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共建黨百年 大陸

習時代中共的基層管治:農村、學校、民營企業,黨的觸角如何到處扎根?

「只要企業成立了一個黨支部,就要服從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辦法。疫情期間都是要響應志願服務的,你不響應的話就開始追責了。」


2021年6月28日中國北京,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群眾晚會上,大屏幕上一名患者戴著口罩,舞者在國家體育場內跳舞。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8日中國北京,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群眾晚會上,大屏幕上一名患者戴著口罩,舞者在國家體育場內跳舞。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編者按】歡迎點擊瀏覽中共建黨百年專題。我們在系列文章中解讀中國年輕人為何熱衷於入黨、各式黨建工作意味著什麼、建黨百年紀念將如何奠定習近平的政治命運,以及,中共如何論述自己的百年歷史,這其中突出了什麼、又抹去了什麼。

在這篇報導中,我們訪問了來自農村地區的基層黨支書助理與公務員、公立中學黨員身分的一般教師,以及曾經參與說服私營企業建立黨支部的前街道辦黨建工作人員,在這些不同身分與視角的黨員眼中,我們得以窺見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將「組織建設」的黨務進一步延伸到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

2020年底,黨員方舫接到了來自老家的一通電話,「你黨性不夠強,組織生活總是不參加。如果這次不回來,以後都不用回來了!」不久之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大樓的會議室,方舫三年來第一次見到村黨支部的其他黨員,為的是參加黨支部委員會的換屆選舉。

她原本不太情願從另一個城市趕過來,想和一直以來開黨員會議時一樣,默不作聲地缺席——「第一年我會打電話請假,副書記還說我是青年黨員裏比較有黨性的,後來我發現大家都不請假,請假反而會被教育幾句,就直接不去了。」

這次,方舫沒能糊弄過去,她接到了副書記的電話,還說如果村裏的黨員沒有全部出席投票,這次換屆選舉就不作數。方舫專門向公司請假,一個同事也是黨員,參加黨建活動很頻繁,以往她都覺得方舫這個黨員當得太輕鬆了。

從「軟弱渙散」到「戰鬥堡壘」,黨對農村黨組織的整頓

「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脱離組織。」

方舫是廣東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學畢業後,她把黨組織關係從學校轉到老家村黨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兩小時車程。她對兩個月一次的黨員會議有些不滿,也不覺得重要:「他們默認黨員隨時都可以過來開會,週五開會,週四晚上才通知。」但副書記更加不滿,曾經試過勸退她:「黨員半年沒參加黨員大會就可以直接開除黨籍,我建議你還是把組織關係轉到工作的地方。」

這次在換屆選舉的會議室,8個候選人輪流發表完競選宣言,方舫一個都不熟悉,就在紅紙上名字裏隨便勾選出7個,結束了她的任務。她只認出一起參加投票的幾個黨員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簡稱「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員會,簡稱「村委會」)工作。「基本都是讀書不好又沒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訴我。

投票結果出來,方舫才意識到,村裏90多個黨員,都有默契應該投票給哪7個人。「票數差距太大,有一個人只有幾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2021年5月24日,重慶農民在梯田中分揀稻苗。

2021年5月24日,重慶農民在梯田中分揀稻苗。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半年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我見到方舫口中的幾個黨員,坐在服務中心的大廳一邊抽煙一邊工作。一個男人過來投訴工廠停電的情況,得不到什麼回應,又離開了。「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脱離組織。」羅猛告訴我。

羅猛去年剛考上街道辦的公務員,被派到大塘村駐村兩年,當村支書助理,他的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村支部。跟羅猛一起駐村的還有街道辦的一位領導,擔任大塘村的「第一書記」——這個頭銜來自「全面脱貧」運動,通常是從上級單位向農村空降的黨員幹部,以整頓當地「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要求在「打贏脱貧攻堅戰」後,仍要向重點村莊派駐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組織領導」。

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並非政府機構。不過,羅猛說:「村兩委的經費大部分都來自街道辦申請,日常工作主要也是執行街道下發的任務,聯繫非常緊密。」羅猛剛剛接到街道辦的通知,要求他統計村裏所有廁所沒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樓房,並要求他們改造升級。這是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廁所革命」的延續。不過,羅猛覺得很難辦:「通知下來了,經費沒下來。」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也回憶,2018年因為環保督查,街道辦要求他們清理大塘村的生雞養殖戶。「上面壓下來就一句話,說要把養殖場清掉,怎麼清?養殖戶幾十萬的損失,跟你提賠償,上面就說沒有賠償,政策不允許。」他說,最後軟磨硬泡加上威脅,才讓養殖戶自己把雞賣掉,清空了養殖場。

