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雲森，中國女權運動研究者
2023年4月，「一頁folio」編輯範新、青年作家宗城、編劇史航等文化界人士接連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騷擾，掀起了#Metoo運動在中國文化界的又一波浪潮。距離#Metoo運動在中國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北航羅茜茜實名舉報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已過去五年時間有餘。
2018年之後，#Metoo運動的話題從未在輿論中徹底退場，這一次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文化圈」爆發的#Metoo浪潮，無論是引發的連鎖反應，還是選擇公開發聲的受害者數目，都引人注目。或許還要補充，更讓人感到驚異的一點是，這些被指控的公衆人物以及他們背後的機構，在長久以來都保持着「女性友好」的形象，範新和其所在的一頁folio，深耕人文領域，出版多本受到市場歡迎的女性主義和性別議題書籍；宗城是公開的#Metoo運動支持者，女性主義者同樣是他自我認領的身份；史航也曾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推薦語。
五年時間裏，中國大陸公衆的性別意識、泛女權支持者對女權議題的理解、公共討論平台與討論氛圍、集體行動的約束條件，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到2023年5月中旬，議題的熱度已經明顯下降，被最多人站出指控的史航的最後一條微博（同時也是他的置頂微博），仍否認性騷擾的存在，僅對受害者不好的感受表示禮節性的歉意。
與此前相比，女權主義者對「何為性騷擾」「權力關係中有無『同意』」「何為性別權力結構」等問題的科普熱情明顯開始衰退。而另一類相關的子問題則得到了更多的關注——施害者本人的親友同事是否有「割席」的道德義務？女權男在女權運動中到底是什麼角色？以及，男性，是否還是女權團結的對象？
「割席」表態，又一個文革比喻
五年前劉瑜的評論尚且可以說是由於倉促成文、運動初期很多訴求和理念都還混亂模糊的緣故、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些思維定勢才顯得粗糙，五年後的文革比喻則帶有一種故意的忽略和自欺。
在這一輪#Metoo浪潮中，當被指控人以禮節性的道歉或沉默慢慢等待輿論熱度散去，範新的工作夥恰恰的自我免責，則遭到強烈質疑。而作為史航好友、同時也是活躍在社交媒體、綜藝、播客等平台的姜思達，因為其「感受複雜」「史航對自己很好、沒有性騷擾自己」「有朋友被冤枉了」等的表述，觸發大量公衆批評與粉絲「脫粉」，雖然姜思達後來又專門為這些言論道歉，他的最初表述還是醞釀了一場不小的輿論風暴，引發了關於「割席」與否的「論戰」。表面上，姜思達像是一個被逼迫割席、逼迫表態的輿論風暴受害者。
史航女性好友、作家桑格格與姜思達類似，她在微博發言，表示等待史航的回應和解釋，史航好的一面她不會抹殺，但做錯了應當承擔，沒做則要澄清。針對桑格格的批評指責同樣激烈，其中最受關注的一類指責聲音是，「作為史航朋友圈中人，對於史航的為人行事真的能一無所知到如此地步？」正是這兩段插曲催生了「如果鸚鵡史航是你很要好的朋友，現在這種情況你會公開表態割席嗎？」
這一問題。討論者衆多，但鮮少有人明確說明「割席」具體指什麼，而是籠統地借用這一意向，模糊地描述一種遭遇人際孤立和道德唾棄的境遇。同時，這一問題本身提出了一個刁鑽的道德難題：「很要好的朋友」是私人關係，而公開割席則是一種發生於公開領域的行為，也是對朋友牽涉的公共事件的公開反應。公與私的矛盾，要如何處理？
姜思達與桑格格似乎完美嵌入了這個問題所描述的道德困境。他們所表達的「複雜」和「迷茫」看起來印證了，公開割席與否對一個個體來說，的確是一個難題。在許多人看來，隨後涌入的大量反對批評甚至攻擊的聲音，自然是「逼迫」他必須公開表態，在私人感情面前不能猶豫——「哪有什麼困境，大事大非面前，你必須割席！」
正是這種浮於表面的道德困境的塑造，讓很多人再一次將#Metoo和文革類比。@押沙龍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收穫衆多支持。他認為，表態與朋友割席是一種情感上完全的割捨，判斷朋友行為的是非對錯則是道義的需求，情感和道義需要分開，「如果有了公義，我們就連人力一點點情感都不許保留，都要榨乾剔淨，那樣的世界是恐怖的。」
「那樣的世界」，並非一個只存在於設想中的虛指，而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和它正式發生前的反右運動。它指向「人人過關、個個表態」的57年，指向那個「要求『劃清界限』」的「當年」，是階級鬥爭的年代。「如果我們現在接受『和壞人必須割席』的理論，那麼我們穿越回當年，也必然會支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也必然會批判那些不肯劃清界限的人」。
