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江零在影院看了《好东西》。这是一部讲述女性友谊和母女关系的电影，上映后连续四周位于大陆票房榜首。看着片中的单亲妈妈铁梅，江零一下想到自己的母亲，她们同样独自搬重物、修电灯，把女儿抚养长大。
区别在于，电影里的铁梅生活在上海，从事媒体行业，家中有一大面书架；江零的妈妈陈叶出身农村，大半生住在江西小镇，拿着初中文凭。顶着计划生育的政策，陈叶生下两个女儿，在丈夫欠债外逃时独自抚养孩子，离婚后为养育孩子的钱发愁。
陈叶不是完美母亲，压力过载时她打过女儿。江零曾盼望逃离家庭和母亲，逃离和母亲相捆绑的小地方的一切。
逃离原生家庭的想法在今天的中国不再显得叛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践“断亲”，切断自己和父母或其他亲戚的关联。2024年春节，一则关于“农村悄然出现以家庭为单位断亲”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在小红书上，一位30岁的男生讲述自己如何“完成与原生家庭所有的物理切割”：放弃继承父母资产、微信拉黑父母并搬家。一位32岁的女生分享了更为温和的“精神断联”方法，“降低对父母的期待，不期待他们理解，不期待他们改变”，帖子被近三万人收藏。
常年关注中国家庭和亲属制度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将“断亲”称为“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家庭主义价值观”的公共议题之一。他认为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伴随着21世纪以来“原生家庭”话语在中国的流行：更强调亲子关系中的阴暗面，一方面评判父母权力中的问题，同时将把许多负面情绪和问题溯源于父母。近年，与父母断亲、不回家过年，成为许多人摆脱原生家庭的方式。
青春期的江零将童年的不幸福归咎于母亲。但长大后，江零做出另一种选择——去年，她彻底切断和父亲的联系，与母亲、妹妹建立三人家庭关系。
性别视角和女性主义为江零提供了重新理解、介入原生家庭的契机。2017年后，大陆#MeToo运动兴起，推动女性主义理论在互联网上的普及。江零是趋势影响下的一代。2017年她进入大学，关注朱军案、读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性侵事件让她本能地感到愤怒。后来，她接触到更多女性主义相关论著，听关于性别议题的播客，和朋友讨论家暴和妇女拐卖的社会新闻。她也重新和妈妈聊起婚姻，看见其中的困境。
江零不是孤例。面对自己、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一些人尝试在人生的起始单位建立新的可能。
我找到三位子女，他/她们的母亲都出生于七十年代。有人帮助离开丈夫的母亲到外地找工作，母亲在当了30多年家庭主妇后第一次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还有人和母亲成为“室友”关系，重塑家庭分工和共居生活。
聊起母亲时，我们常常聊的是日常小事：妈妈的语言、储蓄、家务劳动、和自己父母的关系。不同人的日常透露出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城乡户籍的隔阂。但当她们走入家庭后，却遭遇相似的母职与家庭困境。
——希望妈妈不再作为妻子或是母亲生活，这是子女们的共同期望。
她当初结婚是想要一个家
小时候，江零能从妈妈陈叶的语言里辨别她的心情。
叫她零零，是开心；没有称呼时，心情不佳。如果妈妈生气，她就变成“江家的女儿”：你是你们江家的女儿，你跟你爸一模一样。
还是孩子的江零认为，妈妈恨自己。初中时，她跟年幼的妹妹抢电视看，陈叶气得冲进屋掐住她的脖子，陈叶愤怒的神情在她脑中挥之不去。有次江零不听话，陈叶让她在搓衣板上跪到膝盖红肿。但夜里江零睡了，陈叶又进屋给她涂上有消肿效果的红花油。
