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2022年底中国政府放开疫情防控之后在北京举办的最大规模外事峰会。也是“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在2017年、2019年之后第三次举行。此次峰会也正好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概念的整十年。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习近平提出了“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八项行动”。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机制的正式组织化。根据第八项“行动”，参与“一带一路”的各国将“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将更接近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样的国家间组织。（延伸阅读：《专访环境律师张兢兢：环境法和国际条约怎样约束中国海外投资？》）
相比虽然扩员但未有形成组织化机制的“金砖五国”，“一带一路”的组织化进度明显更快，也将更以中国为中心。
新“八项行动”还反映出，中国在试图改变“一带一路”早期作为对外投资和资本输出项目和“战略”的定义。此前，中国官方宣传中已经逐渐不再称“一带一路”为“战略”，而是指其为“倡议”。（延伸阅读：《资源换基建：在刚果金的工地，看懂“中国模式”》）
此次提出的的新“八项行动”包括了文化交流、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监管和旅游交流等非基建和建设投资的内容。其中还提到了“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和“建设廉洁之路……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这些内容可能是针对此前被质疑的“债务陷阱”和在地腐败等问题而提出的。（延伸阅读：《多国请求债务减免，全球最大官方债权人中国要怎么做？》）
不过，外界观察指出，此次高峰会相比2017年和2019年的两次，明显在规模、覆盖面和受关注度上要有所下降。（延伸阅读：《巨龙与阴影：五年之后的“一带一路”》）
相比先前两次会议，此次高峰会中，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参与度均降至较低水平。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高峰会中，欧洲国家中有捷克、奥地利、瑞士、葡萄牙、白俄罗斯、匈牙利、塞尔维亚、意大利、希腊和阿塞拜疆派出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而今年的第三届高峰会，欧洲国家领导人中只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前往北京。其中欧盟国家领导人只有欧尔班一人。
多数分析认为，欧盟国家的参与度低和中国无法与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切割有关。本届高峰会是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后第一次出国出席国际峰会。因普京和北京的关系继续保持密切，欧盟已经多次表达了不满。
上周访问北京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就在10月13日于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批评了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人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但也没有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说服俄罗斯停止侵略……这种拒绝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做法，在欧洲并不受欢迎……中国必须做出重大努力，让乌克兰人民相信中国不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友。”
此外，中国在欧洲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受到了其他阻滞。其中包括了意大利等国的安全审查和不满。今年七月，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Guido Crosetto）公开表示加入一带一路是“糟糕的决定”。随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访美国，在和拜登会面中讨论了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等事项。预计意大利将在本次“一带一路”高峰会结束后宣布正式退出。
这反映出，俄乌战争实际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最大隐忧之一。“一带”在陆地上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规划，都聚焦于加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而战争既降低了这一“互通”的水平，也影响了作为“互通”基础的中欧关系。（延伸阅读：《竞逐欧亚：中国一带一路、欧美丝路野心、俄国欧亚梦与日本经济走廊》）
正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的战争危机也使得中东国家降低了对本次高峰会的参与。本来有望参与会议的埃及总统塞西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均没有出席峰会，而是派出了较低一级的领导人。网媒《中东观察》（Al-Monitor）的评论认为，这反映出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在峰会进行的同时，中东各国领导人都忙于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拜登联络应对加沙危机，这反映出“华盛顿在以色列-加沙外交中的独特地位是任何其他大国都无法比拟的”。
除此之外，亚洲领导人对高峰会的参与也有所下降。2019年时参与峰会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领导人本次均告缺席。其中，菲律宾领导人也缺席了此前杭州举办的亚运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发生了变化值得进一步观察。
另值得一提的是，塔利班政府此次派出了商业和工业部长努尔鲁丁·阿齐兹（Nooruddin Azizi）出席了高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