這樣的文革比喻，自然讓人聯想到#Metoo最開始在中國發生時，劉瑜對#Metoo運動是大字報的評論。五年的時間過去，女性一步步理解權力關係如何隱微地在各類圈子中通過資源、地位、光環等建構起來，理解在權力作用的場域中，「婉拒」「沉默」和「逢場作戲」都是無可奈何的拒絕，理解被男權社會打造成風流、天真、真性情的言辭和小動作都可以是實質性的傷害，一邊理解一遍積聚勇氣推動反性騷擾的議程，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信任，她們擁有了新的思維、新的語言，新的抗爭策略，但遺憾的是，在另一邊，你只能看到「原地踏步」，一個文革的比喻被一用再用。
五年前劉瑜的評論尚且可以說是由於倉促成文、運動初期很多訴求和理念都還混亂模糊的緣故、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些思維定勢才顯得粗糙，五年後的文革比喻則帶有一種故意的忽略和自欺。這一頭一尾的文革比喻，其實頗令人無奈——五年來我們說了很多，五年來他們隻字未聽。
「文革」類比，是審查下的文字遊戲
三種割席被統一概括成一種要求，而且是沒有強制力的道德要求，它們或許體現了訴求提出者激進的道德表達，但也僅僅停留在激進的道德表達。
文革比喻是一個藉助審查下的中文世界的討論禁區展開的文字遊戲。割席這個概念本就模糊，且不說並不是所有的#Metoo參與者和推動者都要求親友割席，它的具體所指，在每一個人那裏也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訴求是，要求與被指控者有密切合作和業務往來的機構拒絕未來的合作、或重新評價曾經的合作，如史航曾為《房思琪的失戀樂園》一書寫推薦語，出版社最後決定在電子版和再版中將推薦語撤下，這一類割席的爭議相對較小。
即使在私人關係中的割席訴求，也可以包含多個維度，例如，被指控人的親友不宜公開表示支持，以其好伴侶、好朋友、好家長的人生側面，遮蔽其其他方面的道德錯誤，或抵消給他人帶來的傷害。事實上，這種割席訴求是公衆人物爆出負面新聞時輿論廣泛接受的訴求。比如，在蔣勁夫家暴案中，提出蔣勁夫是「陽光大男孩」的明星好友都被公衆廣泛批評，甚至「陽光大男孩」這一說法本身，也演變成了一個對家暴者的諷刺用語。
割席也可能是要求親友不再和被指控人有業務、生意、事業等方面的往來，這類割席訴求與機構割席訴求類似，尤其在文化圈子中，很多涉及利益、資源、名望的合作存在於私人之間，這一類割席訴求的本質是希望同一個圈層內部，不再給予被指控者那些得以施展權力、實施隱蔽性騷擾的資源和平台，這也包含着一種將削弱對方資源人脈作為一種社會性懲罰的樸素想法。史航事件中，與其有合作關係的出版社、綜藝節目被要求如是割席，這種要求自然也適用於這些機構和節目的負責人，以及那些與史航有直接合作關係的文化界公衆人物身上。
割席同樣可以指要求親友保持徹底的沉默，這種沉默不僅要求親友不去主動提供辯護或者被指控人多面的人生，還要求親友不要將輿論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去講述自己的糾結情感和負面情緒。顯然，姜思達所遭遇的批評和壓力正屬於這一類。對於大部分聽衆和姜思達的粉絲而言，他們並非先發制人要求姜思達主動絕交，而是不滿姜思達在一個不恰當的時機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下，讓注意力還主要集中在為20多位女生討公道的旁觀者來理解自己的感受，不滿在史航事件中人證物證俱在的情況下，攀扯自己的好友的冤屈。這種傾訴自己故事的急迫，顯出一種帶有強烈冒犯意味的自戀，同時也因為姜思達本人帶有一些對男權社會的離經叛道，曾經維護他「出格」行為的粉絲，更會感到一種背叛。
割席訴求可能還可以繼續分類，但如同文革比喻中所描述的那樣「人人表態」「人人過關」，徹底拋棄私人情感互動，使被指控者陷入徹底的社會性、政治性死亡，連親友探監都不被允許的割席是最極端的訴求。而且，這種極端割席與上面所列出的三種割席不同，是具有強制性和政治權力支持的。以文革作比，不僅是一個錯誤的滑坡邏輯，甚至這個滑坡本身都不那麼光滑。上面所討論的三種割席被統一概括成一種要求，而且是沒有強制力的道德要求，它們或許體現了訴求提出者激進的道德表達，但也僅僅停留在激進的道德表達。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激進本身也對史航的親友帶來了具體的壓力和精神損失，但是一個生存於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中的個體，是否有權利在與之相關的、爭議巨大的公共事件中徹底免於輿論的紛擾（包括過度的指責）呢？假設我們認同這種權利的存在，那麼對這種權利的救濟方式是徹底禁絕輿論紛擾，還是隻要允許本人和他人為之辯護就可以呢？
現實恰恰可以佐證非強制的道德要求的力量也不過如此，遠遠無法動員起一場針對被指控者的社會性死亡。到目前為止，範新和宗城在發布了公開道歉聲明後輿論漸漸平復，史航置頂的否認性騷擾微博也沒有遭到更進一步的詰問。5月5日，澎湃發布新聞《最新！多家機構不再與史航合作》，看似史航曾經的資源和平台潮水一般離他遠去，但其實，這個「多家機構」僅僅包含單向街、鼓樓西劇場、磨鐵圖書和《新週刊》四家而已。而這樣的現實，實在讓「人人表態、人人過關」的比喻更顯得無比錯位。
事實上，這樣的錯誤類比是一種故意為之。押沙龍等比喻者並非不理解二者具有的不可比性，而是深知文革和反右等話題屬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討論禁區，公開討論只能極度隱晦，否則等待討論者的至少是或禁言或炸號的「互聯網死亡」。誰、以何種手段、在多大範圍內要求了割席表態是區分二者的關鍵，但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則是一腳踩中了陷阱中的捕獸夾。
