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中立”的最后斗士：纳瓦利内的政治抗争与俄罗斯反对派的未来

“善与中立的最后斗争”是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博客的副标题，或许也是对其政治生涯的最佳概括。这句话出自他喜爱的动画片《飞出个未来》（Futurama，港译：乃出个未来）。

在俄罗斯的语境中，“中立”指的是社会的“犬儒多数”：他们蔑视政治，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得失，他们并不主动支持统治者，但不相信自己有任何改变大环境的可能，因而对统治者的一切决策都持默许态度。正是普京的长期统治形塑了这种“犬儒多数”，而后者又构成了维系其统治的基石。纳瓦利内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重新激发俄罗斯民众对政治的热情，撼动“中立”对俄罗斯社会的统摄。

一、自由派的新形象，克林姆林宫的威胁

2000年，时年24岁的法学毕业生纳瓦利内就已加入传统自由派政党苹果党（Yabloko，又称“亚博卢联盟”），但直到2010年代初，纳瓦利内才探索到属于自己的政治路线。他开设博客，撰写针对大型国企腐败的调查，积攒了许多人气，随后开设反腐基金会（FBK），跃升为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治家之一。2011年，他在与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名议员辩论时，将统俄党称作“骗子与小偷党”，从此这个称号几乎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别名，以至于克里姆林宫一度考虑将其更名重组，而普京也开始倾向于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

2011年秋，他与另外两位著名反对派政治家，前副总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就反对派在随后举行的国家杜马（下议院）选举中采取的策略展开辩论。涅姆佐夫认为应投废票，卡斯帕罗夫认为应抵制选举，而纳瓦利内则提出了日后将成为其招牌的抗议投票策略：投给统俄党之外的任何政党，最后纳瓦利内赢得辩论。事实证明，正是他的策略取得奇效：仅仅依靠大规模舞弊，统俄党才勉强获得49%的选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舞弊证据激怒了大量民众。

2011年12月5日，纳瓦利内举行了第一次抗议选举舞弊的集会，登场发表了他载入史册的演讲。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甚至可以说极具煽动性。他不断使用“不遗忘，不原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普京是贼”等口号与民众互动，他愤怒地喊道：“他们说我们是网络仓鼠，是的，我就是网络仓鼠，而我要咬断所有那些畜生的喉咙！”这样的演讲对于以老知识分子为主的俄罗斯传统自由派而言可谓闻所未闻，甚至在没有公共政治传统的俄罗斯也属新鲜事。许多不适应纳氏风格的自由派称之为“元首式的演讲”，但正是他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抗议集会的面貌——两三百个知识分子在莫斯科市中心轻呼一些不痛不痒的关于民主、自由重要性的口号，与其说是抗议，更像是在哀叹、抱怨自己的理想不为愚民理解。而纳瓦利内的横空出世恰好打破了老自由派的自恋和哀伤形象。

2011到2012年的抗议潮，最终发展成持续半年之久的当代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抗议，并团结了体制内外左中右各路反对派政党，吸引十几万民众参与，其中有许多正是原先不问政治的“犬儒多数”。纳瓦利内的领导自然功不可没，而他也跻身俄罗斯反对派当仁不让的领袖人物。

这一轮抗议潮平静下去后不久，纳瓦利内趁势宣布参加2013年莫斯科市长选举。当局的回应是开始为其编织经济罪名，未料其数千名支持者立刻在莫斯科市中心发起抗议，当时尚忌惮民意的当局立刻令法院将实刑改判为缓刑。随后时任克林姆林宫政策设计师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决定将计就计，允许纳瓦利内参选，因为其5%左右的民调支持率只会让反对派遭受羞辱性失败。但纳瓦利内参选后并不遵守“陪跑”的潜规则，而是认真筹备宣战，最后拿到27%的票数，险些将官推候选人索比亚宁（Sergey Sobyanin）逼入第二轮。这次选举既展现了纳瓦利内作为政治家的无穷潜力，也让克里姆林宫觉察到他带来的巨大威胁。

二、转战YouTube，调查高官腐败

2014年，普京政权开始对抗议潮进行报复性反攻，反攻的战场却是乌克兰。借助吞并克里米亚实现的沙文主义动员成功将俄罗斯的“犬儒多数”民众拉回政权一边，恢复了被抗议破坏的绝对多数支持表象。2015年，另一位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外几十米之遥的地方被枪杀，俄罗斯的反对派运动陷入低潮。此时的纳瓦利内不仅人气下跌，还因为一系列拒绝谴责吞并克里米亚的暧昧言论，以及此前参选莫斯科市长的决定，开始被许多人视为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御用反对派”。

