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卡帕宫最近新增了中文语音导览，应对不断增加的中国游客，毕竟，现在只要上网填个表就能拿土耳其签证。从1465年至1853年这里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城内的官邸及主要居所。我们先去的后宫，在各种马赛克（此处取其本义）墙壁下，满脑子都是苏丹的奢靡淫乱生活，也不知这种戏剧画面从何而来，早些年看过的西方恶搞电影？但也一时无法具名。
过去是另一个国度，记忆在里面不断修饰加工自我生长。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面反复提到huzun一词，中文译作“呼愁”真是音义兼具。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世界几乎忘记了伊斯坦布尔，而它在2000年的历史里从未被人如此轻视。帕慕克笔下，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布满烟灰的公寓大门，雾中传来的船笛声，傍晚空无一人的市场，生锈驳船上的海鸥，驳船船身裹覆着的青苔与蛤贝，严寒季节从百年别墅的单烟囱冒出的丝丝烟带。
见到帕慕克是在他租的夏季别墅，位于马尔马拉海这世界上最小的海中的“大岛”上，穿过一片满是水母的海域后到达。大岛是希腊人的圣岛，仍有东正教教堂，不过经济危机之下已经看不到希腊游客身影。岛上只通马车，帕慕克先生穿着大短裤，几乎是从一大片绿色植物中钻出来迎接我们。
别墅有巨大的海景露台，帕慕克的书桌就在露台一角，“喏，我在上面写了40年了。”当然不是同一个书桌，可是不论到哪里，他都要买这样一块深绿色桌布，“就是赌场用的那种，特别便宜，哪儿都有卖。”桌上除了他的手稿、书、瓶装维生素，还有一杆自拍神器。帕慕克先生也爱自拍吗？“I do this all the time!” 拍大片和视频时，帕慕克先生把他的iPhone递给我，让我拍“这些拍我的人”，不时露出坏笑。我们问起“呼愁”，他继续坏笑，“可不要被我的外表骗了。”想起《伊斯坦布尔》里他玩的儿时游戏，在许多面镜子前寻找、隐蔽自己的镜像，镜像中的镜像。
可形式越来越成为内容本身，大概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吧。
作为一个写字儿出身的人，常常觉得镜头“浪费”惊人——拍摄对形式感有着天然的高要求，“内容”便要不可避免地打折。可形式越来越成为内容本身，大概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吧。在独立大街看了个以奥斯曼帝国为主题的摄影展，开篇说得很好：自1839年摄影技术诞生以来，它就成了现代性的表征，同时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它能够记录和展现，它声称准确与真实，这些都以复杂的方式连接了变动的现代社会。
我们继续在托普卡帕宫游荡。空中花园可以俯瞰大河一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就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意为“东方”。想象了一下来自东方的蛮族集结攻城的场面，然后意识到脚下的王宫就是“蛮族”建成的啊。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下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阴暗的珍宝馆里人最多，每个展格里都是一个国家送给奥斯曼苏丹的礼物，在LED小灯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英国、俄国、中国（清朝）……摄影展说，奥斯曼帝国擅用照相技术展现国威。万国来朝的珍宝馆展格则是立体的宣传照——我们不借用别人的眼睛就看不见自己。
出宫后大家都饿了，靠在栏杆上吃烤板栗。一个大叔凑过来搭腔，指着我们手里的板栗念念有词，做出欲仙欲死的样子，等他走了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viagra（伟哥）啊。卖板栗的小哥骂，他被晒昏头了。下一秒来了个说中文的土耳其年轻人，“你们是从中国来吗？我的朋友很想你们合影！”好吧。一个害羞的男生凑过来，合影，走人。照片的下落无从得知，当晚看到新闻，这一天就在托普卡帕宫附近，一群韩国游客被误为中国人遭到攻击。
正是斋戒期间，从托普卡帕宫走到蓝色清真寺，长长的古赛马场上坐满了等待当晚开斋的穆斯林。家家都有地毯，铺在草坪，席地而坐，切好面包，斟满葡萄汁，聊天，说笑，等待宣礼塔在8：50左右传出的宣礼词。此景和全世界令人放松愉悦的野餐并无区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反华游行”，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在向你的镜头微笑。这就是宗教仪式带来的美好的世俗生活吧，阿兰·德波顿《写给无神论者》一整本书都在写这事儿，可是要是不走出镜像，找到生活的实感，你还真不好体会它。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