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日本著名演员安藤樱来港担任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嘉宾，我重温了她曾参演的《小偷家族》。电影早段，三代人在屋里生活，相处温馨，如同一个普通不过的家庭，惟观众后来愈发明白，他们之间原来并无血缘关系，而是一班各有复杂身世、伤痕累累，却选择了相依相偎的“家人”。
没有血缘，是不是就不能够成为家人，提供家人般的核心支持、关爱、理解和信任？如果说是枝裕和籍电影抛出了这道诘问，上世纪的女性社群，大概便是以各种真实示范来回应：能够的啊。
这班女性之中，既有些选择跟其他单身女性住在一起，在群体中生活（见〈港中自梳女、姑婆屋：从古到今，不婚如何找到“自主”与“家”〉），但也有些选择了其他生活模式，包括了香港人较熟悉的：打住家工。这段历史并不湮远，一个个故事就在身边。
一、一则家庭史的回溯：与契妈、姑妈、“姨妈”的“家庭”生活
访问现已退休的岭南大学文化研究教授陈顺馨，问她关于南涌蕴贞堂的往事，她首先提及的却是自己的家庭史，包括她家族里的单身女性，还有女性之间的紧密情谊。
顺馨先由契妈与母亲的情谊说起。顺馨祖籍番禺，五十年代，当顺馨母亲嫁到番禺的另一条村时，人生路不熟，生下儿子后丈夫又常在外打工，奶奶又忙著打麻将，其时一位跟顺馨母亲年纪相约、于该村长大的单身女性，亦即顺馨的契妈，便会常到家里帮忙，契妈成为了她母亲那段时期的重要支援。
回望，顺馨指这种妇女之间的连结在当年是相当普遍的。“因为战后嘛，我妈1945年结婚，战后很多男人都死了，又或者像我爸那类要外出打工，常不在家，所以很多时候都靠女性维持家庭。”顺馨说那时常见单身女性“attach（依附）在一个不是她的原生家庭里面”，既像帮忙对方家里的事务，也像一起生活，她称这状态为“semi家庭式的生活”。而“上契”便是将对方纳入家庭，成为拟家庭成员的其中一种方式。
顺馨说：“我妈就经常都会提起这些姑婆。叫住姑婆先。”当“老姑婆”通常带贬意，讽刺女性“嫁不出”，“姑婆”就变成一个带亲人情感的暱称。
而且这种妇女连系也不只停留在番禺。在不同时期，顺馨一家都跟三位打住家工的单身女性各有不同的连系，她们分别是顺馨母亲的三家姐、大家姐与好姐妹“英姨妈”。至近二、三十年的清明节，顺馨不只会去拜祭父母，还会拜祭她们三位。
顺馨指，大姑妈在乡下经历过“不落家”（指女性出嫁后不落夫家，婚礼后便回娘家住，是自清朝开始已见于珠三角一带的习俗），来港后除了以散工的形式打住家工，没固定雇主，便是常跟几位结拜姐妹在一起。她们先是在调景岭租了眷村木屋，后来再合资购入赤柱马坑村的石屋，顺馨儿时也曾去过这所赤柱的姑婆屋。大姑妈退休跟搬到了赤柱，直至她最友好的姐妹后来选择回乡养老，她又跟其他姑婆相处不合，顺馨父亲便安排了她入住安老院。
至于三姑妈来港后则是受聘于中环的一户富贵人家，专职照顾雇主女儿，属典型的妈姐类型。由于三姑妈没自己的房子和社群，就视顺馨一家为娘家，逢假日都会带同物资回去。比如是由于雇主女儿比顺馨四姐妹年纪稍大，三姑妈每次回家便会把少主不合身的衣服转送她们，或让她们按著设计来车自己的衣衫。“好靓啊个啲裙仔”，顺馨形容，三姑妈“就像圣诞老人一样”。每到农历新年，彼时仍住在深水埗木屋、仍是小学生的顺馨更会隆重其事的过海到中环跟三姑妈拜年，姑妈会派利是给她们，“好巴闭（厉害）㗎”顺馨说。
是以当顺馨一家为三姑妈提供了情感支援，三姑妈则是在经济上支持了这位经济较拮据的姐姐一家。“知道我们穷，我妈不够钱，她就会给我妈一些钱。我妈常常都说，她很念这个三姑妈，她对我们有很大的恩。”
于是到三姑妈退休后无依，也就来了跟顺馨一家同住。观塘禾乐邨一个三百呎的公屋单位挤进了八九人，“我们就当她家人那样照顾”。至三姑妈晚年需要更多照顾时，才转到去安老院住。
至于同样打住家工的英姨妈，则是跟著顺馨二姨妈的好姐妹，闲时亦会常到二姨妈的家里。又因为顺馨搬到观塘后跟二姨妈住得相近，两家往来紧密，是以英姨妈也成为了顺馨成长中不时出现的长辈，俨如半个家人。英姨妈退休后，住进了观塘的一所佛堂，顺馨母亲便是该佛堂的中坚分子，两人再多了一层教友关系。至英姨妈离世，后事同样由顺馨一家主理。
“可能同乡啦，大家互相照顾，落到来香港，单身或者需要照顾，我们屋企都会扮演返这个照顾的角色。”顺馨形容那是“乡情”，尤其是大家都告别了家乡来到异地，都有意识保持姐妹关系，也会互相拜年。
