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利用、限制、改造：习时代下党和私营企业关系的演变

过去十年，我们目睹中国在习时代下进入两重“新常态”。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后金融海啸时期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已达到的体量带来西方世界的怀疑和反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回归列宁式党国体制的传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新强调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

在这种局面下，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家——一种被原教旨共产党厌恶和敌视的阶级，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共产党有著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和过去有何异同，未来将迈向何方？这些问题，触及习时代中共的政治特质，以及中国政商关系的核心。本文从“利用、限制、改造”的角度切入，以最新学术研究、党和政府领导人讲话、政策文件、经济数据和重大政经事件为基础，梳理习时代下的党和私企关系的发展轨迹和新生事物，并展望之后的走向。

团结+利用：“五六七八九”

在后天安门事件的三十多年以来，中共和私人企业的基本关系是，党放手让私人企业蓬勃发展，高度依靠其在国民经济的作用，而壮大的私人企业亦巩固中共以经济增长为支柱的绩效合法性。在习时代，尽管“民营企业退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习近平大抵延续和深化，而不是割裂了过去党国“团结+利用”私营企业的策略，以此满足党国的现实需要。

在政治表述上，习近平高举“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称“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以此重申党接受和支持民营企业的态度。在2018年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更引用经济数据，高调反驳“民营经济离场论”，肯定私营企业的成就：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正因如此，政府仍然大量补贴私营企业；在制度层面，私营企业家仍然被鼓励入党，亦继续被统战到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级人大和政协，毕竟“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指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则指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

这种“团结+利用”的关系也许并不新鲜，有新意的反而是习时代下党利用私营企业的取向和形式有所不同。过去，私营企业对党的贡献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在新常态下党更需要私营企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发挥作用。过去十年，中共领导层一方面将中国的经济发展界定为“高速发展”转型为“高质量发展”，需要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认定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两者都需要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在习时代下，中国针对战略新兴的产业政策全面铺张，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和2016年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都是显著的例子，明确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目标。在多项创新科技项目领跑于国企的民营企业，自然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

有趣的是，在支持私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党和政府固然一直是深度参与的谋划者，但其参与的方式有新的变化。过去，党和政府支持某一企业通常是拨地建产地园，提供税务优惠、补贴和银行融资渠道，但近年党更常在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上扮演新的角色：机构投资者。

在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来自硅谷风格的风险投资；而在中国除了有近十年急速发展的私募基金，还有国家级的风险投资——政府产业引导资金。这种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往往先由不同级别的党和政府机构发起作母基金，再带同社会资本作子基金，共同成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其后，这笔钱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即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负责运营和投资战略新兴产业企业的股权，并同时付给两种费用，一种是基金管理费，另一种是绩效提成，而政府一般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事务。

对党和政府来说，这是一种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尝试。当中，比较著名的有2014年工信部成立的“国家集成电器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规模将近1400亿元。据统计，政府引导基金经历2015年和2016年的井喷式增长，截至2021年共累计设立1,988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45万亿元人民币，认缴规模（或首期规模）约6.16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投资进私营企业，支持他们发展科技创新。

除此之外，党同样需要私营企业服务于执政党在管治方面的需要。在2020年的疫情开始阶段，基于阿里巴巴和腾讯平台的“健康码”就覆盖全国多个省市，令中国得以实施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慈善亦越见规模，在2020年，百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募捐82亿元，其中就有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巨头。

另外，伴随著过去十年逐渐迈向监控国家，党国亦需要购买私营企业最新的监控技术，满足其庞大的社会监控需求。据统计，2016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市场，近万亿的中国市场规模，政府采购占了60%。当中，私营企业几乎压倒性地主导了这个产业，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就占据了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大概30%。这些极具全球竞争力的监控设备企业占据供应链的主要环节，能提供各类先进的人脸识别、多目标追踪摄像机等，让政府更加放开手脚，大规模兴建监控设备——私营监控企业，正是中国监控型国家的基础。有学者更形容，中国监控设备企业与党国的关系令人联想起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只是这些设备是针对国民，而不是对外层面的国家安全。