他將這些事情都總結為「黨建」:「不是開會學習才叫黨建,我們黨組織在村裏推進工作,增加黨組織的影響力,都是黨建。」關於建黨100週年,他說,大塘村沒有辦慶祝活動,因為上面沒有通知:「這是政治宣傳,要麼不搞,搞不好會出事情的。」

在習近平的公開講話中,農村的貧困和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有很大關係,必須「選好配強」領導班子,讓村黨組織成為「戰鬥堡壘」。而2020年前後的村「兩委」集體換屆正是一個改選的契機。

羅猛提到,大塘村換屆後,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都是一個人,即所謂「一肩挑」。「書記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錢的,如果他們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見,村子很多工作很難開展下去。」大塘村黨委副書記告訴我,他認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於「搞經濟」。

大塘村的選舉並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提高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加強黨支部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根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趙強社的研究,2017年中國農村「一肩挑」比例超過30%的只有3個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過50%的目標。

2020年底,幾乎在大塘村支部換屆的同時,廣東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兩委換屆也開始進行。何麗在管轄羊村的鎮政府當公務員,換屆選舉前的一年,她被派駐到羊村,為選舉做鋪墊。

「本來早就應該換屆選舉了,但是如果他們馬上選舉的話,區裏屬意的村黨支部書記就會選不上,所以故意延遲了選舉時間。」何麗說,羊村被定性為「黨組織軟弱渙散村」,村兩委的領導班子長期被本地家族勢力佔據,2018年「掃黑除惡」時已經處分了許多人。

延遲換屆後,何麗的工作是協助舉辦村兩委換屆紀律教育培訓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黨章」完善入黨程序:「發展黨員需要經過流程,要考察、公示,他們這邊以前基本上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商量好了,覺得一個人能入黨就給他入了。」但如何確保上級物色好的村支書被選上,何麗說,這超出了她的職責範圍,總之,「區裏會搞定的」。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說:「現在很少聽說有一個農村黨組織,發展黨員敢不按照黨章規定走。」他告訴我,和過去人們慣常認為的不同,如今農村黨組織的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嚴肅。隔壁村有一個預備黨員轉正的時候,因為黨組織會議安排的時間問題,轉正期提前了一個星期左右,為此,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組織委員,和這名黨員本人都被上級黨委談話了解情況。

2019年,中共中央修訂了1999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強調縣級黨委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負有「主體責任」,明確指出農村黨建會影響市縣鄉三級黨委書記的考核。和舊條例相比,新條例對農村黨組織提出了詳細規範和要求,包括委員會的人數,及組織生活的指引。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博物館內一名男子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照片前。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博物館內一名男子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照片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從嚴治黨,和無止境的政治學習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頓不只是針對農村「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事實上,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整風」早已開始。

2016年中共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面臨「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的問題,他用一長串的「主義」批評了「對黨不忠誠」的幹部,並指名已經落馬的周永康、薄熙來等人作為負面典型:他們不僅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因此必須進行「黨的思想政治建設」,讓黨「自我淨化」。

這場中國共產黨的年度會議頒布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與1980年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而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相呼應,但新條例的要旨在於確立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面從嚴治黨」。第二年,「全面從嚴治黨」寫入黨章和中共十九大報告。

同樣在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黨員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簡稱「兩學一做」)政治學習,和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指「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有明顯不同,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縣處級以上的幹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黨員。第二年開始,「兩學一做」被確定為黨員「常態化制度化」的任務,而且新的政治學習主題也隨之而來,任務越來越繁重。

今年剛大學畢業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學教英語的陳曉,開始被「黨史學習教育」追着跑。

6月下旬,陳曉接到了學校黨委老師的電話,要求她一天半之內完成一本黨史指定教材的筆記:每一頁都要圈圈畫畫,每幾頁都要有批註的文字。陳曉負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厚度大約有1.5釐米。

後來,陳曉從其他老師那裏得知,其實這是幫學校領導「分擔任務」——教育局要檢查三位領導的書本筆記,但他們的書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給學校裏的12位新人黨員教師,一人負責一本,「千叮嚀萬囑咐,書上不能寫名字。」

陳曉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讀大學時,被一步步「推着」入黨的。在一次宣講中,誤以為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她們全班都「很乖」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於成績和人緣都比較好,陳曉順利地被同學投票選為入黨積極分子,接着是發展對象、預備黨員,大三正式入黨。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陳曉原本計劃去台灣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結果同事並不理解為什麼要去台灣,她們說自己非常討厭台灣。

