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学者黎苑姗：㓥房家庭的居住正义，不仅是阶级和贫穷的问题

一直研究生育（reproduction）问题的社会学学者黎苑姗，2021年在香港网络上看到热话：“住㓥房唔好生仔”，心里觉得“好科幻”。

虽然她很明白当中的情绪。㓥房又叫房中房，是将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成几间细小的独立单位再出租的居住形式。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香港㓥房的楼面面积中位数为11平方米（118.4呎），住户占用的人均面积中位数为6平方米（64.6呎），有孩子的家庭一般有2-3个人口，在这样的单位转个身都似会引发地震。

人们印象中，㓥房空气不流通、卫生不佳，在这样逼仄空间中长大的小孩，应该不会快乐。

“这是很务实、工具的思考，我不会说是错”，但这种论调“让阶级决定一切”，黎苑姗说。

自那时起，身为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的她跟随深耕㓥房议题的社工，走进新界和九龙一个个窄小的单位，和几十个㓥房家庭倾谈。“我们讲生育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不是觉得这个状态下的人不对，而是整个制度如何把人放在一个比较脆弱（vulnerable）的状态。”

2019年，中央和香港政府认定反修例运动与房屋和青年问题有关，2021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要“告别㓥房”，到2024年底李家超政府公布《施政报告》，提出要用法定规定的“简朴房”取代㓥房等“不适切居所”，划线“简朴房”面积最少86呎（8平方米）。社会热议，此举是把问题房屋合法化，还是告别劣质居所的关键？并且同样恶劣的笼屋、板间房是否规管界线模糊？

根本问题在于，什么是“适切”，还有如何讨论才能达至居住正义。4年来，黎苑姗看到狭小空间中强烈的性别不平等，也看到各种各样生活的韧性。只在面积或硬件的框架下看“适切”是不够的，她指，应该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而且“适切居住”不是某个人群的议题，它与社会上所有人都有关系。

㓥房被边缘化成贫穷问题

不是“赤贫、拿综援”才会住㓥房。访问刚开始，黎苑姗就强调，一种习惯性看待㓥房的视角，就是仅仅把它边缘化为一个贫穷问题。

统计处每5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㓥房租金中位数升至5000元，21%住户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住㓥房的人有各种背景。

香港楼价和租价高企，政府虽提供如公屋（低租）、居屋（低于市价）等满足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的市民的需要，但申请公屋需低于一定的入息（收入）水平，且有约5年的轮候时间。每个排队“上楼”的人/家庭，有不同的收入和成员组合，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居住需求。

“政府有一个说法，虽然㓥房不是很理想，但它有一些社会功能，㓥房是对香港房屋短缺问题的缓冲（buffer）。”但黎苑姗不同意：“㓥房是一个牟利行为，不是开善堂……如果（㓥房）是用公屋的呎价出租，那我就会说它真的有这种（缓冲房屋短缺的）功能。”她指没有业主会反对这种说法：“㓥房是兑现比公屋呎价更高的租金，（业主）是想赚更多钱才会㓥的。”

在粤语中，“㓥”是一个很形象的字：用刀剖开，开膛破肚。黎苑姗研究的其中一个区，葵涌，因七、八十年代香港工业发展而遗留了不少工厦，近年多发展出工厦㓥房。工厦本身的面积大，工厦㓥房面积也较私楼㓥房略多，而租金便宜近1000元，在市场上具有吸引力。但有极端例子如一个工厦空间㓥出60多个㓥房，而且工厦㓥房涉嫌非法改造房屋用途，存在火灾等安全隐患，还有严重的滥收水电费现象。

那么，怎样的家庭会住㓥房？

一条理想的换屋路径是这样的：一个人申请到公屋，之后找到一份工作，积累多年后可以搬去居屋，最后去到私楼。

但是私楼实在太贵了，“没可能买到”，于是去抽居屋，但是居屋数量少，那么只能住在公屋。公屋的入住条件跟家庭人口及收入相关，不少人因为想要申请公屋，而不找高薪工作或掩饰收入，“如果到要结婚生子的时候，还是买不到居屋和私楼，也轮不到公屋，那可以怎样呢？要搬出去的话，就只能在㓥房住。”