文革比喻的錯位和拙劣並非難以察覺，五年以來，#Metoo運動在中國頂住各種壓力不斷地推進說理、澄清誤解，押沙龍們作為活躍在媒體與公共文化中的參與者不可能無知無覺，藉助討論的禁區來迫使對方沉默、以文革這一能夠喚起幾乎整個社會負面情感的符號性語言來污名化#Metoo參與者和支持者，是清楚掌握了贏得辯論的捷徑。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你的「問題」，是我的「困境」
個體的男性和個體的女性在具體的問題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達成共識，但是在同一個性別權力結構下，男性的處境和女性的處境是本質上的不同。
事實上，把上文提到的一系列爭議統稱為一場「辯論」或者一場對「割席表態」問題的「討論」，在很多女權主義者看來，是非常奇怪的說辭。
女權主義者一次次站出來為性別議題發聲，她們的動機並不是探索性的：這是她們身處的女性共同體所遭遇的共同困境、是她們日常生活中確實會遭遇的危險和傷害、是她們想要拉住其他女性不滑落下去的深淵。她們站出來，但不會覺得這是一場有輸有贏的辯論，更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有真理可待追尋的道德哲學問題。困境還是問題（situation or question），這兩個措辭在中文中往往有非常相近的意思，但是，這兩種看待爭議的視角其實有着巨大的差異。
甚至可以說，是否需要和被爆有性騷擾前科的好友割席，幾乎是一個專屬於男性的問題。正因為男性友人大概率不會成為性騷擾的獵物、也看不到私人交往朋友對待女性油膩過界的一面，才有了割席與否的猶豫，才有了區分「朋友在別人那裏」和「朋友在我面前」的空間。對於女性友人而言，割席甚至不是一個選項，因為沒有選擇的餘地：同為女性，曾經的好友在當下已經變成了一種潛在的危險和不安的源頭。
有人會反對說，這種性別劃分是否過於絕對？畢竟，桑格格本人也是女性，這並不意味着女性就一定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一定會把受到指控的男性友人視作一種危險，同時，這也意味着所有人——包括女性在內，都有不公開表態割席的權利。
誠然，我們會發現，每一個性別議題與相關事件成為熱點之後，人們的觀點並不是嚴格按照性別劃分的。個體之間觀念和行為選擇的差異，永遠是巨大的，也是自然的。但女權主義者在推動#Metoo運動的過程中，始終強調社會結構在性騷擾等問題中發揮的作用，也強調改變的本質必須是結構的改變。個體的男性和個體的女性在具體的問題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達成共識，但是在同一個性別權力結構下，男性的處境和女性的處境是本質上的不同。桑格格這樣的女性，即使自願保留她和史航的友誼，也不意味着她處於那個更為輕鬆的男性世界。
正是這種本質上的差異，讓男性——無論其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為何，更容易將性別議題中的種種爭議抽象成一個個問題。除了提問親友是否應當公開割席，他們也提問反對性騷擾運動中是否應當使用相貌羞辱的策略，鏡像羞辱男性是否是一種「必要的惡」，教男性主動打開房門交流等避免性騷擾指控的小技巧是不是在迎合保守主義……
這些問題並非不是問題：通過普遍性的道德準則、依賴那些我們共同珍視的道德價值去推理，當然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提問「性別羞辱是對的嗎」，提問「男性『潔身自好』是一種保守行為嗎」，再把這些問題丟給在另一個世界裏相貌和身體被時刻凝視和評分的女性，丟給在另一個世界裏一言一行都被放在顯微鏡下審視、稍有不慎就謠言加身的人，強行弱化二者差異、把問題拋給受害者、並美化為「我們一起探討問題」，這何嘗不是一種「無知之惡」。
團結還是放棄，#Metoo運動策略轉變的暗線
這篇長文回應是一篇不合格的辯詞，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評者攻擊的那樣的——「沒有證據」。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個合格的辯詞，因為它所預設的聽衆和讀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論投餵的看客、等待着網絡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幫閒、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駁的「對方辯友」。
困境vs問題的視角差異背後的另一層原因，是#Metoo等女權運動背後策略的轉變。
由於女權運動本身是高度去中心化的，並不存在一個統一制定策略、調整策略的中心，因此，如果觀察具體行動者的行為模式，策略仍然是富有多樣性的。但一個重要的趨勢是，隨着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女權主義並加入其中，包括#Metoo運動在內的女權運動的「科普」色彩慢慢變淡，運動中人漸漸減少或者放棄了對運動潛在反對者和旁觀者的科普和勸說，相比於主動爭取潛在反對者和旁觀者的理解、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多的努力放在了對性別問題的受害者的直接聲援和幫助上，以及對自身理念和目標的直接宣告。
