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正在俄羅斯監獄服刑的俄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i Navalny）再次被追加刑罰。這次，他因所謂「組織極端主義社團」罪被追加十九年刑期，使得他的累積刑期達到三十一年半。如果將這些刑期服滿，出獄時納瓦尼將年逾七十五歲。
但對於曾被投毒化學武器的納氏而言，要在條件極為惡劣的俄羅斯監獄生存三十年並非易事，而在「極端主義」罪成後，納瓦尼還將被轉送至條件最為嚴苛、專門囚禁連環殺人犯和恐怖分子的「特別制度營」服刑。
儘管受到不間斷的身心折磨，納瓦尼仍抓緊一切尚存的渠道——主要是庭審發言和律師傳信，向外界傳遞信息。7月20日庭審時，他在自己的最後陳詞中將統治精英倚仗智識、拋棄良知稱為如今俄羅斯災難狀態的源頭。這段講話受到普遍好評，俄羅斯諸多演藝界名流紛紛錄製視頻朗誦其演講以表聲援。亦有文學研究者撰文分析納瓦尼的歷次庭審最後陳詞，並認為這些演說完成了「從口號到哲學」的昇華。
但8月11日，納瓦尼團隊發表了他在被追加刑期後撰寫的第一篇文章《我的怕與恨》，引起了反對派內部的攻訐和爭議。
文章延續了其上述講話的核心思想，但毫不留情地擴大了批評範圍，把矛頭直指從葉利欽家族到各路寡頭的1990年代形形色色的「民主派」與「改革家」。比起普京和他的克格勃隨從，他甚至更痛恨這些自己曾愛戴的人。他認為，因為正是他們為了現實政治目的（「智識」）而違背原則（「良知」），破壞法制、削弱議會、修改憲法、中飽私囊、僞造選舉、發動（車臣）戰爭，親手斷送了俄羅斯民主改革的良機，併為克格勃集團奪權大開綠燈。事實上，普京執政二十餘年來的一切攬權手段都在90年代由這些「民主派」先行示範過一遍。
隨後，納瓦尼擴大打擊面，點名大量素來與其團隊不和的反對派人士，包括但不限於曾被普京投入監獄的油氣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莫斯科回聲」電台主編韋涅季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自由派媒體人索布恰克（Xenia Sobchak）。在納氏看來，他們都是不顧原則的妥協分子，樂意為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Sergei Sobianin）這樣的體制內溫和派效勞。當未來俄羅斯再次面臨改革的歷史機遇時，如果不恪守原則，那麼如今的反對派就會重蹈90年代「民主派」失敗的覆轍。
納瓦尼的文章激起了自由派評論界的激烈論戰。在普遍表達對其處境之同情，望其儘快重獲自由的同時，批評者嘲諷他將「民主派」視為導致俄羅斯現狀的罪魁禍首是不分主次的做法；且文中對90年代改革失敗的刻畫與克里姆林宮為其威權統治正名而污名化90年代的敘事不謀而合。
支持者則認為，他對90年代改革者「愚蠢、短視和自私」的分析非常公允，此時強調這一令人不快的事實，確有鞭策新人之效應。亦有老一代民主派類比俄羅斯人有關對入侵烏克蘭是否承擔集體罪責的討論，談論自己對俄羅斯走向今日局面所肩負的罪責。
更嚴重的指責來自在文中被納瓦尼狠批的霍多爾科夫斯基、索布恰克和《新報》歐洲版主編馬丁諾夫（Kirill Martynov），他們暗示或明示納氏入獄後所寫的所有文字均系其團隊代筆。
誠然納瓦尼的收押條件確實讓許多人懷疑他能否在其中寫下那麼多文字，但政治文本畢竟有別於對獨創性有硬性要求的文學或學術文本，政治家提出核心論點，撰稿人潤色完成本就是種常見的寫作模式。8月16日《基輔郵報》發布的一篇調查再次將這一話題推向風口浪尖。作者援引尚未發表的「學術研究」，稱通過使用「文體分析」方法，判定納瓦尼入獄後的文章均出自其團隊成員阿爾布羅夫（Georgi Alburov）之手。不過由於證據極為有限、方法論模糊不清，這篇分析並沒有說服太多討論者，倒是引發了俄羅斯社交媒體上的段子創作浪潮。就連起初轉發報道的「代筆派」馬丁諾夫也在兩天後承認該文「質量低劣」。
另一些批評者指出，儘管納瓦尼堅持原則、拒絕妥協，但他和他的團隊內部也非聖賢，同樣犯過許多原則性錯誤：年初，其團隊理事會主席沃爾科夫（Leonid Volkov）被指在歐盟秘密遊說，試圖解除對部分俄羅斯寡頭銀行家的制裁。納瓦尼團隊前幾年取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投票」策略（為反對派選民指定各個選區最有可能擊敗執政黨的體制內反對黨候選人）本身也並非堅持原則的實踐，且它的成功並沒有帶來實際意義——靠該策略勝選的體制內反對黨議員（主要是俄共代表）在戰爭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不敢絲毫偏離「總路線」。更不用說納瓦尼自己過去的「黑歷史」——與民族主義陣營眉來眼去、公開發表仇外言論、對克里米亞歸屬問題的曖昧表態等——都足以讓他自己被作為反面材料寫入自己的文章。
最有分量的批評以俄前副總理科赫（Alfred Koch）為代表。科赫認為，由於被監獄長期阻隔，納瓦尼和他的團隊已逐漸喪失現實感。他的文章對烏克蘭的戰爭隻字不提，其團隊的議程幾乎和戰前沒有任何不同，仍專注於揭露普京政權的腐敗，這不僅不可能促成普京在戰場上的失敗，甚至開始讓親烏克蘭活動人士懷疑，他們的動機是想要提高俄羅斯的入侵效率。
老一代反對派政治家古德科夫（Gennadi Gudkov）也指出，目前俄羅斯幾乎沒有發生民主革命的可能，充其量只會迎來精英政變和通向新權力體系的過渡。因此民主反對派的當務之急本應是團結起來，儘快促成精英分裂，終結這場災難，然而作為最重要的反對派政治家，納瓦尼卻抱持一種政治清教徒立場，始終在忙於和其他反對派割席。
納瓦尼的文章引發了波瀾，也帶來了機遇。能否做到化分歧為團結，與此同時又不失原則，這將是決定俄羅斯反對派未來走向的關鍵。無論如何，納瓦尼的最新加刑和這篇綱領性文章的發表都會是俄羅斯政治變革進程中的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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