黎苑姗指很多个案都是这样，本身跟父母住在公屋，但因为要结婚而要搬到㓥房。2024年的公屋轮候时间是5.3年，但她指实际上肯定要七八年。“要花那么长的年份在这样一个空间，我不能说‘ 很多’，但起码有相当数量的人（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市面上一个300-400呎的公寓（apartment）租金在11000-14000元港币不等，如果一个家庭考虑排公屋，那么收入首先不能超出限额，比如单人限额约1.3万港币，3人家庭限额每月共收入约2.5万港币（香港2024年工资中位数约为2万）；如果家里有小朋友，还要考虑请“工人姐姐”（外佣）。若带著两个小朋友，基本上母亲不能做全职工作；当家庭中只有一个人负责赚钱，生活就会更难挨。

“做保安最多二万元（收入），其实也未必有，而一个好单位一定是一万多元，那还有日常的费用，读书、吃饭、小朋友……”黎苑姗细数家庭住户的困难。

她研究的㓥房家庭，家庭薪水大约是15000港元，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四成收入用来交租。“其实就是看你怎样管理整个家庭、怎样衡量”，她指，“有很多原因导致人们要选择㓥房。”

中港两地还有不少婚姻移民，如果婚姻双方一个在大陆、一个在香港，在香港的一方原本在公屋住，那么结婚后搬来香港的另一方，通常也住不进原来的公屋，这种家庭便要选择㓥房。

而黎苑姗指，还有“最 Kick（卡）的一班人”，是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小朋友在香港出生而获得身分。小朋友未满18岁就无法申请公屋，等年满18岁再开始轮候，也比长者轮候时间更长，多年来媒体报导的单身轮候时间从20-30年都有。这样的家庭，“也肯定是住㓥房。”

这种家庭又通常是分居状态，男性在大陆工作、女性在香港照顾孩子，大陆赚的钱在香港花并不划算。“除非很有钱，很有钱就不用住㓥房啦；就算是做白领，两边都有家，也有很大的财政压力。”就算在香港，分离或离婚家庭的财政压力也不小，这种形态下，往往只能接受㓥房。

此外，香港近年扩招大陆学生，更开通“高才通”、“优才通”的大陆签证。年轻学生、专才初来乍到，动辄万几元的私楼单位并不一定是优先选择。黎苑姗飞快算了一笔帐：比如尖沙咀有标榜180呎、150呎新装修的㓥房，租金9000元，楼龄56年，隔壁私人屋苑接近面积的单位租金是4万。那么56年的房子一㓥六，赚的是5.4万元一个月；“而且9000元租的目标一定不是我接触的街坊，而是瞄准专才、港漂。”

“这就是赚尽了”，黎苑姗对著数字感叹，“㓥房是香港房屋政策和分配不均的不平等表现，而不只是贫穷问题。”

被忽视的家务劳动

黎苑姗有一个很清晰的观点：缓冲香港房屋短缺的，不是㓥房，而是人的劳动（labor），而且这些劳动主要由女性负责。在传统家庭分工中，女性已经是做家务和清洁的角色，但去到㓥房，“大的小的或厌恶性的劳动，女性统统要去承担。”

“可能有很多毛发，可能水有问题，空气不足，通风不好，渠有臭气，又不去水……在清洁之外，还要做维修、杜虫、捉老鼠……”不适切居所不仅面积小，而且缺乏正常生活的条件，黎苑姗把这些工作称为补偿性劳动，“补偿不适切居所的空间不足……林林总总的奇怪问题，都在那个空间发生。”

女性往往是留在家中的人，黎苑姗访问的家庭，十之八九都是妈妈，不少带著年幼的小朋友。这些母亲无法找全职工作，留儿童独自在家又会犯法。女性变相就要长期留在家中，把所有工作都做完：“特别是单亲家庭，没有男人在处理这些事情……就算男人在，他不会每天都在家体验这些不适合居住的情况。”

她访问的53个家庭中，仅有两个是男性主持劳动。其中一个是先生退休、太太还在工作，“但孩子都很大了，这位老公不是做基础照顾者（primary caretaker），而是做管家（homemaker）。 ”另外一个是单亲家庭，男性离婚后子女随他，因此必须亲力亲为。