简言之，习时代的党仍然需要团结和利用私营企业，只是具体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

限制+打压：安全、安全与安全

当然 ，团结和利用只是习时代党和私企的一个面向。事实上，过去十年，党对某些私营企业和某些行业私营企业家的戒备、限制乃至整治，同样非常显著，以至于民间一度将这些举措和毛时代对待私营企业的作法扣连。

然而，尽管习时代某程度复兴毛时代党的原教旨传统，如集大权于一身，强化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而习近平一些由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手段同样有毛时代的影子。但是，简单将习时代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类比成毛时代显然是刻舟求剑，两者有本质的差别。在毛时代，党从根本上否定私营企业的存在，防范和打压资本家是因其剥削工人、存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腐蚀干部，因此要除之而后快。但在习时代，党戒备和压制某些私营企业是以“安全”为名：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触及的是如何管治私营企业的问题，而不是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

具体而言，党界定的政治安全是保持党高层政治的稳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中国政治生活的最终权威，并维持中国社会的绝对稳定。因此，习时代首要打击的是一批和中共高层政治菁英关系不寻常而又存有“系统性风险”的巨型私企。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报告，很多中国巨型私营企业形成“类近黑手党的商业系统”（Mafia-like Business Systems），当中包括组成复杂、分散而隐蔽的网状结构，掠夺国家和社会资源，系统性地操纵金融系统，广泛的秘密活动，并和高层政治菁英构成互相威胁（Mutual Endangerment）的网络，以致这些企业更像是寻求短期个人利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而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公司”。

2017年于香港四季酒店被带走的肖建华及其“明天系”数十间公司，以及2018年被政府接管、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吴小晖任董事长、陈毅之子陈小鲁任董事的中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险等企业，都多少具备以上特征，而这两间私企皆受到严厉的打击。2018年，吴小晖被控集资诈骗、职务侵占，判处18年监禁，而肖建华则在2022年，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13年徒刑。这些私营企业可能是习时代的党最痛恶的类别。

除了针对“类近黑手党”的巨型私企，党和政府还就私营企业主导的互联网行业、房地产和教育行业、游戏产业的掀起一轮疾风骤雨式“监管风暴”。过去十年，一些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成庞然巨物，他们占据著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出行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但近年要，这些互联网巨头要不受到前所未见的限制，要不直接受到重锤打击。当中，最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滴滴出行黯然退市、接受重罚，蚂蚁金服全球最大IPO折戟，以及阿里巴巴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反垄断罚单。这些事件背后的逻辑，不仅是党要确保网络和数据领域受到可控管辖，不受外国政府牵制，而且要防范互联网金融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制止互联网资本垄断市场、“无序扩张”。更根本的是，党要加强对互联网私企的政治规训，重申党处在绝对上位的权力位置，不容许互联网私企游离、牵制甚至挑战党的政治和治理。

自习近平执政而来，我们就目睹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习近平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执行部门的强势崛起，以及形形色色涉及网络和数据安全法例规章的陆续颁布出台，包括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2019年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和《数据安全管理办法》、2021年的《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由此，近年来党在中国建立起可能是世界上最全面集权的网络空间和数据治理体系，直接限制互联网私企的运作边界。当中，网信办既管控互联网私企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和舆论控制），还重点监察数据的收集、储存和转移。根据官方文件，数据已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称为五大生产要素，被视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战略资产和基础设施。因此，在数据治理方面，党不可能继续任由私营资本主导，更不能“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而要牢牢掌控在党政机构手中。具体到政策的话，就是要互联网巨头上交演算法，采用“本地储存，外移审查”的数据政策，并严格审批和监察互联网私企在海外资本市场的集资。

和互联网私企同样规模庞大而受到党的打击，还有房地产的巨头，背后的逻辑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安全”——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驱动”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宽松信贷政策的背景下，房地产私企一路举债飙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据统计，房地产与金融和地方财政高度捆绑，占比四分一的GDP、超过三分一的地方政府收入和近六成的银行贷款。正因如此，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房地产成为“经济鸦片”一样的存在：尽管政府不时调控降温，一旦政府需要在经济下下行周期刺激经济时，就会放手让控房地产行业扛起稳增长保就业的大任。

