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晴的下午，张明贵（Minh Quy Truong）轻松了起来，甚至有些像是在参加一个下午茶叙。这是他第二次来香港，带着电影《越与南》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与观众见面。面前的他看起来仍然像是学生脸孔，有点无所畏惧的样子。在去年的康城影展，他的长片《越与南》大获好评，虽未斩获奖项，却很快有机会在全世界其他影展登场，得到许多正面回应。The New Yorker和The New York Times纷纷给出高分，赞美张明贵的叙事主题和他的影像节奏。他从现在居住的城市巴黎，开始带着这部作品环游世界。
我需要创造画面
《越与南》的故事聚焦于 2001 年越南的两位男同志煤矿工人，他们的名字即是耐人寻味的“越”与“南”，他们在矿坑里相恋相依。南想要偷渡出国，离开之前，两个人打算穿越丛林，寻找越战中失踪父亲的遗骸。镜头跟着两个人的旅程，隐约叩问了那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电影探讨爱情、亲密关系与战争创伤的遗绪，它跨越了同志情欲、记忆、身分认同、历史、战争、地缘政治等多个议题，是一部复杂又有厚度的电影。影像风格以张明贵过往熟练的纪录片写实为主，时而搭载诗意的场景和镜头移动，汇集成一部浪漫又悲伤的作品。
电影开场不久，张明贵用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矿井的深处，两个人躺在一起，空气中飘荡的灰尘，被拍得好像下雪。矿井深处像是星空还有矿石闪闪发亮。
对张明贵来说，《越与南》之所以重要，是让他有机会清晰地表达出他对越南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在的看法，“我们对生活的地方、国家、家庭都有很多感情，我想通过这部作品把这些感情表达出来。”
“我想捕捉一种浪漫，这种爱……虽然说起来有点俗气，但它是超越现实的。而且我也想连接空间——像地下煤矿和天空、外太空。所以这两个角色仿佛从地底走向天空。”张明贵写剧本的时候，不是以故事为基础的写作，而是根据画面来写的。他脑中有很具体的画面。以影像为出发点。视觉对他的电影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通过看到的东西能感受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他希望《越与南》这部电影不要以叙事为主，而是以影像和声音先行。
“对我来说，拍电影一直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总是需要去剪辑、去拍摄，不管是大项目还是小项目，我都想做，因为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去创造画面。”
在2019年年底，张明贵开启了《越与南》的创作，他想继续拍摄“家”与“无家可归”的电影。因为疫情，他有了更多时间写作和准备。电影在疫情之后开拍，整个项目大约持续了五年。
在此之前，他的作品《镜像之城：虚构家庭诗篇》（2016）（The City of Mirrors: A Fictional Biography）和《树房子》（2019）（The Tree House）结合虚构与纪录片形式，讲述了身分认同和家庭故事在不同年代的延展。前者更由他的父亲母亲亲自出演。电影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三十年后的未来，洪水泛滥的越南，重新看回自己当年在邦美蜀拍摄的家庭电影，借助这一段影像回忆自己的家庭生活。这部纪录片跨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作者的第一视角情绪放在虚构的未来，可是其中的家庭电影片段，又真的来源于张明贵的生活。
《树房子》同样是一个未来的故事，第一视角的旁述者来到了火星，本来想要在火星上拍一部电影。然而他却观看着从前地球上拍摄的越南山区族群的画面。在这种映衬之下，“家”的谈论更多层次，也更值得玩味了。
但《越与南》更贴近现实，它加入了真实的事件和历史背景，在曾经真实发生战争的土地上拍摄。对张明贵来说，《越与南》之所以重要，是让他有机会清晰地表达出他对越南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在的看法，“我们对生活的地方、国家、家庭都有很多感情，我想通过这部作品把这些感情表达出来。”
什么是家？
“家”到底是什么？
我们出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吗？还是说我们自己选择、自己建设生活的地方才是家？我觉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作为人类，我们总是在移动……
张明贵出生在邦美蜀市，位于越南南部。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离胡志明市330公里，常驻人口五十万。1975年，邦美蜀战役就在这里发生。
“但那是我的家吗？我们出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吗？还是说我们自己选择、自己建设生活的地方才是家？我觉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作为人类，我们总是在移动：从小时候和父母住的家，搬到城市求学，然后留在那里生活。有时候我们会回老家探望父母和邻居，看到故乡的变化。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有时我们还会移居国外，在那生活十年后，那个地方也会变成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在那里建立了记忆、组建了家庭。有了记忆，那个地方就不再是新地方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会想念那里，在那里时又会想念这里。”
“家”这个概念在张明贵的心里从来就不清晰，也不应该清晰。生活越久，记忆越多，“家”也许更存在于记忆中，而非现实里。
两位主角越与南在电影里穿越森林、河流、矿区、战场。这些拍摄地点有些是张明贵非常熟悉，有亲身经验的，一些是他为了电影特地寻找的外景。
那座陈列着遗骸的博物馆张明贵很早就去过，一去便大受震撼，就一直想在那拍点什么。他让电影里角色去参观博物馆，就是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拍电影对我来说，是把自己或他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融合进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记忆，我喜欢在电影中把这些连结起来。”有些场景在他家乡拍摄，比如那个通灵场景。也有特地寻找的煤矿，特地搭建的地下矿洞布景。
有时我们还会移居国外，在那生活十年后，那个地方也会变成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在那里建立了记忆、组建了家庭。有了记忆，那个地方就不再是新地方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会想念那里，在那里时又会想念这里。
