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男性，是团结还是放弃：五年后，中国#Metoo新一页带来的策略难题

金云森，中国女权运动研究者

2023年4月，“一页folio”编辑范新、青年作家宗城、编剧史航等文化界人士接连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掀起了#Metoo运动在中国文化界的又一波浪潮。距离#Metoo运动在中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北航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已过去五年时间有余。

2018年之后，#Metoo运动的话题从未在舆论中彻底退场，这一次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文化圈”爆发的#Metoo浪潮，无论是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选择公开发声的受害者数目，都引人注目。或许还要补充，更让人感到惊异的一点是，这些被指控的公众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机构，在长久以来都保持着“女性友好”的形象，范新和其所在的一页folio，深耕人文领域，出版多本受到市场欢迎的女性主义和性别议题书籍；宗城是公开的#Metoo运动支持者，女性主义者同样是他自我认领的身份；史航也曾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推荐语。

五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公众的性别意识、泛女权支持者对女权议题的理解、公共讨论平台与讨论氛围、集体行动的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2023年5月中旬，议题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被最多人站出指控的史航的最后一条微博（同时也是他的置顶微博），仍否认性骚扰的存在，仅对受害者不好的感受表示礼节性的歉意。

与此前相比，女权主义者对“何为性骚扰”“权力关系中有无‘同意’”“何为性别权力结构”等问题的科普热情明显开始衰退。而另一类相关的子问题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施害者本人的亲友同事是否有“割席”的道德义务？女权男在女权运动中到底是什么角色？以及，男性，是否还是女权团结的对象？

“割席”表态，又一个文革比喻

五年前刘瑜的评论尚且可以说是由于仓促成文、运动初期很多诉求和理念都还混乱模糊的缘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些思维定势才显得粗糙，五年后的文革比喻则带有一种故意的忽略和自欺。

在这一轮#Metoo浪潮中，当被指控人以礼节性的道歉或沉默慢慢等待舆论热度散去，范新的工作伙恰恰的自我免责，则遭到强烈质疑。而作为史航好友、同时也是活跃在社交媒体、综艺、播客等平台的姜思达，因为其“感受复杂”“史航对自己很好、没有性骚扰自己”“有朋友被冤枉了”等的表述，触发大量公众批评与粉丝“脱粉”，虽然姜思达后来又专门为这些言论道歉，他的最初表述还是酝酿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暴，引发了关于“割席”与否的“论战”。表面上，姜思达像是一个被逼迫割席、逼迫表态的舆论风暴受害者。

史航女性好友、作家桑格格与姜思达类似，她在微博发言，表示等待史航的回应和解释，史航好的一面她不会抹杀，但做错了应当承担，没做则要澄清。针对桑格格的批评指责同样激烈，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类指责声音是，“作为史航朋友圈中人，对于史航的为人行事真的能一无所知到如此地步？”正是这两段插曲催生了“如果鹦鹉史航是你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这种情况你会公开表态割席吗？”

这一问题。讨论者众多，但鲜少有人明确说明“割席”具体指什么，而是笼统地借用这一意向，模糊地描述一种遭遇人际孤立和道德唾弃的境遇。同时，这一问题本身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道德难题：“很要好的朋友”是私人关系，而公开割席则是一种发生于公开领域的行为，也是对朋友牵涉的公共事件的公开反应。公与私的矛盾，要如何处理？

姜思达与桑格格似乎完美嵌入了这个问题所描述的道德困境。他们所表达的“复杂”和“迷茫”看起来印证了，公开割席与否对一个个体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在许多人看来，随后涌入的大量反对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自然是“逼迫”他必须公开表态，在私人感情面前不能犹豫——“哪有什么困境，大事大非面前，你必须割席！”

正是这种浮于表面的道德困境的塑造，让很多人再一次将#Metoo和文革类比。@押沙龙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收获众多支持。他认为，表态与朋友割席是一种情感上完全的割舍，判断朋友行为的是非对错则是道义的需求，情感和道义需要分开，“如果有了公义，我们就连人力一点点情感都不许保留，都要榨干剔净，那样的世界是恐怖的。”

“那样的世界”，并非一个只存在于设想中的虚指，而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和它正式发生前的反右运动。它指向“人人过关、个个表态”的57年，指向那个“要求‘划清界限’”的“当年”，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和坏人必须割席’的理论，那么我们穿越回当年，也必然会支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也必然会批判那些不肯划清界限的人”。

