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博士，师从朱耀伟及周耀辉教授研究华语流行歌词。关注两岸三地时局、思潮与文风。
编者按：在“局里局气”“厅里厅气”成为中国当下审美主流类型之一的时候，文本上难免让人想起盛行多年的“老干部体”。这一以中共老干部做人、讲话风格为基准来创作诗词的中国本土流派，有其自身特色。本文续接上篇《中共红歌推手乔羽的秘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好听是例外吗？》，是为下篇，借由这位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词作家入手，解析老干部体由来、存在、流行之时空次元。
当中共在1980年代打开国门，乔羽一辈人也迎著改革春风，老怀安慰地拾起本领再出发。彼时，世界上以欧美为首的流行音乐，已经在这二三十年里缔造了数以千计的传奇，生发了百来种新思想、新乐种。即便是只融汇了其中一小部份的港、台歌曲，一旦涌入神州大地，也已足够令人耳目一新再新。相对于港台歌曲的多彩多姿和谱系更多、功法更繁的西洋音乐，中国共产党文艺界“广大创作队伍”（他们的常用词）仍须格于党性的些许创新，自是有限得很。
老干部次元vs“通俗歌曲”
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1986年，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掀起“中国摇滚”潮流，下至普罗大众、上至思想界专家学者，皆不乏为之狂热迷醉的共鸣者。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及其背后更多种几乎完全不同，深具挑战性和颠覆性的音乐和思想，居于“正统”的乔羽如何看待呢？
我没查到。
新华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12月的《乔羽文集》，分文章、诗词二卷，文章卷大多都是为人作序、会议致词等应酬文字，其中涉及到“体制外”音乐界的，只有〈《通俗歌曲卡拉ＯＫ演唱技法》序言〉一篇。乔羽很克制地从客观形势上肯定了“通俗歌曲”（这是体制内为回避“流行歌曲”一词的资本主义气息而定出的叫法）的存在“不是少数人的喜爱问题，而是多数人的需要问题”，然而完全不评论具体的哪种论调或哪首歌，只讲一些普通的道理，也不好猜那底下有他什么不便明言的真实意见。
在此之外，对80至90年代已能轻易接触到的各种来势汹汹的外国音乐，对中国摇滚，乔羽完全不谈。也许谈过，但文集里没有一篇提到。我只在他和高中生的演讲记录中看到他自承“外语没有学好”，这可以部份解释对外国音乐的沉默：不乱批评不懂的事物。而对本国的新潮也沉默、克制，那除了才性上的不相通、政治上的谨慎，还有什么可能的缘故呢？
或许可以用一张图表辅助解释：
“老干部次元”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
我把“中共体制内文艺工作者的认知界限与认可范围”或曰“体制内文艺工作者能写、能谈的范围”命名为“老干部次元”(Laoganbu Dimension)。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比小确幸多一个“大”是因为他们缺不了政治上的大局观），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然而这个同温层、舒适圈，因为有各级官媒、官刊为发表平台，又有庞大的党组织，包你想玩的话一年到头都有参加不完的活动，故可在与外界脱节的情况下一直运转下去。常有一句骂人、损人的话“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如果那个“自己”人数庞大、基础稳固，人就没什么办法了。就像日本动画、漫画、游戏及其受众发展出来的一些舒适圈，在十几年前得到了一个诨号式的统称“二次元”（相对于现实的“三次元”），“老干部次元”也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