在短暂的蛰伏后，纳瓦利内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直觉嗅到俄罗斯媒体消费和社会实践结构的快速变化，并找到了新的发声平台——YouTube。从2015年末起，他开始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发布针对俄罗斯高官腐败的调查视频。这些视频调查本身水平过硬，又能把枯燥的经济数据用图像形式生动演绎，而作为主持人的纳瓦利内时常在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讲和对高官品位的辛辣嘲讽中迅速切换。渐渐地，他用这些爆款视频培养了一代不同以往、政治活跃的年轻人。

俄罗斯社会意识到这一点是在2017年3月，纳瓦利内发布了针对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腐败的调查长片《他不是你们的季蒙》，几天之内仅在YouTube观看量就突破500万（目前已将近4700万）。影片对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前程带来毁灭性影响：作为有着年轻西化知识分子形象的“体制内自由派”，他一直被认为不同于严酷的安全官员或普京腐败的白手套寡头朋友，然而纳瓦利内的调查表明，他在贪腐方面完全不亚于前者。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被免职，但此后在体制内很少再被视为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既然连梅德韦杰夫这样承载着年轻一代变革希望的官员也如此腐败，那就意味着整个政权已无可救药。

随后在纳瓦利内的呼吁下，俄罗斯发生了多轮抗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在154座城市吸引了近10万人参与。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许多城市当局都没有批准抗议活动，因此抗议者往往会面临警暴和拘捕。此外，对莫斯科100多名抗议者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半抗议者年龄在25岁以下，超过60%的人此前从未参与过抗议。纳瓦利内遇害之后，许多年轻活动者在纪念文章中都表示，正是观看这部影片和随后参与抗议的经历为他们带来了政治觉醒。

三、影响力辐射全国

许多看过丹尼尔·罗赫的纪录片《纳瓦利内》的人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他的团队成员时刻关注着视频的观看数。许多观众可能会据此以为，纳瓦利内是一个完全在线上与粉丝互动的政治网红。然而恰恰相反，他很早就开始着手将线上热度转化为线下政治动员架构。早在2016年底，他就宣布将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通常俄罗斯大选候选人只会提前三个月宣布）。随后，其团队在全国80多座城市开设竞选总部，吸引近20万志愿者，并众筹到2.4亿卢布（当时约合4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

在竞选期间，纳瓦利内访问了27座城市，对当代俄罗斯选举史而言几乎前无古人。他的造势受到严重阻挠，行程中有五分之一的日子在各地看守所中度过，且其团队几乎在每座城市都会受到不明人士袭击。最后，他还是毫无悬念地被以“经济犯罪”的理由取消参选资格。但是他的政治架构在这次选举筹备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并获得了原始政党的雏形。选举结束后，45个纳瓦利内的地区总部继续运作，他亦不断走访各地，挖掘当局贪腐情报，并了解民众的真实诉求，力图破除传统自由派影响力踏不出莫斯科、彼得堡两京的魔咒。

纳瓦利内意识到自己和团队成员不可能在普京的俄罗斯参加选举，这让他选择回到2011年大获成功的抗议选举模式。如今他对这套模式进行优化，并称之为“智能投票”——其团队志愿者将会研判每一个选区最有可能击败统俄党的体制内反对派候选人，随后呼吁支持者集体为该候选人投票。在2019年的地区议会选举中，“智能投票”在不同地区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功。在最关键的莫斯科市议会，统俄党仅仅依靠舞弊才勉强保住多数议席。而最大的成功来自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由于2018年自民党籍的富尔加尔（Sergey Furgal）在区长选举中取胜，统俄党失去了在当地选举中舞弊的杠杆，结果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此前占据绝对多数席位的统俄党几乎遭遇零封惨败。而到了2020年“清零”普京任期的修宪公投时，由于纳瓦利内团队选择的策略是抵制，当地的投票率亦随之降到22%，为全国最低。伯力的这两次选举不仅让统俄党原形毕露，也反映了“智能投票”对克里姆林宫“可控选举”政策的巨大威胁。

与此同时，纳瓦利内自身的人气仍在不断增长。他的YouTube频道在2020年达到350万订户数——就影响力而言，已接近一家国家级电视台水平，而在俄罗斯，受政权控制的电视台本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根据俄媒“重要故事网”统计，纳瓦利内频道上的146部反腐调查片共获得近9亿次观看，揭露了俄罗斯官员至少4750亿卢布（合52亿美元）的秘密资产，其中43%属于普京本人及其亲友。

政治分析师罗戈夫（Kirill Rogov）罗列了这一时期一系列民调数字的微妙变化：2021年，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度降到了2015年的二分之一，而在纳瓦利内的主要受众年轻人群体中更是降到了三分之一；近80%的受访者了解纳瓦利内和他的活动，20%的人表示认可；在2018-2020年期间，对他的正面态度翻了一倍，而负面态度则下降了20%；2020年，即使在普京的支持者人群中，也有14%的人表示支持纳瓦利内，而在2019年这个数字还只有4%。纳瓦利内已成长为一名全国级别的政治家，并且正在逐渐侵蚀支持普京的基本盘。

