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重受访者的性别认同，文中部分第三人称循简体中文习惯、以中立的ta作为指代）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傍晚，韩澄与朋友们在伦敦发起“酷儿&女性不该被忘记”的主题集会，声援封控抗议潮中仍未被释放的示威者，同时为酷儿与女性议题在中国的困境发声。
参与者们举著“放人”、“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等标语，与写满唐山、Metoo、弃婴、丰县铁链女等性别暴力事件关键词的字板，站在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前。有人用喇叭向人群叙述广州示威者杨紫荆（点心）被暴力带走扣留的经过，有人读起点心的诗篇，有人带头唱起《女权之歌》：“我有闪光的梦想，我也有丰富的欲望......”
事实上，当日稍早，伦敦还有另一场由中国大陆留学生、海外民运人士等发起的抗议集会，韩澄特意做了沟通，跟这场错开时间：“不是要大家做选择或割席，反而是想多创造一个给女性和性少数的安全空间⋯⋯，进出和麦克风使用都是自由的，现场也有男性到场。”
但即使是在这样有明确性别主题的集会中，现场仍出现了令韩澄无奈的厌女情形：众人喊“发声不要停”的口号时，几位男性接话喊“不要停、不要停”，喊著喊著便开始笑。好在当场有人指出这样的行为不合适，对方才也意识到，安静下来。
11月的反封控抗议潮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非二元性别及性少数参与在海内外抗争里，同时，现场与集会后出现的厌女现象也引起了讨论和关注。脏话用语的厌女、性别议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涌现于社交媒体中，一些行动者创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如“chinesequeerwillnotbecensored”等，发布《如何共建女权和“不厌女”的集会公共空间》、《在民主运动和抗议活动中，男性能为支持女权主义和性/别多元群体做些什么》等帖文，回应公共讨论中的声音。
“女性一直在中国的社会进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尤其如此；从五四时代，到共和革命，再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盖莫例外，”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吴国光在近日发布的运动观察中写到，“‘2022白纸革命’的出现，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把这一本来被遮蔽的事实凸显在人们面前。”
我想要我的嘴巴不被摀住
人在东京的野马是在去参加新宿集会的路上，才在电车上用十多分钟匆匆写完了讲稿。
野马演讲中的一段后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我想要我的嘴巴能说出我想说的话而不被捂住，我想要我的脑子能够保存记忆，我想要我的身体呆在我想要呆的地方⋯⋯”ta像连珠炮一样追问，“小花梅在哪里，乌衣在哪里，彭载舟在哪里，常玮平律师在哪里。我想说我们中国，有女权主义者，有酷儿，我们要我们的身体自主权。”语毕，现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普通话的“好！”和掌声。
2月起，野马开始以艺术抗议的方式行动，曾用不同方法在东京街头为丰县八孩母亲小花梅、乌克兰、伊朗女性等发声。但这次声援中国国内抗议的活动，并不是ta的主场。写了一段讲稿后ta还犹豫地给朋友发信息，得到斩钉截铁的“去啊去啊去啊！”，才最终决定走上演讲台。
演讲让ta站在高处，ta的眼睛抓到人群中支持女性的标语，感到一些宽慰。ta有点恐高，最后四十多秒腿肚子发抖，讲完就紧张地快速爬下来。却有两个人也几乎同一时间穿过人群追上去，想要认识ta。
“在日本的中国人都乖乖的，很害羞地来说很棒，然后就走了”，这和今年来ta在街头做活动的经验一模一样，“能来这样的活动，酷儿群体大概占百分之二三十吧”，ta想，大家给予支持，是因为终于听到“内部”的人发声了。
“很多事情是自然而然来到你身边的”，ta形容自己的表达欲很本能，没有目标，更像饿了就要吃饭，“今天吃印度菜，明天吃东南亚菜，吃完才发现还挺好”。来东京后，她身边又有了一个友好的艺术和酷儿环境——义大利厨师下班了也搞艺术，普通职员周末会做快闪，艺术表达“像喝水一样”，这慢慢培养了ta的胆子和能动性。“中国人没有太多政治参与的经验，以前觉得要别人领著做，但每次都比上一次担忧更少。”ta喜欢和人交互，朋友们支持ta，不认识的人也在ig上给ta积极的反馈。
经验更丰富的卷卷，在温哥华集会上自告奋勇成了活动主持人，想要创造和维护一个性别友好的公共空间。
温哥华有不少抗议活动，但以华人为主体的不多，在卷卷印象中，香港人发起反修例运动声援时，中国留学生甚至参与了反对声援的抗议。女权主义者在海外也经常遭受小粉红污名和攻击，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减少针对这场声援乃至女性的暴力，成为她主要的思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