但2016年当党在中央财经会议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并在2020年下半年落地房地产打击的政策，党非像过去一样只是降温调整，而是试图根本地打压房地产私企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以及改变其在中国经济的角色。首先是“三道红线”政策（三道红线指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严控房地产企业新增债务规模，其后则卡死流向房地产资金的最高限额。在这样的打击下，房价下跌、成交萎缩、楼房烂尾、银行坏账、断贷断供以及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吃紧等问题仍在发酵，而房地产私企，则面临严峻的流动性危机。

涉及“经济安全”而遭到遏制的，还有私营企业的一些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已连续九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尽管整体来说国企仍占主导，但非公有经济所占比例逐步上升。然而，尽管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鼓励国企和私企“走出去”，但党对私营企业“国际化”并非一味鼓励支持。对于战略性的投资，党和政府当然支持和引导，但对于涉嫌大规模资产转移，党则限制和打压——虽然对一些私企而言，游走在国家监管之外的海外投资才是真正的“经济安全”。如同周小川在2016的访问所言：“有一部分人由于信心、产权保护、原罪等问题，在谋求海外移民、投资买房等；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收购企业，并不一定是因为比较优势转移或开拓市场，而是在中国破产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跑路’保护。”

在2017年中旬，涉及海外并购热潮的安邦、万达、复星三间民企和海航、浙江罗森因“系统性风险”受到银监会调查，重点关注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最后，这些企业逐渐收紧、出售甚至退出海外投资，而中国亦出台政策，规范和引导海外投资，尤其是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如果说，以上党对互联网、房地产私企和私企的海外投资的限制和打压都是出于各种“安全”考虑，那么近年来针对教培行业、游戏行业和文化娱乐产业的遏制则指向另一种逻辑：一种大家长式的“移风易俗”工程。和过去的一个时期相比，近十年的执政党更著重以政策干预的方式“纠正”中国社会的风气。于是，对教培私营企业的重击，即减少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减少校外培训负担，被中国国家发改委将此称为“利刃出鞘”，指其“斩断校外培训资本无序扩张之链”，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大量资本涌入教培，“贩卖焦虑和过度宣传异化了教育的本质”，政策是对“民生痛点进行的一次纠正”。对游戏行业的收紧，包括限制儿童玩网络游戏的时间和严格审查审批游戏版号（2018年3月开始，游戏版号暂停审批，直到同年年底，而2021年则被认为是最少的一年），背后的理据是“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培养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至于娱乐工业，网信办则严厉整顿资本和流量高度集中的饭圈经济，限制其在互联网平台的壮大，并冠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整治‘饭圈’乱象，清朗网络空间”的措辞。可以说，党和政府越来越扮演“社会风气仲裁者”的角色，涉及社会风气面向的私营企业运作，很容易就受到限制和打击。

总而言之，过去十年党限制和打压特定私营企业的特定行为自有其理性和脉络，但实施起来往往以不透明、无法预测和不可反抗的“突然袭击”为特征。这里的重点是，党不但要监管风险，还要政治规训，并且形塑社会风气。而置身其中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协商斡旋的空间，更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用法律工具作顽强抵抗。未来五年，究竟党继续沿用这种运动式的监管治理，还是用一种更平稳、更可预期的政策手段，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改造进行时？党建和黄金股权

在习时代，要求私人企业看齐党的路线方针是一个政治要求。在一份党对私人企业的统战文件中，就提到要巩固扩大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共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么如何看齐呢？党的方案是：加强私营企业的党建。这意味著，党正试图从组织性质和公司治理的角度改造私营企业。

在私营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在革命年代是策反和发动罢工的举动，如今则成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体系”的一部份。根据中国公司法（1993年）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组织的地位具有法律和章程的依据。但是，私营企业的重点从来是做生意赚钱，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就算企业家和党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是中共党员下海经商，企业家也未必设立党组织——这件事既反习惯，也反市场，更不讨好，甚至是“不务正业”。然而，这个局面在2012年习近平出任党主席前后开始改变。

