和尾大不掉的系統，也帶來了不容挑戰的官威，和被空前放大的個人意志。耿彥波正是這一矛盾體制的典型產物，儘管他典型得如此另類。

比如，他願意在鏡頭裏留下這段為官經歷。

在這部名為《大同》的紀錄片裏，導演周浩跟拍了大同市長耿彥波整整一年。這期間，影響大同30％人口的拆遷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同建設，共同構成了耿彥波的兩極評價與尷尬處境。支持者認為他敢作敢為、富於遠見、為民眾做實事，反對者認為他手段激進、為政績不擇手段。變革的迫切與荒謬，變革者的天真勤勉與盲目偏執，拆遷戶的混合動機和面對國家機器的無力，城市飛速變化帶來的讚譽和被遺忘的犧牲者……導演周浩不動聲色地將種種耐人尋味的的矛盾收納其間，鏡頭下幾乎沒有一個可以簡單評述的人，沒有一幕指向明確結論的鏡頭。即便是耿彥波為請願市民簽字條解決問題這樣看似正向宣傳的場景，也能誘發更深的思考：一人的政令是否可以越過制度？青天父母官的情結背後潛藏着什麼樣的隱患？

與其說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一個中國市長，不如說是中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和對超負荷發展模式的多維思考。

這部紀錄片的英文名是“Chinese mayor”（中國市長）。看上去耿彥波是絕對主角，導演周浩也確實跟着他參加會議、出席活動、去工地檢查、處理攔車的訪民，見證他一早看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無奈、自認不為政績為做實事的雄心、被妻子責難早出晚歸的勤勉疲憊、流著眼淚離開大同的壯志難酬。但與其說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一個中國市長，不如說是中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和對超負荷發展模式的多維思考。

面臨拆遷的年輕母親、廣場溜達的老大爺、市政府門口攔車的訪民，片中無論什麼處境的人，周浩拍出的總是人味而不是控訴腔。一個備受爭議的地級市長已意味着題材足夠討巧，周浩交出的答卷甚至遠超想像，他在片中幾乎隱沒了自己，卻留下了全景式的樣本。

在大同，認為耿彥波是好官的人不少。有意思的是，看完《大同》堅信這一點的觀影者也不少。不涉判斷、不做引導、不給結論，這是周浩的在藝術和政治上雙重的高明。周浩喜歡那些結論迥異的觀察。豆瓣上，大同的評分高達9.0，在周浩數部作品中評價最高。有的人認為，這市長太棒了；有人將他視作災難。

紀錄片也不是那麼難拍

2001年，《南方週末》主辦了中國首屆獨立映像展，那次影展，另一位代表性的中國紀錄片導演杜海濱以DV拍攝的《鐵路沿線》獲得了最佳紀錄片獎。周浩也在影展上。只不過，這位後來以高產和水準穩定著稱的紀錄片導演，當時的身份還是《南方週末》的攝影記者。

密集觀賞了大量獨立紀錄片與實驗電影後，周浩突然確認了某個醞釀已久的衝動──紀錄片也不是那麼難拍。他在十幾人的場合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給我兩年時間，我一定會拍出比這更好的片子。」兩年後，他拍出了處女座《厚街》。

1999年入職南周的周浩，撞上了紙媒空前蓬勃也有財力開拓新領域的年代。但他已經不滿足於此了。

種子在更早前埋下。還在《貴州日報》當攝影記者時，周浩為《中國青年報》拍過一個麻風村小學的圖片故事。報導被上海電視台看見，電視台請他帶路，去村子裏拍電視紀錄片。那是周浩第一次見到紀錄片的拍攝過程。類似的經歷，斷斷續續還有不少。所有的好奇與躍躍欲試，終於在2001年迸發。

周浩不是第一次轉行。這位經歷過所謂紙媒最好年代的前記者，其實還曾是個工程師。擔任工程師的業餘時間，他在一個攝影函授班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月工資74元的年代，他攢下1000元買了部單反，並就此走上攝影記者的道路。

他曾沿着湄公河南下拍攝專題，也曾在三峽大壩蓄水前徒步2月穿越三峽；他還是伊拉克戰爭前，《南方週末》派到伊拉克的三名記者之一。1999年入職南周的周浩，撞上了紙媒空前蓬勃也有財力開拓新領域的年代。但他已經不滿足於此了。

