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政权的新合法性危机：刚性监控维稳体系的“脆弱性”

去年年底，在毫无科学依据、违反全球学术共识、近乎荒诞的COVID-19清零政策实行近三年后，被高度政治化的疫情防控最终点燃了反噬的民怨。2022年10月，郑州富士康和广州海珠区多次发生农民工冲破防疫护栏和警方封锁线的抗争事件，愤怒的人群向警察投掷各种杂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向抗议的人群投掷催泪瓦斯，这样的场景显示出防疫封控最紧绷的状态。11月底，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近百所高校爆发了市民和大学生参与的抗议活动，他们手举白纸，高喊四通桥抗议者写下的口号，最终人民的愤怒之声震惊了高举“自信”和“斗争”旗帜的最高领袖，令他不得不放弃对“动态清零”的执念。

路透社后来的报道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其他欧盟高级官员在12月1日会见习近平时，得到的回应是“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后，人们感到沮丧，主要是大学里的学生或年轻人”；在之后的元旦新年献词中，他非常罕见地说道“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他发表的这些跟以前迥异的讲话间接表明农民工、市民、大学生等不同社会群体连续不断的抗争行动撼动了中国经过十几年建设的“刚性维稳”和“数字监控”体制。

执政合法性的弱化

这些年来，中国耗费极多的资源建立的刚性维稳体系已经趋近于完美，它混合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以垄断政治权力实现全面社会管制为进一步目标，追求僵硬的政治稳定，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以国家暴力为基础，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进行严密监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的帮助下，中国已经建成了无所不在的既全面又高度个人化的的“数字监控”系统，包括全球最大的由5亿多个摄像头组成的遍布公共和私人场所的天网系统，也包括内置到手机用于搜集所有个人信息的健康码、行程码、反诈骗APP等程序工具。政府具备了一天24小时监视人民的能力后，就能糅合了多种机制，根据认定的对国家威胁程度，对不同的群体和人员施加不同程度的监督和约束。

建立这种监控维稳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政府对异议毫不容忍，并且试图杜绝一切反对能力，因此，过去十年间一度活跃的公民社会遭遇严酷打击，女权倡导者、独立记者、维权律师、劳工NGO、左翼青年等不同类型的行动者都经历过被抓捕、审判、认罪、流亡的厄运。表面上看，政府将这些职业活动家“连根拔起”的行动是成功的，他们被认为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代理人，是各种维权事件的幕后推手，只要把这些“吵闹的乌鸦”铲除就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但事实并非如此，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本身，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矛盾依旧存在，像定时炸弹般随时都会引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建立的再强大的维稳监控体系都必然存在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刀枪不入、智勇过人，但由于脚跟没有在冥河之中浸泡，成为唯一的弱点，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正是因脚跟被射中而死。对中国的维稳监控体制而言，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成果之上的绩效合法性，二是通过对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的论述话语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中共的百年发展过程中，合法性问题始终是主要的挑战，因为经由革命夺取权力之后，要想永远掌握权力，仅靠武力是不够的，更需要持续获得人民的认可，因此在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市场化改革时期，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先后发挥作用，帮助党和政府度过各种政权的生存危机。

在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停滞或倒退，这既是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客观规律使然，也是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的“比较优势”耗尽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去被高增长掩盖的问题与矛盾不断暴露，因为当经济增速有10%的时候，粉饰太平是很容易的，但是当增速下降到3%甚至2%时，裂痕就会显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有特定的规律和周期，永动机式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这反映出绩效合法性的脆弱。因此，党中央在2013年就要求全体党员观看学习《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的纪录片，该纪录片将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归咎于戈尔巴乔夫采取急进的民主化改革，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公民社会的行动派组织和个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官办社会组织，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把民主化的可能性掐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成为官方巩固内部统治、维护合法性的叙事话语。

极端刚性维稳的反噬

在疫情之前，这种控制型统治策略比很多人预料的都要成功，维稳监控体制不仅体现在现实的专政工具上，更植入到人们的大脑中，人们在“中国梦”的幻象中展现“四个自信”，自觉地按照官方的标准说话和行事，自我审查与“正确”集体记忆成为常态，还引以为豪，在这种状况下，年轻人身上理应存在的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都滑向了普遍的犬儒主义和躺平状态，对极权国家来说，这是一群完美的统治对象，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服从、谨言慎行，从而产生了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但在疫情爆发之后，层层加码的动态清零把这种维稳监控体制推到最极端，有形的围挡和无形的健康码把每个人都原子化，作为潜在的病毒的具象和载体，国家真正做到了对所有人民的全景敞视监视，如果没有奥密克戎的话，这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谁知事与愿违，奥密克戎不讲武德，惊人的传播速度和免疫逃逸能力扯下了政治化的疫情防控的遮羞布，监控隔离再多的人也无法阻挡病毒的传播。特别是国家卫健委12月2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北京市约2200万常住人口中有一半已被感染。这是一个带有耻辱性的数据，因为北京的防疫等级在全国属于最高级别，多圈层保护，无论是人在北京还是要去北京的人都饱受“弹窗之苦”。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去年12月中旬也证实早在动态清零结束之前，奥密克戎就已经在中国“密集传播”。

