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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权的新合法性危机:刚性监控维稳体系的“脆弱性”

人民怒吼的一句“下台”瞬间击穿意识形态合法性,动摇了色厉内荏的维稳监控体制。

2022年11月25日,北京,一名防疫工作人员对接受健康监测的人进行核酸检测,她穿著防护衣并看著手上一份名单。

2022年11月25日,北京,一名防疫工作人员对接受健康监测的人进行核酸检测,她穿著防护衣并看著手上一份名单。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卷土

刊登于 2023-02-20

#中国监控#中国政治#评论

卷土,左翼视角的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察者,关注劳工,性别,族群等议题

去年年底,在毫无科学依据、违反全球学术共识、近乎荒诞的COVID-19清零政策实行近三年后,被高度政治化的疫情防控最终点燃了反噬的民怨。2022年10月,郑州富士康和广州海珠区多次发生农民工冲破防疫护栏和警方封锁线的抗争事件,愤怒的人群向警察投掷各种杂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向抗议的人群投掷催泪瓦斯,这样的场景显示出防疫封控最紧绷的状态。11月底,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近百所高校爆发了市民和大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他们手举白纸,高喊四通桥抗议者写下的口号,最终人民的愤怒之声震惊了高举“自信”和“斗争”旗帜的最高领袖,令他不得不放弃对“动态清零”的执念。

路透社后来的报道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其他欧盟高级官员在12月1日会见习近平时,得到的回应是“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后,人们感到沮丧,主要是大学里的学生或年轻人”;在之后的元旦新年献词中,他非常罕见地说道“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他发表的这些跟以前迥异的讲话间接表明农民工、市民、大学生等不同社会群体连续不断的抗争行动撼动了中国经过十几年建设的“刚性维稳”和“数字监控”体制。

2019年9月24日,监控摄像头在中国北京一条道路上。
2019年9月24日,监控摄像头在中国北京一条道路上。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执政合法性的弱化

这些年来,中国耗费极多的资源建立的刚性维稳体系已经趋近于完美,它混合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以垄断政治权力实现全面社会管制为进一步目标,追求僵硬的政治稳定,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以国家暴力为基础,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进行严密监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的帮助下,中国已经建成了无所不在的既全面又高度个人化的的“数字监控”系统,包括全球最大的由5亿多个摄像头组成的遍布公共和私人场所的天网系统,也包括内置到手机用于搜集所有个人信息的健康码、行程码、反诈骗APP等程序工具。政府具备了一天24小时监视人民的能力后,就能糅合了多种机制,根据认定的对国家威胁程度,对不同的群体和人员施加不同程度的监督和约束。

建立这种监控维稳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政府对异议毫不容忍,并且试图杜绝一切反对能力,因此,过去十年间一度活跃的公民社会遭遇严酷打击,女权倡导者、独立记者、维权律师、劳工NGO、左翼青年等不同类型的行动者都经历过被抓捕、审判、认罪、流亡的厄运。表面上看,政府将这些职业活动家“连根拔起”的行动是成功的,他们被认为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代理人,是各种维权事件的幕后推手,只要把这些“吵闹的乌鸦”铲除就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但事实并非如此,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本身,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矛盾依旧存在,像定时炸弹般随时都会引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建立的再强大的维稳监控体系都必然存在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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