回首，顺馨明白这些关系同样是时势使然。战后，既有大量人口从内地来港，同时因为许多商人来港经商，带来了外来资本，就出现了找人打住家工的需求和条件。是以香港当时吸纳了许多单身女性，让她们得以靠打住家工养活自己甚至家人。这班单身女性有的来港投靠亲戚，有的跟好姐妹一起买屋，有的住进佛堂等宗教场所，都各跟不同家庭或社群织成了支援网络。这处境变相造就了多个容纳著更多人的“家”，一班会彼此照顾的“家人”。“这些关系好得意”，顺馨说。
二、“提起妈姐，少主没一个不哭的”
换个角度，在妈姐的工作场景里，也能发现“家人”的踪影。
2018至2020年，自九十年代已开始研究自梳女的性别研究学者、前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叶汉明，跟现职圣方济各大学汤罗凤贤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的卢家咏做了一个“香港最后一代广东妈姐”的口述历史研究，访问了多位平均逾八十岁的退休妈姐，还有她们当年服侍的少主，资料库现于网上让公众参阅。其中很触动她们的主题，便包括了妈姐与少主之间，超越一般雇佣关系的深厚感情。
卢家咏先厘清，其实不是所有自梳女都打住家工，也不是但凡打住家工的都是妈姐。三十年代前，广东地区的自梳女更多在工厂缫丝，至丝绸业衰落后才南下到香港、澳门、南洋等地打住家工，亦即当住家女佣。至于战后打住家工的香港本地女性，梳起的也不多，多是纯粹为找工作。她们的雇主部份是来港定居的外国商人，也有些负责打理宿舍，至于到华人雇主家里照顾雇主子女的，才是今天指的妈姐。她们多拜观音，也常穿制服。
卢家咏是社工，研究照顾者政策、跨代家庭关系，让她特别感兴趣的，是妈姐所扮演的“非正式照护”（informal care）角色。卢家咏指，这种温馨背后确实有经济差异使然，是个全球照护链（global care chain）的讨论──当较富有地区的妇女投入职场工作，家里的照顾部份便无人负责，于是较贫穷地区的女性便去了填补那些空缺，昔日妈姐与今日的菲佣、印佣都一样。
吊诡地，打住家工既让这班较穷的女性实现经济自主，但她们其实亦没离开传统以来女性被期望承担的私人领域和“家”务，这跟更早年因著丝绸业兴盛而在工厂工作的自梳女处境不同。不过也正因为投身到别的家庭，长年付出情感劳动，自己又无子女，却又造就了一代难能可贵的“亲子”感情。
据两人研究，有的妈姐当年放假去看大戏或电影，少主也会随行去看，直如亲子时光；有少主失恋时揽著哭诉的对象是妈姐，而不是母亲；有少主结婚时，在给母亲敬茶后，便是随即敬茶给妈姐，甚至先于伴侣的父母；有少主出国读书，妈姐甚至会随行到外国照顾。
卢家咏续指，有些妈姐会称呼少主为“少爷小姐”，也有些唤“雇仔”（粤音gu1）。后者是雇主仔女的简称，但读起来时把粤语第三声的“雇”（gu3）变成了第一声的“姑”（gu1），又仿佛一种由雇主变成亲人情感的微妙转换。
叶汉明则指，聘请妈姐的雇主多是富贵人家，有的家里数千呎，甚至同时有多名工人，各专责煮食、司机、园艺、照顾孩子等家务，但由于这班母亲或常出埠，或在外忙碌，孩子很多时候都是由妈姐带大，“真是投入全身精力去照顾个孩子 ”。一边是常缺席的亲生妈妈，另一边则是担当了真实照顾角色、如同妈妈般的姐姐，结果就变成了“妈姐”。少主则通常会在对方名字后加“姐”字为称呼，像许鞍华执导的电影《桃姐》。
而且这些感情在妈姐退休后也常有所延续。叶汉明曾拜访新加坡的雇主家庭，她指所有已成年的少主，一提起妈姐就会想念得流泪，直哭得她惊讶又著迷，“真系没一个不哭”。她也见过少主在照顾他的妈姐退休回乡后，还会定期托“写信佬”越洋寄信给妈姐，二人透过书信维持连系。
据两人的香港妈姐研究，妈姐退休之后，亦有些少主会在年初一请司机接妈姐到家里过年。有些妈姐晚年住安老院，少主来探望属常事。有的甚至会邀请妈姐继续留在家里居住，又会定时给她生活费。两人亦听过少主为妈姐买下单位，让她退休后居住，直至百年归老。“太古城一带便有很多这些单位”，卢家咏道。在没有契约保障与退休金的年代，这些情谊有份支持过这班单身女性。
“我们一般理解这样的attachment是家人才会有，是基于血缘的，但他们建立出来的attachment来得比家人还要深厚”，卢家咏说道。
三、凉汤，冷眼