黨史學習教育是應中共建黨100週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開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面向全體黨員的「兩學一做」相比更進一步,這次的政治學習對象延伸至軍隊和群眾。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在全社會開展「四史」(即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陳曉所在的學校也把任務派發給了黨員老師。

一開始,陳曉沒有把學習放在心上,市委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巡迴檢查之前,她請學生幫忙在四本書上隨意劃了幾處重點,不少老師也和她一樣潦草應對。不過,黨委書記發在群裏的範例筆記,每段文字用三種不同顏色做了滿滿的標記。「真的會有人去做這個,我要嚇死了。」陳曉感慨。

陳曉是政治學習的「後進生」,她已經連續兩個月「學習強國」的積分沒有達標。今年六月初的時候,黨委書記在群裏警告,要對這些老師進行約談,並做檢討。學校要求黨員教師每天必須在「學習強國」上刷滿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時,非黨員也要刷夠30分。

有一段時間,黨支部搞「刷分」有獎競賽。陳曉被分到與黨委書記一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結束,依然受到批評:為什麼不刷到60分?

陳曉每週要給學生上14節英語課。每天早上,她必須在7點20分之前到教室,監督學生早自習,晚上8點半,學生晚自修結束後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閒時間只夠批改學生的作業,晚上回家後還要備課。」陳曉忙起來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學習強國」,「沒時間做,我認為它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但在一些老師眼中,政治學習似乎遠比教學重要。辦公室裏一位老教師好心勸她,多在政治學習上用點心,以免影響她評職稱,否則,評比的時候可能會被講「這位同志思想有問題,(黨組織的學習任務)什麼都不做」。陳曉對此很憤慨,不理解為什麼這種政治性任務總要和個人工作成績掛鈎。

根據2016年頒布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黨員必須「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必須參加組織生活(包括「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陳曉來說,「組織生活」似乎永無止境。每個月的25日是學校黨支部定下的「主題黨日」,黨員大會也在同一天舉行。陳曉說,到了這一天,學校黨支部會在一個APP發布活動,「但其實這個活動根本就沒有舉行」,他們只需要在這個市級黨員組織的APP上定位並簽到,再到學校會議室裏聽黨委書記講話,一起合影,五分鐘之內就能結束。

麻煩的是,如果當月的25日是週末或節假日,黨員教師們也必須趕去學校開黨會,不允許請假。陳曉並不想浪費休息日的時間跑去學校「拍個照」,她嘗試過向書記請假,但並沒有獲批。後來,陳曉再也不在明面上請假了,而是把賬號託給關係好的同事,請他們幫忙定位、簽到。

2021年6月30日,為慶祝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人們拿著共產黨旗幟站在北京大學紅樓的門口拍照。

2021年6月30日,為慶祝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人們拿著共產黨旗幟站在北京大學紅樓的門口拍照。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黨管經濟,當黨委參與民企決策

企業成立黨支部之後,事情變得簡單多了:「只要你成立了一個黨支部,就要服從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辦法。疫情期間都是要響應的,你不響應的話就開始追責了。」

在廣東珠三角一座城市,張叢雲是一所公立幼兒園的黨支部書記。2018年,她還在街道辦的黨建工作辦公室上班,那時她的主要工作,是說服轄區裏的私營企業建立黨支部(注:基層黨組織,根據黨員人數多寡,可分為黨委、黨總支、黨支部)。

「企業只要有超過3個黨員,就要建黨支部,哪怕只有1個黨員,也可以把幾個企業聯合在一起,成立聯合黨支部。」張叢雲告訴我,2018年是廣東省提出「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去街道辦轄區的私企調查,了解他們公司有多少黨員,並勸說夠資格的企業建黨支部。

張叢雲回憶,讓私企配合建黨支部很不容易:「人家都忙着賺錢,誰有時間停下給你做黨建?」她的方式是先勸說企業老闆入黨,如果不行,再聯繫企業裏的黨員,確認好可以當黨支部書記的「帶頭人」,請他一起做老闆的思想工作。「作為黨員你不配合黨組織工作,上級黨組織可以處分你的,黨紀可以管到你。」她說,通常黨員最後都無法拒絕。

之後,張叢雲所在的街道黨工委會正式發函給企業,請他們準備成立黨支部的材料。「材料不會寫,我們就幫他寫好,他最後蓋章就可以了。這都不叫通知他準備材料,是服務到位,就一定要讓他們把支部給我建起來了。」張叢雲說,她當時最繁瑣的工作就是幫企業準備文書材料。