除了未能阻止疫情失控，推到极致的刚性维稳和数字监控体制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重伤了党国的绩效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首当其冲的是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冲击，自上海封城以来，汽车和电子供应链受交通封控的影响而陷于停顿，生产企业缺少零部件，成品运不出厂区，恣意执行的停工停产都让外资企业考虑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特别是郑州富士康发生大批工人逃离返乡以及之后的冲突抗争事件后，iPhone手机的出货能力受到冲击，苹果加快了将部分生产线移出中国的计划，确保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

苹果的举动是一个标注性的事件，意味着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政治力驱使的全球供应链重组进入了跨国企业主动作为的阶段，而且动作迅速，趋势不可逆，这是“政治抗疫下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代价”，导致靠出口驱动的增长难以为继，大量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国内企业出现关停潮，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民工的就业恶化，工价降低，失业严重。广州海珠区的以服装业为主的农民工正是因为疫情封控之下无法工作，没有收入而持续不断地冲卡抗议。

这些都是依赖维稳监控体制执行动态清零的社会经济后果，而且已经演变成结构性问题，即使所有疫情防控措施都取消，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在此情况下，基于经济发展成果的绩效合法性面临深层次的危机。

白纸运动的深远意义

白纸运动的发生更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即使在高压的维稳监控体制中，仍然有普通民众和学生群体，会基于朴素的正义和悲痛的情感而走上街头、发出怒吼。这些人的普通在于他/她们大都不属于过去十年间被打压的公民社会行动者，他/她们表现得并不激进，而更多是有理想、爱生活的文艺青年。但恰恰是这些具有“亚文化”气质的一群人，有记者、编辑、艺术家、摄影师、诗人等，他们在抗议的现场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口号，让党和政府“深谋远虑”制作的虚幻叙事一夜破功。

重庆超人喊“不自由，毋宁死”，南京学生说“你是贵州大巴上的死难者么”，北京青年反讽“我要做核酸，我要被封控”，成都市民喊出“中国不需要皇帝”，每一句口号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都引起轰动，即使抗议的规模不大，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行动和口号都在防火墙外被记录下来，就像愤怒的烛火成为党国挥之不去的心魔，只要有人喊出第一句，后来者就可以“拿来主义”，因为很快到来的解封让所有人知道党国不可能为过去三年发生的种种人道主义悲剧道歉负责，但人民怒吼的一句“下台”瞬间击穿意识形态合法性，动摇了色厉内荏的维稳监控体制，让最高领导层瑟瑟发抖，因为这是他从上台之初就要竭力避免的事。

正是因为动态清零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给党国造成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引起最高领导层的警惕和恐惧，从而决定放弃极端的封控隔离措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整个医疗系统一点准备都没有，连退烧药和体温计都不足的情况下，引以为制度优势的防疫政策突然大转弯，大幅放开。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特色，即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公开的意见征询，恣意而为，不可预测，治大国如摊大饼，翻来覆去。

为了挽救合法性危机，病毒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重要了，即使它以人类历史罕见的速度让80%的人口感染，数亿人在同一时间内共同体验了一场发烧咳嗽和浑身酸疼，但那些挺不过去的脆弱人群再也不能表达他们的愤怒，全国各地殡仪馆外排着长长的队伍是罕有的历史存证。为了挽救合法性危机，抗争的富士康工人和白纸运动参加者遭受不同程度的秋后算账，因为对维稳监控体制而言，异议行动不能成为习惯，经验不能累积传承，必须杀鸡儆猴，制造寒蝉效应，让人民恐惧害怕，用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的话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即便如此，现实已经表明，再严密刚性的维稳监控体制都有其脆弱之处，它的存在和维系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它的24小时监控效用是有极限的，它把人民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企图是违背朴素的人性情感的，这意味着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会一直存在。即使所有的防疫措施都被取消，过去三年累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都越来越结构化，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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