只是温馨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看〈香港最后一代广东“妈姐”：口述历史资料库〉，会看到男少主李先生在受访时提及，照顾他长大的桃姐，幼年时先是在乡下被亲生父母卖掉，十三岁时再被澳门的养母送走，原因是做生意的养父被行家暗杀，养母亦被骗财至无法再照顾她。
李先生指，所以即使他们一家没当她下人，但桃姐一直都自感卑微：“她常觉得她的亲生父母不要她、不爱她，养母又没有能力照顾她。她来时很担心再一次被人遗弃。”到了晚年，桃姐还是不习惯跟他们同枱吃饭，都是等到雇主吃完才吃，习惯了吃放凉的𩠌菜。甚至到后期李先生跟她一起外出吃饭，给她热汤，她也要待汤放凉了才渴。
而且这种卑微也并非桃姐独有。李先生接触过好些退休妈姐，他便发现很多女士都不喜欢被称为“妈姐”，觉得这是个带贬义的下人身份，此中有妈姐形象被媒体丑化的缘故。
李先生道：“因为你都能理解，在外面、在老人院有没有各种歧视呢，一定有。如果知道你是一个佣人，有很多人介意。所以我们访问很多老人家，婆婆是佣人的话，在老人院都不想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她说，可能，这个身份是社会最卑微、最下等的一个职业。那时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钱的人，男士就做苦力，女士就打住家工。”
做这专题期间，我也听过七十多岁的长辈提到，她当年原来也认识一位梳起唔嫁的同乡阿姑，从乡下出来到中环打住家工养家，经历也没那么温馨。长辈指，当年阶级观念分明，阿姑同样自感地位低微，晚年回乡后亦遭家人冷待。长辈说，当年父亲带著关爱之情劝她嫁人，便说过这样一番话：“做女千祈唔好唔出门呀，唔好唔结婚嫁人呀，唔系第日好贱㗎咋，你睇下你睇下𠮶啲‘梳起女’——古镇话就唔系讲‘梳起女’，系讲‘𢲡头囡’（粤音：laa1 hau4 nui1），揦起啲头发咁样，咪就系梳起啰——边个有好结局㗎呢。你依家揾到返嚟就识你系阿姑咋，第日你揾唔到返嚟，识你系老鼠咋! ”
（翻译：“做女儿的，千万不要不结婚嫁人呀，不然日后一定地位卑贱，要不然你看看那些‘梳起女’——古镇方言就不叫‘梳起’，而是叫‘𢲡头囡’，束起头发的意思，亦即梳起——有谁晚年过得好？别人现在尊重你只是因为你现在赚到钱，到你老来失去经济能力，在别人眼中便跟‘老鼠’无异了!”）
四、家是什么？
做这专题期间才发现，打住家工其实是祖父母辈的常有经历，几乎是“总有一个喺左近”。翻过几本五、六十年代的黑白旧相簿，也总会看到女士扎了长辫、穿白色制服的朴实身影。
在一般理解下，所谓寄人篱下，依靠其他人，虽不至无依，似乎也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如果世界向来动荡，家庭不必然是避难所，也不是人人结婚生儿育女，困顿、孤单才是人的常态，而人也总是在限制中寻条件，不由自主同时可以选择，那我们可不可以想像一种新的视野，一个对性别和职业的理解都更为平等、对所有付出与爱都更为珍惜的世界，在这视野当中，所有没血缘连系但真实地相依的关系，不会换来轻视、同情，也不会被视为例外，而就是一件值得珍惜肯定的、平凡而美好的事情？如同对方就是我们“chosen family”的成员？
家是什么？谁是可以陪我们走过人生路的家人？在《小偷家族》里，曾被父母家暴的女孩被警察送回到原生家庭后神色落寞，侧证那个一起在家门前赏烟花、到海边玩乐的无血缘的家，曾经如此丰盛，有爱，亲情在在。但这些关系原不只在电影里头，还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一如我们身边的契妈与契女、妈姐与少主、外佣姐姐与孩子、共同打拼的战友、无可取代的亲密伙伴，各式各样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
《小偷家族》有一幕，树木希林饰演的祖母初枝与安藤樱饰演的信代在路上聊天，信代不无感概的说了句：“或者自己选的家人，亲情更深”。初枝回复她：“就像我拣了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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