或许是因为自己和爸爸长得太像了，江零这样想。爸爸在镇上出了名的好赌。她走在街上，无论是居委会主任或猪肉摊老板，人们看见她的脸就知道是那个赌徒的女儿。
她们住的镇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靠瓷器工厂和药厂运转的小镇经济落后，没有开通铁路。镇子所属的县城去年被查出违法代孕、多人在KTV吸毒的事件，使得这个地区鲜有地出现在主流新闻的版面。
2006年，江零六岁时，爸爸因为赌博欠下高利贷，逃去外地打工，在上海当过保安，后来辗转到广东做厨师。他一年回家两三次，凌晨来凌晨走。
爸爸外逃的那年，小女儿出生了。陈叶靠丈夫给的少量生活费抚养女儿们，有时丈夫手头紧，生活费就断了，夫妻二人总是因为钱的事吵起来。家里的食用油是没有品牌和包装的散装大豆油。江零带去学校的午餐盒里往往只有一个煎鸡蛋，她再去食堂买二两白米饭配。钱总是不够用。两个女儿去上学，陈叶就去镇上的工厂串竹席，一张赚3毛钱。竹片边缘锋利，陈叶手指上时常贴着膏药布。
江零记得，陈叶会给女儿们买八九元一小袋的知名品牌的卫生巾，自己却用十元一大袋的组合装杂牌卫生巾。江零在救急时用过那种卫生巾，走路时里面的棉花会散开，黏在皮肤上。
她们住的自建房外有一圈围墙。在江零记忆里，围墙内外的妈妈很不一样。陈叶周末出去和邻里边打麻将边聊天，笑到露出牙床。江零很少看到妈妈这样笑，她在家里总是面无表情地做饭、洗衣服。但她不喜欢妈妈打麻将，这意味着她要独自留在家里照顾妹妹。
很多事是江零长大后问起，陈叶才吐露出来的。陈叶告诉江零，自己一度想过抛下孩子们离开这个家。
能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是妈妈陈叶年轻时对婚姻的懵懂想象。九十年代，18岁的陈叶随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加上家中姐妹关系不好，陈叶觉得自己没有家。
镇上有个男人卖野味，黄鳝、青蛙、蛇，有时是禁捕动物，做这买卖钱来得快。男人很擅长对陈叶说漂亮话。21岁时，在镇上做裁缝的陈叶嫁给了这个男人，搬去了丈夫家。陈叶父母也支持，陈叶婚后能从农村户口随丈夫转入城镇户口，每月便能少交农业税。这是当时许多江西农民家庭的负担。
陈叶23岁时，女儿江零出世。她关掉自己经营的裁缝铺，成为家庭主妇，六年后生下二孩。镇上计划生育专员每天来敲门催缴超生罚款，那段时间家里大门紧闭。
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家。村镇上的家族兄弟通常造一幢房子同住，陈叶的丈夫家也如此，兄弟俩各分一层楼。在由两兄弟用红砖砌起的房子里，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住在二楼的奶奶是房子里的大家长，她时常坐在楼梯转角处乘凉，在那里能听到住在一楼的陈叶讲话。两个媳妇都是外地人，老人总向儿子们抱怨媳妇的不好。
在我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她已经用她的行动告诉我，当一个女人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她是可以反抗的。
陈叶不喜欢呆在这个房子里。她想了很多办法，外出做零工或去邻居家打麻将。每次麻将散场，走在回家的路上，陈叶心里就难过。
丈夫赌博的习惯在婚后显露出来。他很快在赌场输光家里的钱，包括陈叶锁在柜子的珠宝、金子，还有陈叶父母的养老钱。纹着花臂的高利贷放贷人曾拿着砍刀来家里催债。
相比于远方的爸爸，青春期的江零觉得是妈妈让这个家不幸福。升上中学后，爸爸有时会给她打电话，讲在外谋生不易。江零同情爸爸，在日记本里写下对父爱的渴望。陈叶曾试过以孩子要挟丈夫回家。她离家出走了十几天，在电话里劝说两个孩子去镇政府门口下跪，政府楼里有丈夫家的亲戚。
“即使她去威胁了，也只能用这种很苦情和畸形的方式。用小孩去威胁，最后也没有为小孩的基本生活拿到任何保障。”下跪那年江零读高一，记忆挥之不去，她怨恨妈妈。