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史航事件的控訴者和受害人之一，小默的長文回應。在這篇回應裏，小默除了對自己的經歷和心態的細節講述，還做出了很多直接宣告。比如，「這是一篇沒有痕跡證據，也不會提供文字證據的小作文。我們幾十個，是人證」，「看到這裏仍在指示『那你報警啊』的人，我很懷疑你們到底為什麼看到這裏，這篇文章不適合你的。」，「六子不會再剖開肚皮，讓別人去數有幾碗粉了」，以及直接對史航喊話的結尾「你以為來日還是你的時代嗎？」
事實上，這篇長文回應是一篇不合格的辯詞，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評者攻擊的那樣的——「沒有證據」。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個合格的辯詞，因為它所預設的聽衆和讀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論投餵的看客、等待着網絡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幫閒、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駁的「對方辯友」。這篇回應的力量恰恰就蘊藏在它對自證清白的堅定拒絕，而轉向「girls help girls」。小默們不再費力爭取樂於辯論、樂於討論問題、樂於探尋問題答案的男性的同情理解和理性的說服，潛意識裏她們發現了更值得爭取的東西是相同境遇的人之間真正的聯結。
從女權主義的各種理論開始在公衆輿論中引起注意，到#Metoo等女權運動在公共空間中展開，在至少十餘年的時間裏，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做了大量的理論科普、鼓勵共情理解、自我證明的工作。早期的女權理論科普中還經常提及男性同樣是父權制的受害者，例如性別刻板印象、特定的性別分工、父權社會對男性氣質的無理要求、以及家庭中直觀可見的大家長的權力都會直接傷害到具體的男性。
女權主義者們也曾長期努力通過講過自身經歷和心理感受，期待更多的普通男性可以理解女性生活中那些被男性忽略的艱難、危險、壓力，在這種努力下，男性的女權主義者在女權社群中往往也會自帶一些光環。但時間不幸證明，這樣的努力同樣收穫大量失望。
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在強調，男性註定無法真正地共情理解女性的處境和受到的傷害，「男性女權主義者」被更具負面意味的「女權男」標簽取代，其含義從「可以團結的寶貴戰友」，逐漸退化成「另有所圖僞君子」。
這種悄然發生的策略變化，是一個頑固的性別權力結構下的女權運動所要遭遇的必然。
這種策略既談不上形同保守主義的性別的隔離，甚至也說不上是放棄團結男性。它只是通過不再把男性群體作為主要的說理目標、不再把奮力自證作為主要方法，自然地篩選真誠的同路人。
首先，女性發現，對大部分男性而言，接受性別結構分配給他們的性別特權與紅利是一個「順流而下」的輕鬆選擇，並不需要特別費力，職場、社交、育兒等領域自然會分配給他們那個更容易也更有利的角色，優先錄取的男性候選人、交杯換盞間「過界玩笑」的聽衆、僅僅因為性別就被預設的知識權威、輕易即可達標的好爸爸⋯⋯抵禦這種順流而下的誘惑並有所作為是困難的，而願意去承擔這種困難的男性，極大概率也並不需要一次特別為他準備的女權理論科普去推一把，他們的性別意識也絕不會是在認識到自己也是男權社會受害者的之後才驟然覺醒。
其次，這種策略變化同時克服了過往策略中女性女權主義者們常常忽視的一種風險：進步話語是可以被學習掌握，也是可以被濫用的，一個人熟練地使用進步話語與他安然享受自己所批判的特權之間可以毫無矛盾。聲稱「男性也是父權制受害者」，可以為自己的情感背叛開脫，因為「父權制的婚姻剝奪了我的自由」。甚至「男性無法從自身體驗出發理解女性困境」這一句看似有些武斷的批評，也可以應承下來為自己進行道德免責——既然註定無法理解，那也就不必去理解，基於這種不理解的冒犯發言和男性視角，自然也必須得到原諒。
正因如此，「放棄」男性的運動策略並沒有它乍看起來那樣令人憂慮。這種策略既談不上形同保守主義的性別的隔離，甚至也說不上是放棄團結男性。它只是通過不再把男性群體作為主要的說理目標、不再把奮力自證作為主要方法，自然地篩選真誠的同路人。#Metoo的前路即使還有諸多危險和不確定性，至少參與者和支持者們將注意力和關心都漸漸收攏到了自己身上。當然，這種注意力的收攏和轉移也可能進一步引發男性群體的焦慮，向行動者質問為何不再擴大團結？為何走向更「厭男」的策略？為何運動越發窄化、只玩「身份政治」？
其實，問題的答案很簡單，這種注意力焦慮是處於男性境遇中的群體的自身議題，需要他們通過自身的思考和努力去解決：不要只問女權主義還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自己過去五年做了什麼。
我和“神圣午睡”老师在争什么？-押沙龙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https://yashal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67297
己所不能，勿求于人——由押沙龙与神圣午睡的争吵想到的
https://finance.sina.cn/cj/2023-05-10/detail-imythsmv0283389.d.html