这样的文革比喻，自然让人联想到#Metoo最开始在中国发生时，刘瑜对#Metoo运动是大字报的评论。五年的时间过去，女性一步步理解权力关系如何隐微地在各类圈子中通过资源、地位、光环等建构起来，理解在权力作用的场域中，“婉拒”“沉默”和“逢场作戏”都是无可奈何的拒绝，理解被男权社会打造成风流、天真、真性情的言辞和小动作都可以是实质性的伤害，一边理解一遍积聚勇气推动反性骚扰的议程，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信任，她们拥有了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新的抗争策略，但遗憾的是，在另一边，你只能看到“原地踏步”，一个文革的比喻被一用再用。

五年前刘瑜的评论尚且可以说是由于仓促成文、运动初期很多诉求和理念都还混乱模糊的缘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些思维定势才显得粗糙，五年后的文革比喻则带有一种故意的忽略和自欺。这一头一尾的文革比喻，其实颇令人无奈——五年来我们说了很多，五年来他们只字未听。

“文革”类比，是审查下的文字游戏

三种割席被统一概括成一种要求，而且是没有强制力的道德要求，它们或许体现了诉求提出者激进的道德表达，但也仅仅停留在激进的道德表达。

文革比喻是一个借助审查下的中文世界的讨论禁区展开的文字游戏。割席这个概念本就模糊，且不说并不是所有的#Metoo参与者和推动者都要求亲友割席，它的具体所指，在每一个人那里也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诉求是，要求与被指控者有密切合作和业务往来的机构拒绝未来的合作、或重新评价曾经的合作，如史航曾为《房思琪的失恋乐园》一书写推荐语，出版社最后决定在电子版和再版中将推荐语撤下，这一类割席的争议相对较小。

即使在私人关系中的割席诉求，也可以包含多个维度，例如，被指控人的亲友不宜公开表示支持，以其好伴侣、好朋友、好家长的人生侧面，遮蔽其其他方面的道德错误，或抵消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事实上，这种割席诉求是公众人物爆出负面新闻时舆论广泛接受的诉求。比如，在蒋劲夫家暴案中，提出蒋劲夫是“阳光大男孩”的明星好友都被公众广泛批评，甚至“阳光大男孩”这一说法本身，也演变成了一个对家暴者的讽刺用语。

割席也可能是要求亲友不再和被指控人有业务、生意、事业等方面的往来，这类割席诉求与机构割席诉求类似，尤其在文化圈子中，很多涉及利益、资源、名望的合作存在于私人之间，这一类割席诉求的本质是希望同一个圈层内部，不再给予被指控者那些得以施展权力、实施隐蔽性骚扰的资源和平台，这也包含着一种将削弱对方资源人脉作为一种社会性惩罚的朴素想法。史航事件中，与其有合作关系的出版社、综艺节目被要求如是割席，这种要求自然也适用于这些机构和节目的负责人，以及那些与史航有直接合作关系的文化界公众人物身上。

割席同样可以指要求亲友保持彻底的沉默，这种沉默不仅要求亲友不去主动提供辩护或者被指控人多面的人生，还要求亲友不要将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去讲述自己的纠结情感和负面情绪。显然，姜思达所遭遇的批评和压力正属于这一类。对于大部分听众和姜思达的粉丝而言，他们并非先发制人要求姜思达主动绝交，而是不满姜思达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为20多位女生讨公道的旁观者来理解自己的感受，不满在史航事件中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攀扯自己的好友的冤屈。这种倾诉自己故事的急迫，显出一种带有强烈冒犯意味的自恋，同时也因为姜思达本人带有一些对男权社会的离经叛道，曾经维护他“出格”行为的粉丝，更会感到一种背叛。

割席诉求可能还可以继续分类，但如同文革比喻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彻底抛弃私人情感互动，使被指控者陷入彻底的社会性、政治性死亡，连亲友探监都不被允许的割席是最极端的诉求。而且，这种极端割席与上面所列出的三种割席不同，是具有强制性和政治权力支持的。以文革作比，不仅是一个错误的滑坡逻辑，甚至这个滑坡本身都不那么光滑。上面所讨论的三种割席被统一概括成一种要求，而且是没有强制力的道德要求，它们或许体现了诉求提出者激进的道德表达，但也仅仅停留在激进的道德表达。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激进本身也对史航的亲友带来了具体的压力和精神损失，但是一个生存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个体，是否有权利在与之相关的、争议巨大的公共事件中彻底免于舆论的纷扰（包括过度的指责）呢？假设我们认同这种权利的存在，那么对这种权利的救济方式是彻底禁绝舆论纷扰，还是只要允许本人和他人为之辩护就可以呢？

现实恰恰可以佐证非强制的道德要求的力量也不过如此，远远无法动员起一场针对被指控者的社会性死亡。到目前为止，范新和宗城在发布了公开道歉声明后舆论渐渐平复，史航置顶的否认性骚扰微博也没有遭到更进一步的诘问。5月5日，澎湃发布新闻《最新！多家机构不再与史航合作》，看似史航曾经的资源和平台潮水一般离他远去，但其实，这个“多家机构”仅仅包含单向街、鼓楼西剧场、磨铁图书和《新周刊》四家而已。而这样的现实，实在让“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的比喻更显得无比错位。