没人料到，出走回来的陈叶会突然离婚。在小镇上，夫妻吵架、家暴都不是新鲜事。住在二楼的伯伯经常把妻子打到跑下楼呼救；邻居家的丈夫吸K粉（注：又称氯胺酮、K他命）、嫖娼，夫妻半夜打到头破血流，他们至今还在一起。
讲起妈妈决定离婚的那天， 江零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天陈叶突然回来，带着几个亲戚搬走家里的行李，牵着两个孩子离开，没有和二楼的奶奶说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妈好帅好决绝的一个镜头。在那里生活了14年，说走就走了。”
离婚是镇上的大新闻。一个没有储蓄和房产、临近40岁的母亲，结婚14年后带着两个女儿离婚，丈夫不敢相信，认定陈叶是被亲戚教唆。开庭那天，丈夫因拒绝离婚没有出现。法院判下离婚，陈叶把一张判决通知书贴在镇上的公告栏，另一张贴在丈夫家的门上。
如今江零回望，离婚是妈妈终于“纵身一跃”的时刻：“在我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她已经用她的行动告诉我，当一个女人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她是可以反抗的。”
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积蓄
等到家中两个儿子都搬出去住后，林顺爱离开了丈夫。
林顺爱一家住在广东东莞。丈夫在八十年代偷渡去香港做地盘工人，林顺爱随丈夫拿到香港身份。尽管丈夫平日独自蜗居元朗㓥房，周末才回东莞的家，他仍然是家的中心，妻子林顺爱和儿子们做事得看他的眼色。他常常生气，理由包括妻子做菜不合口味，或儿子维护妈妈。
林顺爱同样在生育后因照顾家庭而放弃工作。相较小镇上的陈叶，林顺爱的经济处境更好一些，丈夫每月给她的家庭开支费是三至五千元。但争吵仍然频繁，丈夫会指责妻子出门打麻将或照顾家庭“不尽心”。在小儿子林伟记忆里，妈妈有时会被骂哭。
一次和丈夫的争吵后，林顺爱带着行李离去。那时读小学的林伟和哥哥被父亲送去午托班睡了一个月。后来丈夫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把林顺爱劝了回来。林顺爱告诉儿子，那个月她在外租了个小单间，接下打扫卫生的工作。“她一直想要有自己的积蓄”，林伟回忆。
关于生育带来的经济影响，有大陆学者分析2010到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果显示，生育会普遍让家庭中女方的收入显著下降，加剧夫妻间收入的不平等。
在照顾孩子和丈夫的间隙，打零工成为林顺爱获取独立收入的方式。但丈夫要求林顺爱主内，不允许她出去工作。有时林順爱和亲妹、亲弟一起包粽子拿去卖，赚点外快，丈夫对此很不高兴。直到新冠期间，丈夫一度滞留在港，她才趁机做了一段时间看顾花店的零工。
“小时候我会觉得妈妈可怜，只能忍气吞声，”林伟回忆，“（她）被人赶就走，被人求就回。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舍不得我和哥哥，所以才这么忍受。”
十多年前，林伟考上广州一所大学的新闻系。那时校园氛围相对自由，林伟开始学习反思权威，他认为父亲一直对家人专制又蛮横，“因为家庭结构是一个人支撑家庭经济，他觉得什么都要满足和忍耐他。”林伟认为，这种家庭结构在中国很普遍。
林伟读大三那年的母亲节，父亲强迫他去奶奶家过节，因为这件事他和父亲争吵、决裂，彻底搬出了家。后来他在外地工作，又去北美洲外派。这十年来他几乎不再和爸爸对话，只单方面和母亲联系。
去年，林顺爱突然告诉林伟，自己因为没有按丈夫规定的时间回家，被赶出了家。这次她不打算回去，要去香港找工作。有同乡在微信群说，去香港打工每月能赚上万元，她想去试试。
林顺爱已经50多岁，这些年断断续续做过零工，始终没有正式工作的经历。