黎苑姗观察到，懂得修理的男性会自己做些家具、架子，确实令家中的修补容易一些。男性传统上会负责一些维修的工作，但在㓥房家庭，这些也由女人负担。

“有些妈妈就跟我说，以前完全不懂的啊，都是住在这里才慢慢去学。”经典性别框架里女性要做的事，这些妈妈都要做，由男性负责的事，妈妈们也要学著做。“又会有人说，很好啊，多一技傍身……我不是不 celebrate（庆祝）这些，但问题是，如果房子本身状况是好的话（housing intergrity），住户就不用这么辛苦。”

黎苑姗再次强调㓥房是香港政治经济问题的末端，而住户是末端的承受者，“政策制定者觉得可以将就一下……但将就十几年不止了，从殖民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问题。”

她在论文中提供数据，指在少于13平方米的居住环境中，照顾者的焦虑和精神风险高于其他人，而这样的照顾者大多数为女性，因为环境糟糕，她们每天都在经历很困扰的事情。

比如一个中港分居家庭，妈妈和儿子一起住70呎（7平方米），妈妈每天都希望阻止漏水、废气，令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如果房子正常，她未必需要想怎样令儿子可以有地方做功课而腰不会屈曲、脊椎不会歪，怎样令隔壁叔叔不要再吸烟、令儿子不要有气管敏感，怎样用电才不会令电突然跳掣……”黎苑姗连珠炮般数算，㓥房妈妈的焦虑扑面而来，“住基本单位的人也要想，但她们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想很多。”

有街坊告诉黎苑姗，住进㓥房以前，她还会打扮、种一些盆栽、布置家里、有一点生活态度；住进㓥房之后，觉得这些东西没用了，好像㓥房开始侵蚀自己。“因为她很小，但结构性问题接踵而来。当隔壁四周都在做㓥房，弄到墙裂，裂痕又渗水进来，她是处理不了这些的。不可以叫隔壁不要做㓥房，不可以叫业主补墙，就是这些事情令她很挫败。”

继而人会放弃以往的态度：“为什么要保持计划呢？算了，都会死的；为什么要开窗呢，开窗废气就攻进来了。”

移民母亲更显弱势，因为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请不到公屋和综援，没有医疗保障，有些病一定要去医院，但又会出现独留儿童在家的悖论。“那么又会有舆论说，为什么要来香港生小孩呢，回去吧……但他们是很难回去的，小朋友都已经在读中学，一直在香港长大的话，怎么可以要他们回家呢？”

2015-16年，香港密集讨论过这类儿童的返回机制，但因涉签证、身分、福利、教育制度变动等问题而未有定案，“没有大陆户口，小朋友回流就进不到公立学校，也不够钱去读私立学校……这样看的时候，留在香港再辛苦，也是他们可以生活的地方。”

想像一下现在去了英国的香港人就可以同理，“英国人都可以跟香港人说，为什么要申请社保，为什么要留在英国这么辛苦，回去香港吧，过你的中产生活。”

黎苑姗指所有人都应是切身的：“在一个无处可去的状态，若仍可以维持一个家，很多人都会继续。”黎苑姗经常问街坊，他们会不会把㓥房称之为家？“不少人都觉得是，虽然小，虽然怎样怎样，但可以留在这里，可以休息。”

而恰恰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劳动，家的归属与安心，才可能发生。

立法规范能否达到政策原意？

回到“住㓥房不要生仔”的说法，黎苑姗直言反对，“而且不是住㓥房才生小孩，而是生完小孩被迫要住㓥房。”大人与孩子的生活唇齿相依，离婚母亲、年轻夫妇、移民家庭，很难说谁是谁的因或果。

“而且就算是住㓥房生仔，又如何？不可以因为阶级就要人不生。难道你会要求低于香港收入中位数的人全体绝育吗？不会的，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做。”黎苑姗

忿忿不平。

她也问过久居㓥房、或从出生到现在都住㓥房的儿童，“觉不觉得㓥房是家”。一个男生说，家好像龟壳，黎苑姗乍听心里一沉，“完了，龟壳真的很惨”；但男生接著解释，“龟壳的意思是很安全，很包住”，黎苑姗又觉得吓了一跳。

