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台商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富士康（Foxconn）宣布从印度撤走195亿美元的投资，距离整个项目开始不到一年。2022年9月，富士康与印度韦丹塔（Vedanta）矿业资源公司宣布合作，在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老家古吉拉特邦（Gujarat）投资建设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工厂。新的合资企业由韦丹塔持股60%，富士康持股40%。
这原本是莫迪政府希望把印度打造成全球半导体制造中心的核心项目之一，因此有不少观察家认为富士康撤资会打击印度的半导体制造大国之梦。但事实是，富士康仍在印度扩张，而这次撤资很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合作失败。（延伸阅读：《为建工厂拆了美国小镇，富士康却想抽身而退？》）
印度近年来在努力打造产业政策，早在2019年，莫迪政府就发布了“国家电子产品政策”，表明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中心的愿景。2021年底，第一个针对半导体生产的国家激励政策——半导体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出炉。
印度对半导体晶圆厂的激励开始时根据制程节点的大小而定——只有制程节点在28nm及以下的，才能获得最高一档的财政支持——可达投资的50%。但2022年9月，印度政府修改了针对投资100亿美元及以上的半导体生产的激励计划，对所有半导体晶圆厂和液晶显示器制造项目提供50%的财政补贴。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富士康联合韦丹塔公司申请建厂，并期待印度政府将为之提供50%的财政补助。这也是富士康历史上对半导体行业的最大金额投资。
但这不是富士康在印度的第一次投资。早在2015年，富士康就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成立了印度新星移动公司（Rising Stars Mobile India），2017年在泰米尔邦（Tamil Nadu）建立了新工厂并改名为婆罗多FIH（Bharat FIH）。很短时间内它就成为了印度最大的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公司。每年能生产超过5000万台电子设备，并拥有超过2.5万名员工。在2022财年，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6000万美元。（延伸阅读：《探访印度富士康小镇：“印度制造”野心下的年轻人》）
直到目前，富士康的印度布局仍然和其在中国大陆的业务体量相差甚远。相比之下，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生产基地鼎盛时期有30多万名员工，日生产能力达到了50万台手机。（延伸阅读：《郑州富士康“逃疫”潮：工厂内外，被疫情撕裂的两个世界》）
因而，此次撤资事件对富士康在印度的主业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富士康的印度合作伙伴韦丹塔是印度主要的铝矿冶炼企业，同时还涉及铜锌矿产和油气行业。在传统行业增长率有限的情况下，它寻求与富士康合作进入半导体行业，恐怕是希望依靠政府补贴进入新的赛道。但问题也在这里，韦丹塔公司本身缺乏任何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的经验，就算作为合作投资方，近期宏观需求不足也导致其财务经营状况不佳。根据路透社报导，印度政府拖延发放政府补贴和项目进展缓慢，是富士康决定撤回投资的主要原因。
但撤资之后，富士康并没有放弃在印度投资半导体工厂的打算。笠日，富士康就表示将独自申请政府的半导体生产激励计划，并且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延伸阅读：《富士康的捷克西游记：欧洲标准重塑台式资本主义？》）
这并不是印度的半导体生产关联激励计划第一次面对挫折。就在富士康和韦丹塔合作申请补助的同时，来自新加坡的ISMC公司申请了政府资助的、价值30亿美元的项目，也因为合作伙伴被英特尔收购而停滞不前，而另一家新加坡公司IGSS提出的计划目前也暂停了。
半导体行业本身需要大量的前提投资，投资周期较长，并不能一蹴而就。同时印度缺乏配套产业，技术人才也有所短缺。印度电子产品制造业规模在2022财年达到了871亿美元，智能手机制造行业在内的电子产品制造领域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当地并没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半导体生产能力，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键零部件仍需从国外进口。从政策走向来看，中央和地方官员对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规律也认识不足。
不过，印度仍是目前全球供应链上十分有吸引力的中国替代品。随着欧美日益加速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印度对许多企业来说就像20年前的中国。其本土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业和汽车工业在未来都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消费者，未来发展预期看好。
在过去十年里，与中国吸收外资一直相对稳定的趋势相比，印度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加了将近2.5倍，从2013财年的343亿美元增加到了2022财年的848.4亿美元。尽管印度吸收外资的绝对数量仍不及中国（相比之下，2022年，中国吸收了约1891.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中国的增幅远不及印度。甚至，就连现在中印关系冰冻的状态下，中国企业对投资印度也依然充满热情，并没有因为过去中资互联网企业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印度受到排挤和打击而有所退缩。路透社于7月14日报导称，中国电动车和电池厂商比亚迪（BYD）将与一家印度本土公司联合，投资10亿美元在当地合资建厂，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