林伟一直支持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这个观念来自童年看的香港TVB电视剧。他印象最深的是“很有英气”的职场女性，例如《陀枪师姐》中的女警、《鉴证实录》里的女法医，以及郑裕玲演的一系列职场女主角。但现实是另一种样貌。大学毕业后，林伟从事市场营销，眼见公司领导层几乎都是男性，一位女同事在临产前一天还得忙碌公司方案。
一开始林伟也有担心，洗碗或清洁类的工作对母亲而言会过于劳累。他提出赡养母亲的建议，被林顺爱拒绝。一位朋友告诉林伟，母亲或许是想证明自己离开丈夫后也能过得很好。林伟对这句话印象很深。
林伟决定手把手教妈妈找工作。
把过去的自己带到今天来
“上大学后我才开始抛开爸爸的视角，从妈妈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婚姻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开小镇后，江零有了重新回看家庭的距离。
2017年，她去了省里的城市上大学。在大学和实习期间，江零结识各地朋友，一些人在小时候也被母亲打过，或也在情感打压式的表达中成长。一些“东亚子女”的共性浮现，她想那背后或许有系统性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共性之后，会变得勇敢一点。我意识到我们都受到同样的伤害，既然结构是这样，不如去做点什么，不是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很悲惨，那样也没什么用”。江零说。
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让她确诊抑郁。多数记忆关于母亲，譬如体罚和下跪，这些事推着她在高中后想逃离母亲。大学时她走进心理咨询室，通过讲述过去的经历，江零重新思考起母亲的行为和背后成因。
那是一个跳出个体处境的时刻。
她突然想到，妈妈从少女到少妇，到如今“成为即将绝经的女人”，她的欲望从来是被忽视的，“我妈妈也想有个人爱她”。
2021年读研究生后，她阅读更多了女性主义的理论书籍，包括《如何抑制女性写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也有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她的书在引入大陆后收获大量读者，作为通俗读物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卖出逾 20万册。出版界迎来女性话题热潮。同一时期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费兰特的系列作品引入大陆。江零喜欢费兰特笔下的母女关系，里头有亲密，也有嫉妒和压抑，这些部分读起来不坏，“我觉得是一种爆发力，也是创造力”。
顺着对女性议题的兴趣，江零去了女性情趣用品的创业公司实习。公司产品由女生主导设计，她们在例会上研究女性的性欲、性高潮，讨论情趣用品的舒适度。江零负责推广，她找来博主，但一些人因担心大众偏见拒绝了。在女员工讲解产品的视频下，有留言写“求私照”或指责女生放荡。江零发现多数人对性有很强的压抑和耻感。
她想起很多与“妈妈的欲望”有关的时刻。大学假期，江零把一瓶十几元的香水忘在家里。后来陈叶把香水用完了，她才知道妈妈也喜欢香水。有一次，江零发现陈叶会看言情网文，读了上百章。而父母离婚判决书上写著的“夫妻生活”的缺失，江零长大后才读懂。她突然想到，妈妈从少女到少妇，到如今“成为即将绝经的女人”，她的欲望从来是被忽视的，“我妈妈也想有个人爱她”。她开始给妈妈买香水、口红和面膜。
心理咨询师曾经告诉江零，跟过去和解的方式不是把过去的自己抛弃掉，而是要回去牵着她，把她带到今天来。“如果也有人能这样告诉妈妈就好了”，江零说。
她把在网上和生活里接触的事讲给妈妈听，分享台湾“玫瑰少年”叶永鋕的故事、被网络热议的家暴案，陈叶都会认真听。她在上海第一次看脱口秀，散场时打电话告诉妈妈，台上有60岁的大姐也在讲脱口秀，讲得可好，底下人都被逗得笑。