事实上，这样的错误类比是一种故意为之。押沙龙等比喻者并非不理解二者具有的不可比性，而是深知文革和反右等话题属于简体中文世界的讨论禁区，公开讨论只能极度隐晦，否则等待讨论者的至少是或禁言或炸号的“互联网死亡”。谁、以何种手段、在多大范围内要求了割席表态是区分二者的关键，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则是一脚踩中了陷阱中的捕兽夹。

文革比喻的错位和拙劣并非难以察觉，五年以来，#Metoo运动在中国顶住各种压力不断地推进说理、澄清误解，押沙龙们作为活跃在媒体与公共文化中的参与者不可能无知无觉，借助讨论的禁区来迫使对方沉默、以文革这一能够唤起几乎整个社会负面情感的符号性语言来污名化#Metoo参与者和支持者，是清楚掌握了赢得辩论的捷径。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你的“问题”，是我的“困境”

个体的男性和个体的女性在具体的问题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达成共识，但是在同一个性别权力结构下，男性的处境和女性的处境是本质上的不同。

事实上，把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争议统称为一场“辩论”或者一场对“割席表态”问题的“讨论”，在很多女权主义者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说辞。

女权主义者一次次站出来为性别议题发声，她们的动机并不是探索性的：这是她们身处的女性共同体所遭遇的共同困境、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确实会遭遇的危险和伤害、是她们想要拉住其他女性不滑落下去的深渊。她们站出来，但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有输有赢的辩论，更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真理可待追寻的道德哲学问题。困境还是问题（situation or question），这两个措辞在中文中往往有非常相近的意思，但是，这两种看待争议的视角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

甚至可以说，是否需要和被爆有性骚扰前科的好友割席，几乎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问题。正因为男性友人大概率不会成为性骚扰的猎物、也看不到私人交往朋友对待女性油腻过界的一面，才有了割席与否的犹豫，才有了区分“朋友在别人那里”和“朋友在我面前”的空间。对于女性友人而言，割席甚至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同为女性，曾经的好友在当下已经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和不安的源头。

有人会反对说，这种性别划分是否过于绝对？毕竟，桑格格本人也是女性，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一定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一定会把受到指控的男性友人视作一种危险，同时，这也意味着所有人——包括女性在内，都有不公开表态割席的权利。

诚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性别议题与相关事件成为热点之后，人们的观点并不是严格按照性别划分的。个体之间观念和行为选择的差异，永远是巨大的，也是自然的。但女权主义者在推动#Metoo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结构在性骚扰等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也强调改变的本质必须是结构的改变。个体的男性和个体的女性在具体的问题上可能有重大分歧，也可能达成共识，但是在同一个性别权力结构下，男性的处境和女性的处境是本质上的不同。桑格格这样的女性，即使自愿保留她和史航的友谊，也不意味着她处于那个更为轻松的男性世界。

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差异，让男性——无论其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为何，更容易将性别议题中的种种争议抽象成一个个问题。除了提问亲友是否应当公开割席，他们也提问反对性骚扰运动中是否应当使用相貌羞辱的策略，镜像羞辱男性是否是一种“必要的恶”，教男性主动打开房门交流等避免性骚扰指控的小技巧是不是在迎合保守主义……

这些问题并非不是问题：通过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依赖那些我们共同珍视的道德价值去推理，当然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是，提问“性别羞辱是对的吗”，提问“男性‘洁身自好’是一种保守行为吗”，再把这些问题丢给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貌和身体被时刻凝视和评分的女性，丢给在另一个世界里一言一行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稍有不慎就谣言加身的人，强行弱化二者差异、把问题抛给受害者、并美化为“我们一起探讨问题”，这何尝不是一种“无知之恶”。

团结还是放弃，#Metoo运动策略转变的暗线

这篇长文回应是一篇不合格的辩词，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评者攻击的那样的——“没有证据”。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个合格的辩词，因为它所预设的听众和读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论投喂的看客、等待着网络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帮闲、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驳的“对方辩友”。

