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3日消息传出，以小说《家变》冲击台湾文坛的经典作家王文兴于早前9月27日辞世，享年84岁。王文兴于1939年出生于福建，1946年随家人迁台。其作品《家变》被誉为台湾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流派代表作品，此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背海的人》、《剪翼史》等。我们为此邀请到台湾作家鸿鸿撰文，解读过去与当下，带我们深入王文兴的创作世界，及其闪耀至今日的文学魅力。
鸿鸿：作家、诗人，电影及剧场导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作者之一并参与电影演出。多次担任金钟奖、金马奖、费比西奖评审团委员。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1970年代之初，也就是王文兴写《家变》的年代。那时台湾开始有人开设速读班，有实体课程，也有函授。我因为爱看书，恨自己读书不够快，去上了几堂速读课，发现重点无非就是“略读”，一目十行，取其印象即可。读速没增加多少，反而读书的乐趣全没了，随即放弃。
然而，王文兴就是从那时开始，气定神闲地推动他的“慢读”理论。他在《家变》1978年洪范版序中声称：“任何文学作品的读者，”──请注意，是“任何”喔──“理想的速度应该在每小时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过二小时。”
这种对读者的“横征暴敛”，其实对作者的要求，比对读者更苛──你的文字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细读？恐怕许多作者都要捏把冷汗。慢，表现在王文兴的创作时程上：一生伏案不辍，只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表现在他的美学上：用各种倒装词、错别字、甚至造字、注音、记号、字体变化、重叠、反复、逆反文法、空白，来制造阅读的障碍，认为“流利是最大的敌人”；也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演讲和课堂，不论谈别人或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堂课只能讲几行，一学期只能讲几页。
杨德昌在《一一》中说：“电影发明了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延长了至少三倍。”王文兴的哲学刚好相反：“我一分一秒地感觉人生，便是延长人生。”他不是要把别人的人生据为己有，而是要用力地、认真地、分分秒秒把自己的人生嚼出滋味。
怪文字：引发轩然大波
这是第一本跟白话文运动以来文学家们苦心追寻建构的“优美中文”正面对决的小说。
还在念台大外文系的1960年，王文兴和同学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因缺乏发表园地，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藉著推介西方现代派作家及作品（第一期就做卡夫卡），鼓吹文学主题及技巧的创新，影响匪浅。王文兴是其中走得最前，也走得最远的一位。留美归国之后，他开始写作《家变》，历时七载，于1972年完成，先在台大外文系学刊《中外文学》连载，隔年出版，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这道大波有其时代背景。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正统中国”的代表性一夜溃散，举国面临信心危机。这时候居然有人出版一本小说，冲撞家庭的道德伦常，推翻中文传统的标准，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无比刺眼，活该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可以说，这是第一本跟白话文运动以来文学家们苦心追寻建构的“优美中文”正面对决的小说。
当时谩骂者不少，积极拥护者则如杨牧、朱西宁、以及“新批评”的推动者颜元叔；也有些人持保留意见，如林海音：“《家变》中的怪文字有的地方是文不文，白不白，看到最别扭的地方，我自然不免要停下来推敲推敲，后来我索性不管它文字的变化了，因为我急欲了解的，是它的人物，它的动作，这样一来，这些怪文字对我来说就有些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