或许让普京下决心“最终解决”纳瓦利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20年夏天白罗斯百万人级别的大抗议，以及民选州长富尔加尔被中央派人逮捕后，伯力民众发起的长期大规模抗议。显然，克里姆林宫担心，纳瓦利内发起的抗议已经具备了滚雪球的初步动能，只需触发一定外部条件，就足以像白罗斯的情况一样，撼动政权。

四、中毒与最后的牢狱生活

随后于2020年下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内裤投毒、九死一生、亲自破案、钓鱼特工、勇闯狼穴——早已为人们熟知，它们已登上银幕，并且可能还会被一次次重新演绎。然而，一个主要谜团的确切答案或许永远不会为人知晓——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纳瓦利内在明知回国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在德国接受中毒的治疗之后，仍然选择于2021年1月回到俄罗斯？

多数纪念文章中都提到了纳瓦利内为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纯粹英雄主义，以及他作为政治家拒绝流亡，要与自己选民共命运的责任感。而前述专家罗戈夫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纳瓦利内故意选择回国自投罗网，甘当“暴君的诱饵”，随后抛出准备已久的关于普京黑海宫殿的史诗级调查，再加上先前对自己中毒的调查，三者叠加带来的震撼已足以掀起史无前例规模的抗议，从而完成对普京政权的致命一击。

然而，若果真如此，这就是纳瓦利内政治生涯最大的失算。《普京的宫殿》影响力惊人，且获得近四成受访者认可，但普京的腐败并未让俄罗斯社会的“犬儒多数”感到吃惊，并不足以让多数观众冒着严酷的镇压出门抗议。而中毒事件尽管得到了详尽、公正的调查，还有《柳叶刀》杂志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权威认证，然而这种结论对于“犬儒多数”而言，实在过於单纯，他们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国家投喂给他们的阴谋论——在中毒事件后几个月的民调中，得票数最高的解释竟然是“根本没有中毒，全是自导自演”（30%）和“是西方情报部门嫁祸于人”（19%）。结果，虽然纳瓦利内确实掀起了战前俄罗斯规模最大的抗议，但抗议人数并未超过2011年太多，且相较他的粉丝数、视频观看数，线下抗议转化率相当之低。

政治学家科列斯尼科夫（Andrey Kolesnikov）概括了“犬儒多数”的这种行事逻辑：不看、不听，远离坏消息，只相信官方说法。这样可以活得更轻松，根本不用思考。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接受当局提出的任何说辞，因此后来他们能接受战争以及用来为其正名的种种借口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者按照罗戈夫的分析，面对与政权直接对抗的风险，普通公民更不愿意相信调查所揭示的普京的卑鄙程度，因为那将迫使他们走上街头捍卫“善”，于是他们将冲突升级归咎于纳瓦利内本人太激进。在这场善与中立的最后殊死搏斗中，获胜的是“中立”。

纳瓦利内生前在囹圄之中的最后1125天是一场当局精心设计的酷刑。他27次被投入极为严酷的单人惩戒牢房，并在那里一共待了295天。在惩戒牢房中，他不能携带任何个人物品，并且被与外界近乎完全隔绝。当局为他罗织了11项刑事罪名，反而为他提供了会见律师以及在法庭发言的机会，成了他向外传递信息的管道。

正是在这非人的关押条件中，他从政治家变身为超凡魅力领袖。他把庭审最后陈词变成了一种陈述政治观点、谴责当局、鼓励战友的新体裁。他靠给监狱管理方撰写荒谬的申请书（如申请饲养袋鼠）嘲笑俄罗斯监狱的文牍官僚体制。他的笔记通过律师传出，变成社媒贴文。无数人每天都在盼着他更新自己的监狱黑色幽默段子。他不断与朋友通信，交流对时政和读书的感想。所有他向外界传递的信息都在劝勉大家继续斗争，不要绝望，就像写给好友阿尔巴茨（Evgenia Albats）的这张纸条一样：“一切都正常。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俄罗斯正在经历这个进程，而我们也在一起经历。我们会抵达的（很可能）。我一点都不后悔。你也不要后悔，不要沮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算没有，我们也会因自己是正派人而欣慰。”

然而这一切慰藉与希望却于2024年2月16日（或15日）在“极地狼”哈尔普第三劳改营戛然而止。这一次“中立”已缺席，获胜者是纯粹的恶。

五、纳瓦利内的政治理念

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纳瓦利内却始终有意回避纲领、理论和意识形态争论。有人用自由主义爱国主义形容他的光谱，有人用新民粹主义。他爱使用一些老派的，甚至有些陈词滥调的政治术语——人民、发展、民有民治民享、欧洲文明……但在实践中，他往往依靠自己出色的政治直觉行事。