她给妈妈买了上野千鹤子的书，妈妈翻了两页，放在一边。妈妈不懂“父权制”“主义”“结构”，在江零看来，陈叶是凭借着本能往外走，“她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感受，所以她离婚了”。
但陈叶很少表达感受。大学时，江零主动和妈妈聊起过去。有次陈叶提到，她曾经想过抛掉这个家，但舍不下女儿们，离婚前她看着睡着的两个女儿掉眼泪。
“妈妈跟我描述年轻时的遭遇时，我常常觉得压抑，因为她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她心里也有很多创伤，这么多年没有渠道去抒发，一直是自我消化。”江零说。
研究生期间，江零回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她在日常小事里重新观察起妈妈。妈妈给工厂记账，她不会用电子表格，便买来笔记本，在上面画好线，一面纸设计成一个月的体量。她们一直租房住，下水道堵了，腰不好的陈叶每次都自己通，不让江零帮忙。通完后她发现管道很脏，又拿起洗衣粉帮房东清洗管道。
在妈妈身上，江零理解到“日常”的重要性。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陈叶独自扛煤气罐、修灯泡；当一位女性朋友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丈夫威胁人身安全时，她便每天下班后去朋友家，陪对方过夜。
“我以前也会忽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做什么努力，尤其是越琐碎的生活，越是不知道从中观察到的东西有什么力量，”江零说，“其实通过日常生活，你最能看到一个女人是怎么工作、劳动，在那个时候多给她一些赞美、鼓励，她会很快乐。”
江零开始在大小事上称赞妈妈，夸妈妈选择离婚的勇敢、夸妈妈记账细心、工作能干，鼓励妈妈多尝试新事物。
过去两年，江零也一直鼓励妈妈离开小镇。陈叶在镇上生活了40多年，离婚的决定无法改变沉积在小镇里的观念。陈叶不解，为什么镇上人仍然称呼她“小林的老婆”。有人向她打听小林的近况，说你们老了可能就复婚了。也有对单身母亲的嘲弄，陈叶带着小女儿去镇上吃酒席，邻居家的男人“开玩笑”问，这是你和新老公的孩子吗？
这种嘲弄不仅存于乡镇。2019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等机构发布一项单亲妈妈调查，在10个城市的调研中发现，逾六成单亲妈妈曾遭到“指手画脚”式的不友好言论，另有半数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因单亲遭歧视；报告还提到，消除公众刻板印象成为单亲妈妈对社会服务的核心需求。
今年三月，在江零的劝说下，陈叶终于决定去城里找工作。
比起年轻一代，江零认为妈妈的离开更来之不易。她观察她的高中同学大致有两类选择，一类人有家底，留在小镇上继承家业并结婚生子；另一类选择离开小镇，许多是像她一样的女孩，“如果你不逃离，就相当于被（当地的）文化规矩束缚住”。江零认为自己的离开更容易，“我有学历，也没有别的亲人要照顾，但妈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她的父母也不希望她离开，她做选择的资本比我们更少。”
江零为妈妈的决定高兴，“如果尝到过一次，你一定会记住那种自由的味道，有这种出走的权力掌握在她手里，比我们有更重要”。
去中心化的家庭关系
她们先是室友，再是母女，尊重彼此的界限，有各自的社交和私密空间。
四亿27岁，今年是她和妈妈舒莉搬出来住的第三年。她和舒莉在广州租下三居室的房子。同住前，母女达成协议：如果磨合不顺就分开住。至今，她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家。
家具主要由四亿添置，她在客厅铺上一张羊毛毯，闲暇时母女坐在客厅一起喝咖啡、看剧。每天下班后四亿最期待的事就是回家，路上她会买个蛋糕或米面包，回去和妈妈一起吃。