拍完电影之后，张明贵有时还会再去那些地点，“很有意思。拍完之后我再回去，就会通过电影的视角去看那个地方。所以某种程度上，电影本身也变成了一段记忆。”一种“虚构的记忆”，张明贵很难再把现实从电影中分离开来了。
每一次回访，他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变化实在太明显了，复杂的感伤就很难免。我不会去评判是否好或不好。主要是你记忆中的地方和现实中的地方之间的矛盾。你试图把记忆和现实对上号，但大多数时候这两者并不一致，而这些变化通常不是好的。”但如果一切不变，是否也很令人感伤呢？
在开放的最开始，他认为巴黎还不是他的家，至少要等到他能够流利地说法语之后。
《The City of Mirrors: A Fictional Biography》一片之中有一幕，张明贵的父母站在衣柜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身体，触碰摩挲着疼痛之处，彼此之间在对话，又像是在讲给镜子听。
“我喜欢那个壁橱，那个壁橱在那里很久了，”当家人望向壁橱时候，他们可以从中看到时间，可以透过壁橱看到家庭生活，“而且那个镜子真的非常漂亮。”在家里，每个人都会照镜子，观察自己。“这是我母亲和我父亲在那个衣橱前面自然而然就会做的动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更高或更深的意义。”
镜子是真实的，镜子里的画面有真实的东西，这种感觉于他十分特别。“当我看向镜子，我就感觉到了最亲密的东西。当我的母亲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我也感觉到她，这都是关于感觉的。“
张明贵尽量不去分析自己的感觉。但他的电影创作首先是从感觉和情绪开始的。摄影机对他来说也是一面镜子，在他的电影里，张明贵是透明的。
对学院失望
高中时，他看了很多美国电影的VCD和DVD，萌生了自己有一天要做导演的念头。大学时他进入电影学院，可不久就退学，追求独立电影制作。
“因为我很失望，在那学不到东西。”他指出电影学院的一个两难问题是，好老师通常应该是好导演，但好导演都很忙，没空教课。教课的老师往往不怎么拍电影。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我还是感谢学校，因为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分享友情。所以我感谢那段经历。不过我希望学校可以更好一些。”
他指出电影学院的一个两难问题是，好老师通常应该是好导演，但好导演都很忙，没空教课。教课的老师往往不怎么拍电影。
他主动假设，如果那个学校现在邀请他回去教课，他会答应，“虽然我有自己的项目可能会很难安排，但我理解学生的需要，因为我也曾是他们的一员。我也许是一个好导演，所以愿意回去分享。”在越南的公立电影学院读书并不便宜，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家庭也不算富裕。张明贵一直觉得自己和这些来自乡村的人是有连结的。
2019年他留学巴黎，因为电影学院未能毕业，他并不是为了文凭而去。“文凭对我来说不重要。对别人可能重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电影人就要拍电影。我们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文凭反而会妨碍你创作。因为你有了文凭，就会去教书、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你的生活变得太安逸，就再也不愿冒险去小地方拍戏了。所以对我来说，这样很危险。我就是因为这个才退学的。”
政府需要多被冒犯
电影在康城首映之前一星期，越南政府禁掉了《越与南》这部电影。在电影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认为电影的主题对国家和人民有“悲观、僵化和消极的看法”。报导普遍认为LGBTQ+元素并非电影被禁的原因，因为越南电影对多元形象多数持开放的态度。
独立电影制作在越南并不需要申请许可，张明贵一早就知道《越与南》的故事对政府来说可能比较敏感，原本不想送审，但因为这一次规模较以往更大，“可能是我自我审查，觉得能够通过，谁知最后还是不行。”为了顺利在康城放映，当地制作公司的名字就从出品方一栏拿掉了，变为菲律宾、新加坡和法国制片。
关于《越与南》变成禁片，张明贵没有紧张，他坦然地认为政府其实应该再多被冒犯几次，“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以为那是一种冒犯”。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封不住，“上网、旅行都太方便了。禁令毫无意义，只会破坏创作环境。我不会一直去想『如果……怎么办』，我只想继续拍下去。如果下一部也被禁了，我真的也不在乎。”
关于《越与南》变成禁片，张明贵没有紧张，他坦然地认为政府其实应该再多被冒犯几次，“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以为那是一种冒犯”。
面对这些，他早已经学会了抽离，在电影被观看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被冒犯，“我不评判观众的意见，也许有的观点可能过于简单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我不需要为我的电影辩护。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哪怕观众给他的电影贴上各种标签也没有关系。
“而且，越南的观众还是可以用torrent来下载这部电影，你知道torrent吗？”他笑了起来，“我喜欢torrent。”越南过去没有艺术院线，张明贵依靠torrent看了许多艺术电影和独立制作的影片。那段经历也是造就他迷恋电影的重要阶段。
又一轮放映结束之后，张明贵将再次回到越南。他心里复杂的情绪依然还在。
“《越与南》这部电影很奇特，观众反应也很强烈。每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创伤，是一种记忆，永远忘不了。你想要忘记，只能再拍一部。但新的电影又带来新的创伤，这就是做导演的命运。”
“上网、旅行都太方便了。禁令毫无意义，只会破坏创作环境。我不会一直去想『如果……怎么办』，我只想继续拍下去。如果下一部也被禁了，我真的也不在乎。”
张明贵说，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创伤。
“电影越大，创伤越大、时间越长。但同时，拍电影也是很美好的。从一个想法开始，把它写下来，去调研，去构建，最后把它完成，然后观众来看。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拍电影并不会赚太多钱，但我觉得没关系。像我这种导演，也许不需要太多钱。我不为了赚钱才拍电影，所以对我来说，这是自然的，是有机的。”
这种创伤有治愈的可能吗？
他说，治愈就是继续拍下一部新的电影。
林振東先生的照片去到另一層次了。太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