另一个14岁的女孩，父亲在大陆，平时也由妈妈照顾，她告诉黎苑姗，妈妈很厉害：因为小女孩自己是“食位兽”，家里物品占了很多地方，而她妈妈是“吐位兽”，总是重新把空间整理、空顿出来。

作为家庭研究学者，黎苑姗自然明白、也看到家庭关系的复杂，不是所有亲子关系都很亲密，而孩子们也会有不开心，会觉得家里很挤逼，如果是从大屋搬小屋，心理上更会存在落差。“但深入就会见到，他们不是觉得被搞到小房间里生活很惨”，她提醒外界要看当事人自己的视角，“绝少数是用一种很敌对的（hostile）模式去看自己的生活。”

为了展示这些劳动，黎苑姗和社工、艺术家罗妙妍、岑宗达，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用许多种声音讲故事的展览，布置在葵涌，展出两个月。

站在展览入口，一把导览声音响起，不远处有一张垂挂著的草席，可侧耳倾听㓥房母亲把生活小事缓缓道来。

展览设计了不少机关，比如把头伸进一个洗碗的锌盆，或坐在小小的厕所里，或在手边打开一个墙上的壁柜，或把眼前的插苏（电拖板）电掣全部打开，狭窄的展览空间响起煲水声，电器声，大叔声，女孩声，母亲和儿子的声音……尽管没有一个㓥房住户现身，观众却仿佛就在不远处听到他们玩闹、跑来跑去、分享生活点滴。

团队还根据街坊和孩子的讲述，用轻盈的纸黏土做了七色作品，比如一个历史悠久的电饭煲内胆，一个回力镖，一艘友谊的小船。一个住在70呎空间的中三女生最珍视家里的镜子，无论洗脸、饭后或出门，“都要欣赏自己的绝世美颜”。于是一枚镜子被设计藏在一个跳舞黏土人的头部，观众若把黏土人如提篮般提到眼前，就会赫然看见自己的眼睛。

在复杂的结构面前，人虽然很小，但亦有人坚持改变。一位没有香港身份证的街坊，积极倡议拒绝滥收水费，她在行事历上密密麻麻抄下所有团体、政府官员、社工、区议员的电话，所有咨询活动，以及每一次活动后的进展和下一次的重点——尽管她自己并不太受水费困扰。

“（她）就是为了令政策更包容（inclusive），帮到更多弱势住户。”小市民倡议了很多年，而政府终于在2021年修订《水务设施条例》，打击业主滥收租户水费，不过至2023年，㓥房租户的平均水费仍高于普通家庭一倍。

不过，展示劳动、赞美人的生活韧性，难抵现实的无奈。一位60多岁的街坊在和黎苑姗聊天时冷不丁问，他小时候就是住这些地方，这么多年之后，还有人住这些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我也问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无奈地笑”，黎苑姗覆述那个场景，“因为政治经济的、房屋的、土地分配的、各种结构的东西都没有改变。”

她指“简朴房”提出一种新的房屋类型，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安排（structural arrangement），而其是否能完全做到保障住户、让大家住得更好的政策原意，“现在仍是 question mark”。

黎苑姗认为，解决房屋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租金，她同意应增设“起始租金”，以限制租金升幅及保障居住权，“否则很多问题是搞不定的。”

其实香港民间早自2004年谈论租金问题，过往港府以“自由市场”为由多有推托。直到2020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才提出“十项为民纾困政策”，其中包括研究推行租务管制，2020年运房局成立工作小组，建议设定“标准租约”、保障续租权、规范征收水电费等，2021年林郑敦促就机制立法。只是后来的社会及政治变动重整了港府的政策议程和目标，到夏宝龙提出“告别㓥房”，2024年李家超政府才提出“简朴房”的政策方向，而租务管制不在其中。

黎苑姗相信政府真心要改善㓥房问题，学者、社会团体也关注政策释放的信号，“要做什么、怎么做”，但他们认为有些待商榷和待调整的问题。《施政报告》亦承认，11万㓥房中，有3.3万不合规。那么这3.3万㓥房中的住户要如何安置？政府目前只笼统提及可通过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安置，但细算行政程序和房屋数量，团体担忧会替代不足。