她们先是室友，再是母女，尊重彼此的界限，有各自的社交和私密空间。谈起家务，比起分工，更像是自然的分担。通常四亿起床时，舒莉已把家里打扫干净。四亿泡咖啡、做妈妈喜欢的饭菜，舒莉爱吃女儿做的爆炒。在以前的家里，四亿总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事，现在她更喜欢呆在客厅。
这个家可以有意外和出错，盘子允许被摔碎。曾经摔碎盘子后，四亿忍不住要看妈妈的眼色。现在两个人对着摔碎的盘子许愿岁岁平安。
三年前，四亿带妈妈搬离家，起因是一件小事。那年母亲节，一家人说好给妈妈过节，最后变成舒莉给全家人做饭。舒莉不喜欢、也不擅长做饭，但为了照料家人，下厨十余年。四亿看不过眼，和家人起了冲突。那天她决心要从家里搬走，没想到妈妈追了出来。妈妈提议想和女儿一起住。
在四亿看来，此前的家人氛围算得上和睦，经济独立的舒莉有自己的事业和房产，但在诸如做饭这样的家庭事务上，舒莉经常是退让的那个人。四亿爱爸爸，和爸爸有着良好关系，分开住“只是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在母女两人的家里，尊重比爱更重要。四亿喜欢直接表达爱意，即便同住时，她也会给父母写信，常对妈妈说“妈妈我真的很爱你”。四亿的直率性格，或许影响了舒莉，她从遇到分歧会积压情绪，转变为直接、自然的表达。舒莉现在会时常夸赞女儿，或告诉女儿此刻感到很幸福。
随着母亲年纪变大，四亿感受到母女的力量变化，她视之为客观上体能和认知的增减变化，无关于传统的家庭权力。“如果只是权力高低的话，我觉得会出现妥协、退让或者压制的情况”。她认为和妈妈的关系更多是“母女之间非常自然的保护、包容、照顾，甚至是教育引导”。
在母女关系的平衡上，江零也有相似的看法。她发现母亲做决策时会过度依赖自己，江零希望抹掉家庭中强弱区分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她想建立的家庭模式不是“弱者依附强者”，而是一种更去中心化的平等关系、一个安全的家庭空间，“你可以说出你的需求，我们三个人是绝对彼此尊重的。”
江零回溯过往家庭中的伤害，总是由言语点燃。她们太习惯用情绪来应对冲突了。在旧的家里，妈妈常与丈夫冷战，江零和妈妈的沟通方式是吵架，小女儿一委屈就哭，“但是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后来妹妹因为大学填志愿的事和妈妈起冲突，江零站出来拉住二人，帮她们梳理观点，把话说开。“让语言重新灵活起来，用来沟通，而不是用来发脾气。”
今年春节，母女三人回到小镇过假期，没有探访亲戚。除夕夜那晚，江零和妹妹一起散步，数天上的星星。突然听到远处有爆竹声响起，她和妹妹担心家里的小猫受惊，急忙跑了回去。
那一刻，她很喜欢当下的家庭关系，不用过节，不用遵循传统，没有在厨房里操持年夜饭的女人和饭桌上意气风发的男人，“三个女人一只猫，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不是浪漫的出走，但可以一起面对新的现实处境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离婚带来的问题和压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春泥在《离异家庭的孩子们》中提到，欧美国家中的离婚多集中于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港台及日韩也出现类似趋势，一定程度反映这些地区的离婚成本相对较低。而在中国大陆，离婚群体（尤其是离婚女性）集中于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离婚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冲击需通过个体拥有的资源来缓解。
不过，近十年来，中国离婚人群也出现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转移的趋势，单亲妈妈家庭的贫困化愈发普遍。这些阶层在面对离婚或关系破裂等情况时，拥有的对抗风险的资源仍然较少。