張叢雲說,根據「三年行動計劃」的要求,「第一年爭取覆蓋率(即對所有企業的情況登記在冊),第二年建黨組織,第三年要組織要開始運轉。」她所在的街道轄區,50多家私營企業已經全部成立了黨組織。根據《南方日報》報導,2018-2020年,廣東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包括私營企業)、社會組織新建黨組織分別增長31%和26%。「現在是新一輪的三年行動了,黨建要抓得更細緻,」張叢雲告訴我。

對張叢雲來說,企業成立黨支部之後,事情變得簡單多了:「只要你成立了一個黨支部,你有黨員,就要服從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辦法。不怕他們不服從。疫情期間都是要響應(做志願服務)的,你不響應的話就開始追責了。」

在私營企業中成立黨組織,是習近平兩屆總書記任期內的「黨建」熱潮。

2015年6月,智能手機企業小米公司成立黨委,公司副總裁任黨委書記,這在當時頗為罕見,引起不少對小米和中共的負面評論。到了201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187.7萬家非公有制企業建立了黨組織,佔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73.1%(該數據近幾年不再更新),比2014年的53.1%高出不少。而在2021年6月份,百度、網易、美團、快手等互聯網巨頭企業,都派黨員參加了首都互聯網協會黨委舉辦的黨史知識競賽

張叢雲告訴我,在私營企業中建黨組織、搞黨建工作,主要目的是要求企業宣示「政治忠誠」。2017年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其中首要的是「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人民日報》海外版分析,「黨管經濟」有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國有企業裏的變化很快顯現,在一間國有銀行分行擔任黨委副書記的鐘偉民告訴我:「以前很多事情行長在辦公會議就定了,現在戰略性的業務必須要黨委的層面決定。」領導意志直接影響了銀行的業務,他說,比如習近平提出「碳中和」的目標,他們就必須主動尋找風電、太陽能等綠色金融的貸款項目。

在私營企業,黨委參與公司決策也不再罕見。根據2017年《人民日報》報導,中美合資的東風康明斯發動機有限公司美方總經理提名了一位部門經理,但被公司黨委會否決了。東風汽車公司是國有企業,但這家中外合資公司在性質上並不屬於國企。而同一年的中共十九大,「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句話也被寫入黨章。

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公司黨群經理說,「過去,美方總經理對黨委參與決策前置程序不太理解,公司是搞經營的,為什麼還要黨委來決策?如今寫入了公司章程,他也逐漸認可。」東風汽車公司的黨委書記認為,這很好地解決了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

一篇關於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的論文指出,過去中共對民營企業進行統戰的方式,主要是在個體層面吸納企業主入黨,或給予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身份;如今在民營企業中建黨組織,在組織上和企業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政治紐帶。論文還指出,從吸納企業家個體變為在企業建立黨組織,會是未來政商關係的主流。

在廣東東部一座小城鎮,楊林在一家蜜餞公司擔任黨委書記。早在2004年,這家企業收到從市裏傳下的要求:成立黨支部。到了2014年,當地政府第一次發了七八千塊錢作為黨建費,要求他們「提升學習力度」。其中500塊錢作為每月發給黨支部書記的工資,剩下的是黨建活動的經費。

楊林告訴我,自那時起,黨支部開始規律地組織黨員開會、上黨課。而鎮上的税務局也和楊林的公司開始了長達五六年的「共建」。税務局會在共建時向他們講解新的税務政策。「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想做生意,肯定還是離不開政府的,」楊林的老闆說,有了黨員的帶頭,「跟政府這邊會更密切。」

一些民營企業表態歡迎黨組織進入決策程序,官方媒體的宣傳也急於證明黨的到來促進了生產力。

根據官方媒體的宣傳,在河北一家民企,董事長兼任黨總支書記,公司決策層、管理層同時任黨委會的重要職務。這種「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原是中共對國有企業黨組織的要求,如今也成為先進民企效仿的對象。今年,這家企業被中央組織部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宣傳稿中提到:「黨建做實了就是生產力」。

上述題為《黨建也是生產力》的論文也寫道,在經營和管理遇到困難時,黨組織可以充當企業和政府的信息橋梁,促進企業的生產力。作者舉例,遇到的困難,比如有「企業生產受到某些政府官員的過度干預」。

(陳一朵對本文亦有貢獻。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出現的村莊、受訪者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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