困境vs问题的视角差异背后的另一层原因，是#Metoo等女权运动背后策略的转变。

由于女权运动本身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制定策略、调整策略的中心，因此，如果观察具体行动者的行为模式，策略仍然是富有多样性的。但一个重要的趋势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女权主义并加入其中，包括#Metoo运动在内的女权运动的“科普”色彩慢慢变淡，运动中人渐渐减少或者放弃了对运动潜在反对者和旁观者的科普和劝说，相比于主动争取潜在反对者和旁观者的理解、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多的努力放在了对性别问题的受害者的直接声援和帮助上，以及对自身理念和目标的直接宣告。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史航事件的控诉者和受害人之一，小默的长文回应。在这篇回应里，小默除了对自己的经历和心态的细节讲述，还做出了很多直接宣告。比如，“这是一篇没有痕迹证据，也不会提供文字证据的小作文。我们几十个，是人证”，“看到这里仍在指示‘那你报警啊’的人，我很怀疑你们到底为什么看到这里，这篇文章不适合你的。”，“六子不会再剖开肚皮，让别人去数有几碗粉了”，以及直接对史航喊话的结尾“你以为来日还是你的时代吗？”

事实上，这篇长文回应是一篇不合格的辩词，正如它的作者坦承、它的批评者攻击的那样的——“没有证据”。但它恰恰不需要是一个合格的辩词，因为它所预设的听众和读者中，早已不包括那些等待着理论投喂的看客、等待着网络升堂自己做法官的帮闲、等待着咬文嚼字再一一拆解反驳的“对方辩友”。这篇回应的力量恰恰就蕴藏在它对自证清白的坚定拒绝，而转向“girls help girls”。小默们不再费力争取乐于辩论、乐于讨论问题、乐于探寻问题答案的男性的同情理解和理性的说服，潜意识里她们发现了更值得争取的东西是相同境遇的人之间真正的联结。

从女权主义的各种理论开始在公众舆论中引起注意，到#Metoo等女权运动在公共空间中展开，在至少十余年的时间里，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做了大量的理论科普、鼓励共情理解、自我证明的工作。早期的女权理论科普中还经常提及男性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例如性别刻板印象、特定的性别分工、父权社会对男性气质的无理要求、以及家庭中直观可见的大家长的权力都会直接伤害到具体的男性。

女权主义者们也曾长期努力通过讲过自身经历和心理感受，期待更多的普通男性可以理解女性生活中那些被男性忽略的艰难、危险、压力，在这种努力下，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在女权社群中往往也会自带一些光环。但时间不幸证明，这样的努力同样收获大量失望。

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在强调，男性注定无法真正地共情理解女性的处境和受到的伤害，“男性女权主义者”被更具负面意味的“女权男”标签取代，其含义从“可以团结的宝贵战友”，逐渐退化成“另有所图伪君子”。

这种悄然发生的策略变化，是一个顽固的性别权力结构下的女权运动所要遭遇的必然。

这种策略既谈不上形同保守主义的性别的隔离，甚至也说不上是放弃团结男性。它只是通过不再把男性群体作为主要的说理目标、不再把奋力自证作为主要方法，自然地筛选真诚的同路人。

首先，女性发现，对大部分男性而言，接受性别结构分配给他们的性别特权与红利是一个“顺流而下”的轻松选择，并不需要特别费力，职场、社交、育儿等领域自然会分配给他们那个更容易也更有利的角色，优先录取的男性候选人、交杯换盏间“过界玩笑”的听众、仅仅因为性别就被预设的知识权威、轻易即可达标的好爸爸⋯⋯抵御这种顺流而下的诱惑并有所作为是困难的，而愿意去承担这种困难的男性，极大概率也并不需要一次特别为他准备的女权理论科普去推一把，他们的性别意识也绝不会是在认识到自己也是男权社会受害者的之后才骤然觉醒。

其次，这种策略变化同时克服了过往策略中女性女权主义者们常常忽视的一种风险：进步话语是可以被学习掌握，也是可以被滥用的，一个人熟练地使用进步话语与他安然享受自己所批判的特权之间可以毫无矛盾。声称“男性也是父权制受害者”，可以为自己的情感背叛开脱，因为“父权制的婚姻剥夺了我的自由”。甚至“男性无法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女性困境”这一句看似有些武断的批评，也可以应承下来为自己进行道德免责——既然注定无法理解，那也就不必去理解，基于这种不理解的冒犯发言和男性视角，自然也必须得到原谅。

正因如此，“放弃”男性的运动策略并没有它乍看起来那样令人忧虑。这种策略既谈不上形同保守主义的性别的隔离，甚至也说不上是放弃团结男性。它只是通过不再把男性群体作为主要的说理目标、不再把奋力自证作为主要方法，自然地筛选真诚的同路人。#Metoo的前路即使还有诸多危险和不确定性，至少参与者和支持者们将注意力和关心都渐渐收拢到了自己身上。当然，这种注意力的收拢和转移也可能进一步引发男性群体的焦虑，向行动者质问为何不再扩大团结？为何走向更“厌男”的策略？为何运动越发窄化、只玩“身份政治”？

其实，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种注意力焦虑是处于男性境遇中的群体的自身议题，需要他们通过自身的思考和努力去解决：不要只问女权主义还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自己过去五年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