性別話題的炒作，metoo就是造成性別對立的話題，在韓國已然是這樣了，還想弄到全全世界，越來越誇張，性騷擾肯定有，但不全都是，所以要搞清楚並分析原因，男女平等是正確的，但不要把男性一窩端，否則又是另一種對立，記得有一個名人說過，真理過了後只要在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那便会变成错误
更正：更準確的比喻是女性中的女性主義者和男性中的「不支持女性主義者」。
@cyberjasmine 首先，香港的自由派和中共（包括黨員和支持者）這兩個標籤本身就帶有政治價值的判斷。用來比喻男性和女性非常錯誤，更準確的比喻是女性中的女性主義者和男性中的反女性主義者。而香港的自由派在雨傘運動前也沒有放棄團結中國的自由派和持異議者，從黃雀行動到回歸後雖然「河水不犯井水」，但依然為勞權人士，異議作家，維權律師發聲直至2014年-16年後港獨思潮興起才漸漸減少。而當中的改變伴隨著民主派輿論空間的日漸收窄與打壓，雙方政治能量的巨大差距。
兩者在輿論場上遭遇的壓力並非同日而語。現在微信公眾號上有很多關於女性主義的文章影片和討論（儘管遇到很多國家的限制）。但是空間一定是比自由派強得多。甚至有女權主義者被稱為的粉紅女權，但我從來沒聽說過誰是「粉紅自由派」或者是「粉紅自由主義者」。更無論香港自由派相比於中共同路人之間巨大的人口數量差異。如果女權主義者是自比香港自由派，我覺得是太低估自己的空間，能量和可能性。也是我非常反對這篇文章的原因。如果說因為幾位支持女權主義的男性被發現涉入性騷擾女性再加上男性現在無法跟女性所以女性主義運動就要採取放棄男性的策略。那麼香港的民主派除了那麼多叛徒（甚至港獨派別都有）是不是也應該早早放棄爭取非民主派支持者的選票，然後圍爐取暖，讓中共政權的受害者縮在一角圍爐取暖互相療傷呢？最起碼在2020年前的香港自由派沒有這麼做，導致這個情況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出了叛徒，而是國家機器前所未有的打壓。中國女性主義的空間絕沒有香港民主派壓得這麼小。
最後一段的問題是在模仿甘迺迪當年演說之問，然而當年甘迺迪說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作為在社會上流行的思潮本身就有100左右的歷史。在70年代嬉皮士風潮之前就是民主國家的某種政治正確，深深嵌入教育系統和政治宣傳上。當愛國主義被換為女性主義時，在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大背景下，很多人（不論男女）都會對這個問題感到不明所以（我還欠你了？欠你什麼了？）在他/她們心中取而代之的是佔據優勢的傳統男權社會觀念下對於運動的誤解，抹黑。這篇文章是認為女性主義在中國是一種似乎是默認（default）的思想價值以致政治正確，然而現實並非如此。中國的女性對此感到憤恨以致心灰意冷這都很正常，但我並不認為放棄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cyberjasmine 我今天才看到你的留言，我想回應一下你的意見。我之所以會用「怨婦」的說法是因為我認為這篇文章體現了中國女權主義運動對於現實的錯判和莫名的期待，作出情緒化的反應。只是在抱怨現實的不公而不去努力地去改變現實。我不認為「怨婦」需要為其狀態負上道德責任。正如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作為一個怨婦，她是封建傳統禮教和男權社會的受害者，不能因她對他人的傷害而忽略了背後的壓迫和權力結構。就現實社會而言，一對夫妻離婚後可以一別兩寬，死生不復相見，要是有一方還來糾纏而申請保護令。但是作為一種性別，男性和女性能在社會上徹底區隔嗎？你上班會遇到男同事男上司，地鐵會遇到男乘客，社交媒體上的照片文章會有男閲者。所謂的離婚說似乎是在講女性可以不理會男性的感受，然而這並不能斬斷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互動與政治上，權力上的關係。這篇文似乎也在鼓吹一種思考，那就是男性無法根本地共情女性，所以女性爭取男性支持女權主義是不值得的，低效率的，甚至有風險的。然而現實上女性也會背叛女權主義，從古到今不乏女性基於自己的利益跟男性走在一起壓迫女性的例子。就算是現在也有kol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賣課教女性如何物化自己在婚姻中獲得更大利益。僅僅以性別論之去否認男性和女性對於一些普世價值的共同追求對於兩性而言都很不公平。男性自不必說，而呼籲放棄男性，似乎代表以女性的智慧無法分辨她人，包括男女在內，誰在支持她們，誰在背叛她們。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QCWM，讀到你留言，我有些困惑如何覆你（聽落似諷刺，但是真心話）……認真地回覆，我的文革知識，全是2014年前的香港中史教育和自己睇書。
大體而言，對歷史知識，我傾向不用「搜索引擎」，因為知識鏈零碎和不精確。書的話，會比較整合和有條理。我覺得自己所寫的，算偏向常識，和無甚麼爭議……當然，好少人會將「去中心化」和文革放在一起講。進一步講，用不同定義談「去中心化」，可以話毛澤東「是」文革的「中心」。
你直接答我『「文革」的中心（化）是甚麼？』，會更有效反駁我。同時，我比較容易回覆你。
文革有中心嗎這種話真是讓人笑掉大牙。提出這個問題人建議去補習一下歷史。都這個年代了，能上端不要說不會用搜索引擎，先做做功課再來發表意見不難吧。