这年初，中共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并由习近平主持相关会议。这份文件的重点是，确立和拔高党组织在私营企业的角色定位是“战斗堡垒”，不但是企业职工群众中的政治核心，更要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至于工作目标，文件要求大举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在50人职工以上的私营企业，要有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因条件暂不具备尚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则实现党的工作覆盖。

那么如何操作和实行呢？根据党媒报导，地方党委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重点推进私营企业集中的园区党建，即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自由贸易区——据指2015年70%的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半数以上从业人员集聚在园区。同时，党还从工商管理部门、行业部门、行业协会、商圈、楼宇、街道社区入手，并专门招聘和指派“党建指导员”落地参与党建工作。而据端传媒访问一位在广东珠三角城市从事党建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企业只要超过3个党员，就要建党支部，哪怕只有1个党员，也可以把几个企业联合在一起，成立联合党支部。

通常，她会先劝说企业老板入党，如果不行再联系企业里的党员，确认好可以当党支部书记的“带头人”，请他一起做老板的思想工作。因此，该党建人员会去街道办辖区的私企调查，了解他们公司有多少党员，并劝说够资格的企业建党支部，甚至为他们准备成立党支部的文书材料，服务一步到位。据这位工作人员了解，广东省在2018年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第一年是争取覆盖率（即对所有企业的情况登记在册），第二年建党组织，第三年要组织要开始运转，之后将有更加细致的党建。

正是在这样由上而下的动员下，私营企业的党组织在数字上取得回响。根据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等部门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从2012年的35.6%大幅升至2018年的48.3%。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更有92%的企业设立党组织。而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另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更有187.7万家私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短短五年间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从半数左右，迅速攀升到超过7成。

值得指出的是，党建热潮同样覆盖到互联网企业。据官方报导，互联网企业大省浙江有超过65%的互联网企业建有党组织，覆盖1.5万多家企业，而全国百强网际网路企业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当中，阿里巴巴公司在2008年将党支部升格为集团党委；腾讯、京东、百度在2011年成立党委；网易在2013年底成立党委；小米在2014年经“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委、海淀工委调研”后建议成立党委。在2017年，快手、美团点评、哔哩哔哩等新锐互联网企业亦纷纷成立党组织。在201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网信办首次在广东深圳召开全国网际网路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可见中共高层非常重视互联网企业的党建工作。

不过，尽管数据显示党组织大幅覆盖私营企业，但不代表党组织就取得实质的企业改造和政治控制，并将私营企业纳入党的铁律体系。在很多时候，私人企业的党建和党组织只是将分散在企业内的党员重新聚集，为他们提供空间、管理和服务，并举行各类型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而这些活动不必然受欢迎和有实质意义，更何况企业主焦虑于生产营商而员工则忙于应付日常工作。

另外，私营企业之所以配合建立党组织和党建，亦可能只是出于现实考虑。对内容为重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员的活动可以展示自己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党重视的舆论审查和信息控制工作。例如，新浪微博党委在2017年成立“党委舆情研判小组”，而腾讯的信息安全管理团队则由公司党委副书记挂帅，80%的团队成员是党员。这些举动都能表现互联网企业心中有党、政治挂帅——毕竟理论上党组织和党员更能把握政治红线，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对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建活动，则有另一些实质的好处。根据一项基于安徽私营企业的研究，在2013年安徽省委共派出10000名党建指导员参与私营企业党建。为减少企业主的戒心和防备，党建指导员在企业内嵌入党组织的过程采用“服务导向”和“协助营商”的策略，即利用自身的官方身份网络，提供具体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援助和资源，如银行贷款、商业合作、技术支持或政治网络等，从而淡化政治色彩。结果在短期看来，党建甚至更加有利于私营企业，而不是党，因为私营企业内的大多数党支部只是做企业主希望做的，而不是企业主不想做的。至于党组织有多能加强党对私营企业的政治控制，仍然是一个疑问。