而当业主花钱规整㓥房为“简朴房”，产生的成本很有可能转嫁到租金上。黎苑姗担忧如果不做“起始租金”，就没有办法阻止租金上升。这四年，黎苑姗了解到业主们利用㓥房的方式超出想像，“如果一个业主有五个㓥房单位，其中一个不合格，业主可以不出租那一个，而把租金转移到另外四个上面”，她指这样一来，甚至都不用花钱整修，租金也会上升。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没想到要怎么处理，街坊也惊慌（panic）不知道可以住哪里”，她听闻已经有业主现在叫人走的零星案例，“政策的影响或后果会如何出现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很详细的预估。”

而就“起始租金”一题，调查指75%㓥房户赞成订立，固然其他持份者中也有人反对，但赞同声音也非少数。2021年，建制派的民建联议员就曾多次在立法会提议应订立“起始租金”，《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章亦有报导。而黎苑姗认为，目前政府也掌握完整资料：“警察、物业估价署，每一个月都有每个区的㓥房租金指数”，她强调，“重点就在于要不要做。”

危脆的生活

黎苑姗自嘲自己和团队都是性格大师，展览开在隔涉（广东话，意指僻远）地方，内容也没有特别考虑公众，“觉得可能搞完之后，人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结果来的人不少。

被吸引来的公众，许多没有踏足过㓥房，“特别是一些刚来香港读书的海外学生或者非本地学生，或者是一些一直在香港生活的外国人……就觉得‘86呎，你是不是 kidding me？’”有人初次听说厨厕合一，“觉得很 amazing，‘怎么会呀’？”

一个住在港岛薄扶林的白人女性告诉黎苑姗，她以前在米兰，没有听过葵涌，现在却来到展览听人讲平时在葵涌怎样买菜；还有观众2008年就来了香港，却没离开过港岛；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㓥房是怎么回事，但很仔细地看展览。这令黎苑姗觉得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连结。

虽然这表现出人们对㓥房议题的陌生，但黎苑姗也感觉到，原来还有很多人会观察和关心这个城市。人们问很多问题，也有人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我好像很享有特权（privilege），我的研究有一个可以建立的东西。”她指，被人们了解研究的用意，令她觉得很被赋权（empower）。这种赋权并不是单向的自我满足，黎苑姗感觉到，街坊们也觉得很新鲜。她为展览收购街坊的日常用品，解释完对方也似懂非懂，但约略明白是通过一个水壶、一个拖板讲述日常生活；她把街坊的故事写下来，再请对方录音，对方不自信文本中的人物是否真是自己，得到肯定答案后，展现出一种开心。

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劳动是怎样的、家如何成之为家，人们会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被欣赏，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去呈现。

对黎苑姗来说，展览在自己和受访者、受众之间，建立了一种难得的对话：当大家都没有能量去了解他人的困境或这城市的结构性问题时，原来还有一些人愿意继续去被告知、去学习。

她说得很克制，也很感性：“好像我们是拒绝重量的，但（原来）也继续有人愿意去 bear（承受）这些重量。”

一个社会如何思考“合理的居住环境”？贫穷叙事凸显出住户极度困难的处境、帮助争取福利，黎苑姗觉得是应份的，但如她反复强调，㓥房不只是一个贫穷问题，而是房屋政策和房屋分配不均。她亦指出政策（policy）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如今政府划线86呎，但如果划线100呎、120呎或更多，我们是否就能独凭面积来理解“适切”的意义？

政策的划线令人难以在框架内争取更多，但人们反而应该看到，何为“适切”，应该是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每个人的生存需要都是很不同的，需要许多持份者谈这件事”，她再次强调每个人都可能住这样的房子，尤其“简朴房”今后成为新户型，会影响到更广泛人群，“整个社会要一起想这件事，而不只是贫穷户、㓥房户，或者是测量学会才去想。”

虽然她对结构改变并未抱以充分的信心，但她很感慨能看到人的韧性（resilience）。而且她有一个深入的体会：“虽然我和这些住在㓥房的街坊各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共同性，危脆性。”

“危脆”（precarity）最早用来形容不确定、有风险的工作状态，发展到现在，亦可形容生命的脆弱、易损与岌岌可危。

“而街坊们，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限制的生活环境，有非常多人怕加租，又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住，又很多楼房不知什么时候倒塌……”

“但因为这种生活状态”，她慨叹，“更加不要将就，不要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