@WesliaWang 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
我最近跟我老婆几乎有一场跟文章写的思路几乎一致的探讨（后面演变为吵架），读完似乎有些理解但其实也很多不理解（要跳起来说两句那种感觉）
但翻完大家的评论之后，转念一想，是不是这种要跳起来说谈论两句，而不愿意选择“聆听并沉默”，不能承认“这场社会运动里你的角色并不重要”，不愿承认自己在某些领域并不存在价值，这一系列想法的动机，正是来源于男性权利的惯性，
是不是女性在很多体验都是与次类似：被迫要想现在的我一样保持沉默和聆听，你的意见和想法并没有什么声量和意义，简单粗暴来说就是“你不重要”
（并没有什么道理要说，也没有要表示自己是否是“值得争取的男性”，仅仅是分享一下思路）
//文革类型的暴政叙事之后对去中心化运动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但文革有中心（黨）領導嗎？林彪是中心？還是四人幫是中心？話說，文革都極之「去中心化」……一群文盲高舉毛澤東的紅旗（有毛澤東認可），去實行暴政（中國metoo會不會成為暴政，言之尚早）。
不以男性为主要争取对象并不是和男性彻底分割（文章末尾也提到了这一点），只能说有的人习惯了文革类型的暴政叙事之后对去中心化运动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EricChan的一系列发言实在是非常奇怪，似乎是在控诉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躺平放弃争取他这珍贵的男性一票？最简单的理由：因为你不重要，因为这场运动并不关于你。女权运动是为了支持和帮助女性。
我对于“怨妇”这个词的使用感觉不太舒服，“怨妇”展示了一个被婚姻束缚却被迫忍受、丈夫背叛却没有勇气离开、只能终日抱怨生活的疯癫女性形象（跟“阁楼上的疯女人”很像）。可是女权主义者放弃说服男性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既然过不下去，那就离婚算了，一别两宽。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决绝地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策略转折会被描述成“怨妇”。
如果按照定义的话，他的表现反倒像个被抛弃的“怨妇”。
我不是女权运动的组织者（甚至也算不上参与者，我在民主国家也没参与过女权组织），对于女权主义被多少人接受、能传播到多广毫无兴趣。我只是很庆幸，作为一个处于困境的性别，能接触到女权主义的学说。女权主义为我日常遇到的很多“不舒服”的事情（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男性凝视、性骚扰、婚恋困境等等）提供了解释，原来我不是孤独的，原来我感觉不适不是因为我“太敏感”。这些论述和叙事给了我很多力量。
EricChan所谈的“一个希望普及到全世界全人类的政治运动”，是我无法完全同意的前提。女权主义能被全人类认同，当然很好；但是我支持、传播女权主义思想或者论述的初衷，仅仅是进行自我疗愈，以及通过传播告诉我身边的女性朋友 – “我们共同遭受的那些不公是不正确的，我们不需要忍受，你不是孤单的。” 关于是否团结男性这个议题，真的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如果女权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我的政治就是我这个个体 – 这也呼应作者所言的“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就是高度去中心化的”。
中国女权主义运动收缩到围炉取暖，起码减少了很多损耗，努力帮助女性、教育女性，不需要再不断自证、不需要再“剖开肚子找二两凉粉”、也不要担心被女权男“背刺”。我们很多时候都自顾不暇吧。
女权运动一定要团结男性，切合实际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香港自由派一定要去团结中共，切合实际吗？
// 事實上，這樣的錯誤類比是一種故意為之。押沙龍等比喻者並非不理解二者具有的不可比性，而是深知文革和反右等話題屬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討論禁區，公開討論只能極度隱晦，否則等待討論者的至少是或禁言或炸號的「互聯網死亡」。誰、以何種手段、在多大範圍內要求了割席表態是區分二者的關鍵，但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則是一腳踩中了陷阱中的捕獸夾。//
雖然作者話是「捕獸夾」，但「自由派」（我不認為自己是自由派）評價中國女權行為似「文革」，是幾捉到本質。
講真，現在中國女權的行為，真是令我聯想到《最後的貴族》的內容。站在道德高地，向「敵人」往死裏打。
而「敵人」，比如章伯鈞，在中國社會主義立場中，真的是「敵人」。但在局外人（比如惡萬的資本主義的香港人）看，就覺得很「微妙」。
史航大概不是無辜，但繼續這種行為，一定會誤殺良民。而下手的人，才不會有甚麼道歉、甚麼平反。
无需证据只玩共情，这种脆弱的说服力聚合体再反转几次之后也只能被kol们利用完扔掉罢了……对此抱有幻想真的是想象的过于美好