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企业的党建可以是既应付党的政治要求，又有一定程度沟通和办事功能的纽带。正如一家大型私营企业的党委书记所言，“民营企业老板最关注的是企业效益，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效益，老板才能真正重视和支持党建工作。”对现实的私营企业主来说，固然党组织的覆盖是政治要求和趋势，但具体的运作方式除了取决于党的强制程度，还一定程度取决于党建是否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以及私营企业的自主性。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私营企业纷纷建立党组织，但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和国企仍有巨大的差异。对私营企业来说，党委、党组织更像是企业管理层或员工交叉任职的分支，而不是外来党组织直接嵌入企业内部、参与日常商业决策的“夺权”组织。因此，党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和领导只是外部领导，而不像国企那样受内部外部双重领导——国企的高层人事任命是党的干部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章亦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党委（党组）的作用是“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以及“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针对国企的党组织，据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更要求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并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相较而言，党章列明的私营企业党组织，只是“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其“领导”的角色和权力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差别。

但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企，可以肯定的是党建促使和保证了企业“口中有党”，更加公开宣示政治忠诚，展演对党和领袖的遵从、认可甚至崇拜。过去十年，我们见证党组织在私营企业覆盖布局，未来国企的治理模式是否延伸至私营企业，改造私营企业的性质，值得进一步观察。

在党建以外，党对私营企业更直接的改造也许来自“特殊管理股”的入股。特殊管理股又被称为黄金股权，一般是指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持有私营公司的股份，换取一些特殊的管理权、投票权和终极否决权。在当代中国的脉络，则是中国政府入股私营互联网企业，借1%的股权任命一人进入董事会，确保能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并且拥有否决权。目前，由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运营的“中国互联网投资资金”（中网投）或其关联企业至少在字节跳动和微博两间公司占据董事会席位。根据微博披露的公开资料，中网投关联的公司有权在微博在国内的运营实体指定一名董事，虽然不会干预公司的一些正常商业运营，但在特定内容决策以及特定未来融资中拥有一票否决权。

对党和政府来说，这种“特殊管理股”的作法是崭新的尝试，能令政府更加直接参与管理互联网内容公司，保证互联网企业对党意识形态的全面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造方式似乎能让私营企业和党的分歧在企业内部解决，不需令党和政府在事后出手干预，造成资本市场的激烈震动。

目前，这种特殊管理权的入股有多普遍，会否扩散到从事网络新闻和内容生产以外的公司，又是否真能成功改造企业，我们所知不多。但无论是党建还是“特殊管理股”，都是党试图改造私营企业的举动，未来值得继续关注。

被统治的艺术：“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总结习时代党和私营企业复杂和多变的关系，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党正修改和私营企业的共识，既要私营企业继续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更要其促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确保其符合政治忠诚、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重塑社会风气等多重政治和政策目标。

而党最新的政治目标，很可能是二十大政治报告将著眼强调的“共同富裕”命题。自十九大后，中共就将矛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为“共同富裕”的命题提供论述基础。及至近两年，习近平在讲话和会议中提及共同富裕的次数显著增加，并首次提及三次分配（即通过高收入人群的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习近平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尽管具体的政策仍然模糊，但互联网巨头们已纷纷表态跟进，腾讯、阿里、拼多多皆承诺将拿出千亿资金响应计划，不少私企也有大手笔的捐款。展望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共同富裕”的厘定和推行将可能深刻改变党和私企的关系。

不过，在通往“共同富裕”之前，可能还是要先保证“富裕”。对私营企业来说，执政党政策带来的更加现实的经济、人事变化和对外关系将影响私营企业的生存问题。一方面，在清零政策高举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攀升、消费信心下降，而房地产行业的打压可能冲击金融系统；另一方面，现年70岁、被视为“亲市场”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很可能在“二十大”后退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线工作，这可能进一步放缓本已减速的市场改革。在国际方面，当中共越来越需要私企政治表忠，表达和中共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一些要“出海”的私营企业亦可能被认为是执政党的代理人，面对越来越大的戒心和防范。

面对如此复杂易变的局势，在“党领导一切”的下一个五年，党和私企的关系可能继续延续某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说到底，私营企业是党“为我所用”的被统治者，需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究竟党是团结和利用，还是限制和改造，取决于私营企业是否满足于党的政治和政策要求。正因如此，私营企业可能将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在营商之道以外，学习和掌握被统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