大陆目前没有针对单亲家庭的社会救助和支持政策，城乡差异又带来新的困境。在江零长大的江西小镇上，男性常常是家中经济里来源，很多农村女性照料家庭、做零工，就业竞争力弱，没有就职单位缴纳社保。陈叶一直自费缴纳最低档的养老保险，按现有标准，陈叶在退休年龄后每个月只有不到200元的养老金，而该地区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740元。
今年初，陈叶去了新的城市做工厂管理，江零一度为母亲离开小镇的决定感到兴奋。但这并非一次“浪漫”的出走，工厂里粉尘多、伙食糟糕，每天工作时长近12小时，陈叶做得不适应，几天后她辞职，来到江零生活的深圳找月嫂的工作。
在后来一次采访中，江零意外地流露出些许沮丧。
妈妈来到深圳后，江零每天下班回家得帮妈妈改简历、筛选岗位，和雇主沟通。她一步步教陈叶坐地铁，但妈妈没学会。琐碎的事务对陈叶而言也是肩头大山，如何回复雇主的信息也得问女儿。妈妈焦躁的情绪不知不觉地传递到女儿身上。江零发现自己独自建立的生活秩序正在被打破，她开始感到焦虑。
有一刻，江零觉得理论好像失效了。她理解妈妈受困于家庭关系中的父权结构，妈妈的依赖或许源于习得性无助，“可是有时候妈妈对我有情绪，把工作压力宣泄到我生活空间里，我还是会觉得喘不过气”。
但又一次，江零从个体处境里跳了出来。她问我：当从农村出身的女性来到城市务工，遇到种种问题时，如果没有亲人帮忙，她该怎么办？
在帮妈妈找工作时，江零发现，一些岗位要么限制年龄，要么有轮换早晚班的安排，隐性筛选了体力上吃不消的人。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可选择的工种很少，陈叶身边外出务工的妇女大多做保姆或月嫂，这在江零看来是一种“付费的母职”。
当农村女性来到城市后，要自己找房、学习看手机地图、坐地铁。找工作的信息差带来受骗风险，月嫂要经过中介公司介绍给雇主，一些公司会向月嫂收取中介费或要求付费培训，可信度却无法保障。江零最终通过社交平台帮陈叶找到雇主，她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年轻人帮助，母亲很可能吃亏。
林伟在帮五十多岁的妈妈找工作时，遭遇了相似的问题。
去年九月，林伟在深圳出差一个月，租了酒店房间把母亲接过来，专门教她找工作。这是林伟30年来第一次和母亲长时间单独相处。
当了30多年家庭主妇的林顺爱，要学的东西很多。林伟用了一整晚演示找工作的App，点击收藏、查看、返回对林顺爱来说都是新知识。面试交通要用到打车软件，林顺爱不会拼音，得学用手写输入目的地。这让林伟第一次发现地图软件上的字体和标识如此小，还有各种容易按错的弹窗，长辈版又缺少功能。林顺爱学得慢，说自己老了，学不会。林伟便鼓励她。这个过程让林伟百感交集，“我想起小时候她怎么一步步教我学东西，我觉得感同身受，让自己努力静下来教她。”
二人坐在餐桌前模拟面试，儿子扮演面试官，母亲回答问题。林伟传授技巧，面试中要讲故事、量化能力，如果被问起为什么来香港找工作，可以说因为和丈夫的矛盾离家出走，或许能博得面试官同情。林顺爱觉得没必要，就说儿子长大了，自己想出来赚钱就好了。
最终林顺爱也没能在面试里侃侃而谈。她去应聘一家寿司连锁店的洗碗工，面试官问了几个问题，特地看了看林顺爱的手。林伟去年在和妈妈一起包粽子时注意过那双手，皮肤粗糙，手背上分布着褶皱。那是一双做了三十多年家务的手。几天后，寿司店雇用了林顺爱。
林顺爱不到一个月就找到了工作，她的香港身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香港的择业环境和劳工保障相較完善，做洗碗工作的林顺爱每月有八九天的轮休，另有加班费、餐补、交通补贴和新人奖金等。
家庭空间不是你想逃就可以逃出去的。但是在工作里，至少现在她知道选择权在自己手里。
相比之下，从小镇到城市的江零母亲面临着更脆弱的现实处境。
“妈妈在个人层面抛给我的这些难题，对我来讲很艰难。是不是还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她们没有合理的权益保障体系，所以才让她们更加无助？”江零说。