令人畅快淋漓的一场对于“将割席需求暗比文革”的反驳文，说出了我内心深处感到别扭却不知道@押沙龙错在哪里的原因！同时文章简要梳理了五年来女权主义者的策略转变，也道出了从“自证清白”到“不再争取男性、看客、反驳者”的理解的转变，既是一种无法摧毁结构的被动选择，但也是越来越多女性已经觉醒、无需所谓证据也能共情互助的一种体现。真是值得珍藏的一篇评论！
对国内的现状总结得非常好，感谢
導演剪輯版的「男性如果真的支持女權議題，那麽請閉嘴，好好聆聽」。期望既得利益者自我反省、内部瓦解，向來是（自詡）知識分子專屬的天真。
此篇既可以是关于事实的叙述，也可以是一篇宣言：当下已是必须（应该）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刻了。
想了想下面讲的这句话还是太绝对了👇🏻在此抱歉。
简单一句话：中国男人连“大爹”都不敢反，没有团结的必要
亲友真的只要不出来说“xx对我挺好的”就够了，和性骚扰惯犯做朋友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为行性骚扰惯犯说好话就是纯粹和恶站在同一边了吧。
我覺得就現狀而言，需要承認的一點是，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就是不太可能相同的，這不一定全是社會結構的結果，或許亦有人種學和生理結構上的成分，所以其實男女之間最根本的差異也許就和物種差異一樣，這些生來的差異又在歷史所形成的分工磁場之中積累成為社會性的不平等，這樣的結構也許深入到了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靠區區幾年十幾年的言說與「道理」是難以克服的。同時，這也意味著那些話語本身就和其他所有物質之上的結構一樣是可以被學習的，那些看似女性友好的男性也就不過更熟練於某種技術罷了。然而，這些技術本身對於男性除了用於取悅某一特定的女性之外，在社會上是與無根的浮木沒有區別的，因為儘管它們道出了女性廣泛的困境，甚至很多人都深感共鳴，但現存的人與人的交互模式，比如和異性來往的心理預期和經濟互動習慣等歷史形成的結構，它們畢竟不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圖樣形成的，女權主義者覺得團結男性太慢而且成果不大，可能正是因為目標對象太過龐大。要這種運動真的能夠產生結構上的變化，那它就要成為一種長久可以持續運行的力量，就如同它那些古老的對手們一樣，或許至少需要數代人才能刻進所有人的肉體之中。所以「放不放棄」男性可能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這本就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甚至控制方向的事業，過程根本不由某幾個甚至幾群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另外我的個人觀點，相對於#Metoo背後的社會問題，撬動兩性結構性不平等的真正動力其實是來自於越來越流動的性別，或許真正能終結性侵和性騷擾這些「現象」的也許不會是男性真的「學會了」理解女性的視角，而是有天異性戀霸權全面終結了，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變成無關緊要的事了，那樣那些導致兩性不平等權力的基礎就會隨之而消散。但這也許是比在中國做到和發達國家一樣最基本和表面的兩性平等更遠的事情。
我说句实话，大多数男性和那些被爆的名人根本不认识，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割席——因为本来就没和那些人坐在一张席子上。
再说没有对女权理论学习过的芸芸大众，本来对女权就没什么概念，甚至看那些微博女权kol们天天扩大到“国男如何如何”，很多时候基础盘对女权就是有反感的，而且女权圈子很闭塞，小圈子里还时不时自己斗起来，着实难看。纵然有男性知识分子研究女权理论，也偏向于在象牙塔著书立作，也不愿意去参合这种圈子——在这种前提下，还不愿意承认中国女权圈的排他性，做出“愿意邀请男性加入研讨”的样子，不觉得虚伪吗？还不如直接说出来恐男厌男来的诚实些。
当然放弃说理带来的结果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既然国内的女权追求的是加剧对立，那么她们口中的“下头男”“普信男”的基本盘偏向右倾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是基本常识。
再说小作文问题，既然作者都点出了小作文的本质不是辩论摆证据，而变成纯粹的ghg这种情感表达，那最好也能说明下这种超脱于法律证例体系之外的东西的说服力到底依存于什么而存在？难道是看写的够不够深情吗？要是按照这样，那ChatGPT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女权大师。小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可以施加到任何男性头上，而不需要付出任何实际的成本，成与败只看“信”的人多不多，那么请问我是回到中世纪了吗？这种宗教审判式的举证方式、这种回退到古罗马成文法诞生之前逻辑方式被标榜“先进”的女权主义者普遍使用，能不能称为先进，实在是令人存疑。
其實我看完有點困惑，在我看來受害者或是女性的支持網絡，是女性主義運動最基本的部分（還是我認知有誤？），為什麼在文裡看起來，反而變得有點反過來？