曖昧而複雜的游走在黑白之間

做久了記者，周浩不太喜歡人和物只是工具、拿到想要的素材就算完成任務的工作狀態。再客觀的新聞也存在預設，而紀錄片也許是更能傳遞真實的媒介。很快他覺得，紀錄片好像也不代表真實，構造出的影像世界只能體現部份的真實。他寧願選擇曖昧而複雜的游走在黑白之間的混沌狀態。

有時他的鏡頭像「牆上的蒼蠅」，不讓拍攝者知覺到它的存在；有時它劇烈地介入衝突，探討的反而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如英文名被取為「利用」（Using）的《龍哥》。他不諱言與阿龍交往的目的是拍片子──儘管他不時賙濟阿龍至今仍保持聯絡；他也不介意阿龍在鏡頭前的表演，「如果阿龍這個人不說謊，你覺得他還是阿龍嗎？」表演也是真實人性的一部份。

現在我還在中國拍片子，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一直拍下去。但是拍下去的話，你得有一些技巧或者生存的方式。

周浩的理想狀態是混沌，他喜歡用《西藏一年》舉例。這組電視紀錄片由生活在英國的中國獨立製片、導演書雲拍攝，她帶着攝制組在西藏江孜住了一年，記錄下普通藏民勞作、誦經、婚戀、慶生的生活點滴。有意思的是，這套題材敏感的紀錄片除了被BBC和達賴喇嘛認可，也在CCTV播出了剪輯版，在各方差異巨大的認知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點。「紀錄片跟即時新聞的區別，就是找到這樣的點。我又沒有先知先覺，為什麼能夠預測十年二十年之後的社會是怎麼樣子呢，所以我就盡我最大的力量，去找到這麼一個平衡點。」

周浩以同樣的標準量度自己的片子。「現在我還在中國拍片子，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一直拍下去。但是拍下去的話，你得有一些技巧或者生存的方式。而且我也並不認為，真正要為這個國家做事情的人一定要站在中環去喊口號。」這既是表達上的收斂，也是生存智慧。「你需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做。我覺得這個世界上真正有智慧的事情是需要去溝通的。」

關於紀錄片，周浩談論了些什麼

端傳媒：您拍過不少關於體制、關於系統的片子，您覺得自己有觀察、研究體制的情節嗎？

周浩：每個人做片子，都跟這個人的人生經歷、他對社會的理解、他讀過什麼書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我做過記者，我對中國社會的這種興趣，可能就是我以前的職業經歷決定的。為什麼我的題目都會跟一些社會機構發生關係，本身我的興趣點就是那個方向，那個系統的東西只是被歸納出來的。反正你願意去跟這個社會進行這種接觸。

端傳媒：您的片子有文學性嗎？

周浩：這個文學性是外面人去歸納的，甚至說我的片子是不是紀錄片我都不關心。我覺得我做的還是一種媒介、媒體，用影像來講我所講的故事，只是這種講故事的方式被別人稱之為紀錄片，而且它還能混跡於各種電影節。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一種說話的方式，而且我還能繼續說下去，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端傳媒：您覺得您是悲觀主義者還是樂觀主義者？

周浩：我覺得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其實我的片子裏淡淡的憂傷是有的，甚至有些失落也是有的，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小小的亮點在裏面。只有你充分去理解世界、人生，也許它就是這樣的。哪有那麼多樂觀的事情，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抱着樂觀的態度活下去。

端傳媒: 您認為最好的講故事的方式是什麼？

周浩:我只能說這種方法是最合適我、我也能找到自己存在感的一種方式。比如說柴靜那個（編者註：《穹頂之下》），她也在講故事，她也在闡述一種觀點。你有沒有發現柴靜在做的事是用她最擅長的方式？她需要那種娓娓道來，她自己也足夠地煽情、足夠地能調動觀眾，她能夠採訪到的那些資源也是只有柴靜才有的資源。它是一個別人無法去拷貝的一個動作。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來表述，來影響他人。我們做的和她做的實際上是一個類型的東西。在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在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在講他們所講的事情。

端傳媒：您怎麼看待柴靜的《穹頂之下》？

周浩：當我看到這樣的片子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有一個興奮點的。因為它畢竟是在當今的這種媒體環境、這種傳播方式下面，跟以前不一樣的一種傳播。你會發現中國社會它是充滿無限機會和可能的，比如柴靜片子它三天時間的訪問量是3億2000萬。

端傳媒：您怎麼評價行動主義紀錄片？

周浩：我只能說我不會那麼去做。甚至說我現在不去做，我也不排除有一天我可能會去做。它是一種類別，我可以忍受，但是我覺得我不會那麼去表達；也許我會比他們顯得更加所謂「老奸巨猾」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