2017年竞选总统时，他的竞选口号是“美好的未来俄罗斯”。他是唯一一个提出未来愿景的俄罗斯政治家，因为所有其他政客都只会把某段“光荣历史”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口号有着极为开放的内涵，因为它可以容纳各种政治派别对未来的想象，因而可以团结最多数力量。如左翼作家基里尔·梅德韦杰夫（Kirill Medvedev）评价的那样：你的观点和价值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一起赶走寄生于权力之上的骗子、小偷。

他从政早期，如今深受人诟病的那段与极右翼来往的岁月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2011年抗议潮前，极右翼是俄罗斯反对派光谱中最为活跃、最具政治能量的势力。因此虽然后来纳瓦利内曾不断为自己过去的种族主义言论道歉、悔过，但并不认为与极右翼合作就是个错误。但事实上纳瓦利内绝非没有原则之人：他曾因新纳粹领袖马尔岑克维奇（Maxim Martsinkevich）在其主持的辩论上呼喊纳粹口号并发表极端仇恨言论而不惜得罪极右圈子，将其举报给检察院，使得后者被判刑三年（尽管当局对后者更严重的暴力罪行视而不见）。

2017年创建地方分部、不断造访外省后，纳瓦利内政治愿景中的左翼色彩开始越来越明显。他意识到局限于公平选举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标准自由主义口号无法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他开始在反腐调查中强调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俄罗斯普遍的贫困。他开始频繁强调组建工会的重要性，甚至在入狱后也不忘在监狱里建起一个囚犯和狱卒“工业工会”。照著名俄罗斯观察家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的说法，他正在努力超越中产阶级和都市自由主义者的范围，组建一个由各行各业不满者组成的“厌倦者联盟”。

他对精英阶层的不满也因此更为强烈，而这种不满也波及到了极具精英气质的老民主派。去年8月，他发表了一篇如今可被视为其政治遗嘱的文章，激烈抨击老民主派，称正是他们的贪婪断送了俄罗斯改革的良机，最终导致如今的灾难。这些他曾经最爱戴的人，如今已成了他眼中“中立”的象征。

有时，在回避意识形态的同时，纳瓦利内会倾向于用贪腐解释一切政治问题。尽管纳瓦利内曾发布过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终战十五条，彻底与自己过去对克里米亚问题的暧昧立场切割，但其中仍倾向于把“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视作战争的根本原因。他的团队也被认为没有恰如其分地回应战争。开战后他们仍坚持调查俄罗斯官员的腐败，甚至被一些人嘲讽是是为了提高俄军入侵效率。

这种单一解释路径甚或也给他自己招致了最后的灾难。《纽约客》记者格森（Masha Gessen）回忆起自己与纳瓦利内就普京政权本质的争论。纳瓦利内始终相信他们只是“骗子和小偷”，即使在第一次被投毒后，他认为那也不过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因贪婪而杀人，而格森则认为，他们的本质是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事实证明，纳瓦利内终究低估了自己仇敌的疯狂。

六、俄罗斯反对派的未来？

纳瓦利内遇害后不久，其遗孀尤利娅·纳瓦利娜娅（Yulia Navalnaya）就发布声明，誓言继承丈夫遗志，引领反对派继续对抗普京政权。早在2021年，就已有记者发布了尤利娅的人物特稿，称赞其坚毅、果断的品质。而其他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也认为，尤利娅有代替纳瓦利内领导反对派团结一致的能力。

克里姆林宫已经将尤利娅视为重大威胁，并在其宣传媒介上发布了大量厌女性质的诋毁内容，以破坏她的声誉。

分析人士开始将尤利娅与白罗斯的季哈诺夫斯卡娅（Sviatlana Tsikhanouskaya）、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进行比较，但他们也承认，只要反对派无法回国开展政治工作，即使反对派内部做到团结，其辐射范围主要也只是海外侨民。她可以鼓励留在国内的俄罗斯人保持希望，但俄罗斯并不会因为有人在海外说了漂亮的话就改变，真正的改变仍必须从国内开始。

2017年在接受俄罗斯著名访谈博主杜季（Yuri Dud）采访时，纳瓦利内被问及心目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他说出了两个出乎杜季意料的名字：耶稣基督和曼德拉。因为前者“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他开创了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人们会遵从它，并为之献身”，而后者“实现了人民的自由，实现了国际与国内和谐。他在监狱里待了38年，还是实现了想要的东西。而且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

如今，俄罗斯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曼德拉，但全世界获得了一位新的弥赛亚。他用自己的殉道告诉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不要害怕，不要放弃，不要无所作为，善与“中立”的战斗没有结束，要相信美好的未来世界不会离我们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