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阴沉的雨天没有阻止数以万计的法国人从荣军院门口开始他们的“反排犹”游行。
大游行在法国上下两院的议长倡议之下举行。法国主流政党几乎全员出动，除了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不屈法国”党没有参加外，社会党、共和党、绿党的要员，甚至极右的玛琳娜·勒庞（Marion Le Pen）和泽穆尔（Éric Zemmour）都出现在了游行队伍中。当然，这些政要大多现身之后匆匆离开，没有随现场人群走完从荣军院到卢森堡公园的全程路线。
参加大游行的人群以巴黎中产为主，队伍中极少见到少数族裔身影。很多人携家带口，让家中年幼的儿童也来接受“反反犹”教育。在卢森堡公园散场之后，一名母亲意犹未尽地向儿子讲解起巴以冲突历史，以及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就这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给予了犹太人一片建国的土地。”
中老年群体也是大游行的主力军，人群中很少有年轻面孔。“我没有去昨天的挺巴勒游行，因为那些人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哈马斯。”一名与其他参与者热烈讨论反犹主义的老者说。但他没有提到眼下的游行是否混淆了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延伸阅读：《以哈战争蔓延网络空间，伊朗、俄国和印度网军亦有参战》）
这位赞许大游行的老者还认为，法国政府缺乏对上月哈马斯暴行的回应，即使是姿态也没有做够，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系列“骑墙”动作，让法国的犹太社群非常不满。这种情绪在现场的标语口号中也有明显体现，而马克龙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来到游行现场，更加拉开了现场人群与官方的心理距离。
在马克龙之前，法国的巴以政策被一些舆论认为过于亲以，以至于割裂了从戴高乐到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中东政策的独立传统。但马克龙政府最近的种种表态又发出了不同信号。
其实，法国在几次联合国投票中表现出值得玩味的立场。此前四次有关本轮巴以冲突的安全理事会表决中，法国有两次投下了与英美不同的选项。特别是在对巴西提出的停火提案的表决中，法国投下赞成票，直接显示了与不要求以军停火的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盟国的差异。
在投票中，法国主张立即实现停火（cease fire），但美英只提出“人道主义暂停”（humanitarian pause）的名目。马克龙11月12日在接受 BBC 采访时直言：暂停是不够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立即停火。不仅如此，他还指责以军轰炸加沙“不具备合法性”，这是西方重要国家领导人首次对以色列作出类似表态。
这一系列比较特立独行的立场宣示背后，是法国社会内部压力骤然升高，巴以冲突大有本地化的势头。
最近两个月，公共辩论的主题似乎已经完全被巴勒斯坦问题占据，让过去的两年里占据法国人政治生活重要部分的乌克兰战争议题大大失焦。在里尔，一场有关马里乌波尔围困的纪录片吸引的观众屈指可数，他们大多是本地乌克兰侨民。在反排犹游行当日，巴黎街头的乌克兰元素依然悉数可见，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独家采访的封面几乎占领了所有报刊亭的广告位，但比起满街飘扬的以色列六芒星旗帜，“不应忘记乌克兰”的标题显得黯然失色。
10月初，法国内政部长以“可能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命令各省省长禁止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在里尔，法国总工会（CGT）北部联盟负责人因组织发放支持巴勒斯坦传单、呼吁和平集会，被指控“鼓吹恐怖主义”而被捕。后来由于马克龙在巴以问题上表态的微妙变化，亲巴勒斯坦的游行才开始获准。
然而，两方支持者的数量与构成对比鲜明。在巴黎，据称有1.6万人参与11日的游行，在雷恩、波尔多、里尔等地参与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的人数从几百至上千不等，与12日反对“反犹主义”的十万余人参与的浩荡场景相比，相形见绌。
支持停火的游行人群中，更多可见的是穆斯林移民、法共青年翼和一些其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LGBTQ+活动家等意识形态相差甚远的左翼团体。反排犹的游行人群则以犹太团体和中老年民众居多，其中有不少是二战时期法国犹太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将如今的时局重新置于二战时期维希法国（Régime de Vichy）的阴霾之下，在这种叙事下，反对谴责哈马斯的梅朗雄和其他左翼成了“维希刽子手的同谋”。（延伸阅读：《访谈犹太活动家：因为支持巴勒斯坦抗争，我被起诉“反犹”》）
一位11月11日在里尔参加支持停火游行的穆斯林学生看到12日游行的“盛况”感到不可思议，他未料想到两场抗议的规模相差甚远，也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会激起更多极右翼针对穆斯林的暴力。
而在里尔的北非马格里布移民街区，巴以冲突爆发后，也许是避免成为袭击对象，常年悬挂的巴勒斯坦国旗被悄无声息地取下。11日晚间，在里昂老城区，一伙手持铁棍和“迫击炮式烟花”的极右翼活动人士强行闯入了一场正在举行有关巴勒斯坦的活动的场所，导致三人受伤。随后，在 Telegram 上，袭击的视频开始在极右翼的圈子中流传，一些点赞者回复：“在里昂袭击亲巴勒斯坦左翼分子的人，干得好！”
在大学校园里，“战争”的硝烟也在弥漫。在10月13日的阿拉斯高中持刀袭击案后，法国各大高校加强了校园安全措施。里尔大学校长发给学生的公开信称，“任何试图在校园或者社交媒体上传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或宣扬恐怖主义的行为都会导致刑事诉讼和纪律处分。”大学教学楼的入口处增设了开包搜身的保安，这引起学生工会不满，校园里开始出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UNI=FACHO”（大学=法西斯）的小标语，随后被撕下又贴上，校方指责左翼活动人士进入校园煽动抗议，在一场针锋相对的肢体冲突后，校方再度加强安保措施。
上述迹象均显示出：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反排犹的既有共识与社会上愈来愈大的同情巴勒斯坦的情绪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而在法国在这个恐袭记忆被频繁刷新的国家，任何带有极端伊斯兰色彩的袭击事件，都很容易让公众联想起2015年11月惨烈的巴塔克兰剧院恐怖袭击和此前的《查理周刊》袭击。根据 BFMTV 的一份最新民调，高达7成的法国公众十分担忧国内安全问题。在挺巴示威和反排犹游行轮番上演之后，人们担心的是新一轮恐袭风险高发期是否会到来。（延伸阅读：《以色列记者艾米拉·哈斯：面对以巴局势，行动主义者的底线是不要绝望》）
而在国内视野之外，法国的学界和媒体还开始担忧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资深国际关系学者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在其个人 YouTube 频道上评论称，巴以冲突将欧美的双重标准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他呼吁法国的战略精英应该思考：为何希拉克时代的法国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受欢迎的西方国家，如今却不断失分，外交腾挪余地几近消耗殆尽。
而如果就连法国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分歧都在巴以危机中不断扩大，欧盟就更难在乌克兰等议题上说服非西方国家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