当母亲从家庭里出走，面对的新挑战是工作中的偏见和劳资关系的不对等。我问江零，相比于婚姻，工作是否为母亲提供更好的处境。江零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她观察，工作中的陈叶会结交新朋友，有薪酬回报与成就感，最重要的是有离开的选择权。
“家庭空间不是你想逃就可以逃出去的。但是在工作里，至少现在她知道选择权在自己手里。”江零說。
林伟察觉到，林顺爱独立工作后变得开心多了。拿到工资后，林顺爱花好几千给大儿子的孩子买了金手镯，以前这类支出必须征求丈夫同意。她在元朗租住的独立单间不到五平米，每月约5000港币。她看中这间房的飘窗，她拍照发给林伟看，阳光能照进屋内。
林顺爱经常给林伟讲述工作见闻。在餐厅里，每个员工得有自己的英文名，她用中文名中的单字拼音作为工作名。有客人进店，所有人要用日语说“欢迎光临”，她花了不少时间才记住发音。她抱怨每天要不停地洗手消毒。她认识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同事，两人用粤语聊天，后来不知怎么又有点小矛盾。和她关系更好是一位同样从广东来工作的同乡，每次从大陆回来，彼此会带些家乡特产给对方。
林顺爱拥有了真正的休息时间。不用上班的时候，她便独自去沙田、维多利亚港走走逛逛。“我理解她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开心，不用回去做家务，也没有孩子要照顾，挣多少自己花多少，也不用看别人脸色，我觉得是蛮好的事。”林伟说。为了鼓励妈妈往外走，只要林顺爱在休息日出去玩，他就“赞助”800元“旅游基金”。
“在像回转寿司一样重复了三十多年的生活后，妈妈开始了Omakase的生活……会遇到让人恼火的客人，但也开始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连接。”林伟在社交账号上写道，“祝妈妈在五十多岁后享受自己的生活，无论开心或伤心都凭自己，不再是作为一位母亲或妻子”。
林顺爱离开后，丈夫没有找过她。她告诉林伟，无论如何自己不会再回去。
尾声
去年，江零看了另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出走的决心》，电影里的母亲常年困于家庭劳作，当生育后的女儿为了保住工作把育儿责任转移给母亲时，母亲拿着驾照离开家，实现独自自驾游的梦想。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也有相似的故事，女主角娜拉受困于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最终独自离家。
江零曾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故事中，母亲和女儿只有一个人能离开家。
“是不是其实还有一种结果是，妈妈和女儿可以一起走出去？《出走的决心》里，妈妈出去旅行了，女儿留在家里带小孩，为什么不能妈妈和女儿一起出去看看世界？”
起码在她的故事里，母亲和女儿没有逃离彼此。明年春节，江零不想再回小镇，她想带着妈妈去海边——过去陈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广东，那次是为了看望在广东打工的丈夫。在这个故事里，拿驾照的是家里的大女儿，25岁的江零准备攒钱、租一辆车，带着48岁的妈妈和19岁的妹妹去自驾游，她想带着她们翻山、看海。
至于母女关系里的纠结与沮丧，她最后把问题抛还给我：“是不是关系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母亲和女儿？或许等到我40岁的时候，感觉又会不一样。”
（应受访者要求，江零、陈叶、林顺爱、林伟、四亿、舒莉为化名）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