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法兰克福后说英语的德国人越来越少,到科布伦茨简直两眼一黑,找不到人问路,摸去”德国之角”看了一眼,又摸回火车站搭德铁去特里尔。
天色渐暗,开始飘起雨来。去特里尔的是“地方级”列车,车厢窄,椅背高(且不能后仰),速度慢,反而带来一种不慌不忙的漂泊感。列车沿摩泽尓河上行,水和山都是青灰色,河边偶尔可以看到露营者的帐篷和炊烟,天慢慢黑了,车厢亮起黄色灯光,简直称得上温馨。
去特里尔只是因为它是马克思的故乡,可为什么要去马克思的故乡呢?也许只是因为有了德铁通票,物尽其用理所应当。德铁是个靠谱到神奇的存在,在德国呆了三个月,几乎总是分秒不差。歌德说“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人厌恶”,某天我在ICE(德铁中最快的一种)上翻书偶然读到这句时,立刻政治不正确地心有戚戚然。保罗·索鲁说,最好的旅行都存在于回忆里。对我来说,最好的旅行存在于秩序井然的间隔里:准点火车上除了读书只能看着窗外高大杉树走神,自助早餐吃撑后的自由溜达时间,给自己放假不用赶路的半个下午,第二天票已订好在河岸、海岸放心发呆的晚上──两次诡异地把岸敲成案字,足见真实生活是文案堆积,惨案一桩。
泰国并没有神医,只有混乱的交通和从不守时的巴士,然而“不靠谱”正是他的解药。
读过一本非虚构,写日本“垮掉”的宅男一代。所有湿乎乎的细节都忘了,就记得一件事:那个主人公因为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秩序井然的日本,每隔大半年就要飞去泰国治疗。泰国并没有神医,只有混乱的交通和从不守时的巴士,然而“不靠谱”正是他的解药。与此类似,在关于德铁准时的书写中,也总是会有人(通常是中年女人,脸上写着世事洞明)担忧地说,“是啊,很准时,问题就在于太准时了。”
刚到德国头一个月,我们几个“媒体使者”每天早晨集体坐4路车去汉堡大学上课,有人聊天,有人看书,有人在默默观察车尾读古兰经的土耳其大爷,那阵子我一直在kindle上读《现代性与大屠杀》。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德国的公交车上读这本书,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马克思故乡看看一样。也许是因为公交车也太准时了?齐格蒙·鲍曼老师分析第三帝国属于“现代社会”(而不是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的返祖怪胎)的特征时说,“毁灭机器与有组织的德国社会从整体上说在结构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市中心广场的集市上,我看到了好些杂志,封面上都是露乳女郎,不知马克思老师会作何感想?
可是,当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很可能就是后来被叙利亚难民占领的那个)犹豫着到底是去克拉科夫还是萨格勒布,然后看到匈牙利的售票员麻利地打开德铁网站为我查票时,还是(充满敬意地)被震惊了。这种感觉和前些日子看 BBC 报道的感受有点接近。当难民们最终抵达德国,走出慕尼黑车站时,迎接他们的是德国人欢迎的掌声,还有准备好的食物和糖果。到底是德国。是的,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对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旅行者和一群风尘仆仆的难民来说,谁要在乎“太准时”这个“问题”呢?
特里尔是座漂亮的小城,早晨我沿着摩泽尔河小跑,青草味儿挥之不去。在市中心广场的集市上,我看到了好些杂志,封面上都是露乳女郎,不知马克思老师会作何感想?当然要参观他老人家的故居。那是一栋位于城市较偏僻的西南角的二层小楼,我跟着各种标语口号回顾了他的一生。马克思17岁读高中时就发现了社会的框架条件和强制性,“我们在社会中的状况,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他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他宣布,“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再后来世界被改变了,再后来世界被改了好几遍,这里终于来了许多中国人,在出口处的留言本上抒发情感:
“您知道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很值得您去学习和实践!”──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灵魂的家园……卡尔·马克思,我们的上帝!”──一位陕西游客。
“马克思故居真美丽。”──一位显然是在练字的学童。
“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永远传承下去!”类似的留言最多,有人工工整整写了两遍。
“马克思先生,您有一套大房子,还有后花园,这是我们奋斗一生的梦想。”──一位“中国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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