文章倒数第二段已经明确预测了有些人或许会产生的质问和焦虑，再往上几段也阐明了策略变化过程和原因，这变化或许是暂时的也或许不是，有些人的问题真的会让人怀疑是否读完了文章。
「對男性，是團結還是放棄」標題本身就是赤裸的性別歧視。也許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有其意義，但將Metoo中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簡單劃分為女性和男性真的有助於公眾做更深入的探討嗎？所謂的「女權運動」，應該是所有人一起對抗父權體制的壓迫。壓迫者是父權體制，而不是所有男性。支持父權體制壓迫的女性至今也不少見，我不認為走更極端的兩性劃分除了宣洩怒氣之外有更大意義。
我是女性。
@EricChan 哦那我理解了，就还是觉得你才是大多数呗，哈哈这世界没你简直成不了事，不“团结”你的“团结”简直不配称为“团结”。
@Kroujurou 我刷的存在感又不是在刷你們心中的存在感😂。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是在刷存在感，那麼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不要理我就是了😬。反倒是你們罵我越厲害 我就更能刷存在感不是嗎？🤔️如果你們覺得你們才是社會上的大多數，只要團結起來振臂一呼，女權主義的理想世界就馬上實現，那你們還等什麼呢？🤔️
@EricChan 你肯定是要被放弃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问题不会还有疑惑吧？我疑惑的是你都认识到自己被放弃了怎么还来评论区跳脚刷存在感？不甘心被放弃吗？可你已经被放弃了呀……还是你想抗议被放弃这件事？而且为什么要预见其他男人跟你一不一样啊？你是地表最有代表性的男人吗？（没有想要反问你，纯纯好奇）
而且我非常不懂，為什麼一個希望普及化，推廣至全世界全人類的政治運動，會為自己的思想和理論只有一部分人，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理解和讀懂而感到自豪🤔️。
@Kuoujurou 是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那你能咋地吧😅 反正按照這個文章的說法，中國女權主義運動就應該放棄說服男性，呼籲男性加入女權主義運動不是嗎？那像我一樣「熱衷於暴露自己不懂女性主義的人」越來越多不是很可以預見的嗎？🤔️
@Akiraa 然而文中的團結指的是縮在一角圍爐取暖，不提出證據 不去嘗試論證，更不去嘗試說服，以一種菁英主義的高傲去俯視所有「不支持不理解女性主義」的人，這樣的聲音離開了同溫層以後能有多大呢？就算是大，也只是會惹來更大的反撲而已，這篇文章題目在我看來就像是被男人欺騙感情了以後，高呼「男人沒有一個是信得過」的怨婦而已。
我时常疑惑：为什么总有这么多男性热衷于暴露、展示自己读不懂女性主义文章。现在觉得这种理直气壮的无知又何尝不是一种性别霸权。
@EricChan, 女性的團結就是爭取女性利益的一種方式，相對於說服男性，團結是更有力且更有效的的方式。世界上哪場運動不是這樣呢？工人階級也嘗試說服資本，但有效嗎？很少有人願意只因言語就渡讓權力。同時，我們並不是少數群體，成為女性是一種處境，是被不公對待的一種處境。當我們團結起來發出的聲音會比任何聲音都要大，他們不得不聽見。
簡而言之，這篇文章更像是一篇：「去你媽的，愛咋咋地吧」式的，中國me too運動，又或是中國女權主義運動的躺平宣言。當然面對強大的社會慣性和嚴密的國家機器，會有這樣的感受和行動是可以理解的並且非常正常的，但是就結果而言，這樣做收效甚微而已。
「不要只問女權主義還能為你做些什麼，問問自己過去五年做了什麼。」
這句話其實跟前文是有一個邏輯上的矛盾的。加入我們把「你」用「男性」來代替，我們可以發現，女權主義的科普和宣傳是在爭取消解當下男性主導社會給男性帶來的優勢的。而男權主義社會對男性帶來的壓迫，在這篇文章所認為的，不再需要主動向所有男性在內的非女權主義者啟蒙。在沒有被宣傳啟蒙女權主義如何解放他們身上壓迫的男性看來，女權主義是為他們做什麼？還是在威脅他們的利益，為他們製造困擾的麻煩。
「問問自己過去五年做了什麼。」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不論男性還是女性，每個人生來就帶有「支持女權主義」這個使命。正如「愛國主義者」認為「你是x國人，你就要熱愛x國」一樣。但邏輯上的問題在於，不經過宣傳或者是啟蒙，人很難自發地覺醒，認同一套理念（包括女權主義在內）。正如其他很多女權主義者都曾分享過自己如何被女權主義宣傳啟蒙的經歷一般。這種詰問讓很多不了解，不理解女權主義的人看來就像是有人無緣無故地告訴你說你欠了他三五百萬，只能是被當作瘋子和電信詐騙看待吧。
「小默們不再費力爭取樂於辯論、樂於討論問題、樂於探尋問題答案的男性的同情理解和理性的說服，潛意識裏她們發現了更值得爭取的東西是相同境遇的人之間真正的聯結。」
如果女性認為自己在當下的社會仍舊處於一個弱勢且少數的地位，那麼這句話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為放棄爭取社會中的大多數，反而同溫層內的圍爐取暖顯得更有價值？相同的境遇是指有過被性侵經歷的女性，還是有過被性侵經歷但卻無法被理解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