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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是团结还是放弃:五年后,中国#Metoo新一页带来的策略难题

这种悄然发生的策略变化,是一个顽固的性别权力结构下的女权运动所要遭遇的必然。

安徽省合肥市,一名妇女在一个食品摊位的临时帐篷里。图: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安徽省合肥市,一名妇女在一个食品摊位的临时帐篷里。图: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金云森

刊登于 2023-05-17

#金云森#中国#评论#女权主义

金云森,中国女权运动研究者

2023年4月,“一页folio”编辑范新、青年作家宗城、编剧史航等文化界人士接连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掀起了#Metoo运动在中国文化界的又一波浪潮。距离#Metoo运动在中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北航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已过去五年时间有余。

2018年之后,#Metoo运动的话题从未在舆论中彻底退场,这一次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文化圈”爆发的#Metoo浪潮,无论是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选择公开发声的受害者数目,都引人注目。或许还要补充,更让人感到惊异的一点是,这些被指控的公众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机构,在长久以来都保持着“女性友好”的形象,范新和其所在的一页folio,深耕人文领域,出版多本受到市场欢迎的女性主义和性别议题书籍;宗城是公开的#Metoo运动支持者,女性主义者同样是他自我认领的身份;史航也曾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推荐语。

五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公众的性别意识、泛女权支持者对女权议题的理解、公共讨论平台与讨论氛围、集体行动的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2023年5月中旬,议题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被最多人站出指控的史航的最后一条微博(同时也是他的置顶微博),仍否认性骚扰的存在,仅对受害者不好的感受表示礼节性的歉意。

与此前相比,女权主义者对“何为性骚扰”“权力关系中有无‘同意’”“何为性别权力结构”等问题的科普热情明显开始衰退。而另一类相关的子问题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施害者本人的亲友同事是否有“割席”的道德义务?女权男在女权运动中到底是什么角色?以及,男性,是否还是女权团结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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