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他们在东京寻路中国

日本东京，一个周日下午，近几年鲜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中国知名历史学家秦晖出现在神保町街头的一家中文书店。

他在为稍后的一场线下讲座做准备，讲座主题为“从秦制到宪制”。这也是这家中文书店自2023年10月成立以来，秦晖在此举行的系列讲座之一。

秦晖凭借《走出帝制》一书为中文世界众多读者所熟知，他在书中指出，走出帝制的关键在于走出秦制。而不少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是秦制的“变种”。或因为此，该书在2015年甫一出版便被下架。秦晖及其相关作品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被“封杀”状态。

因此，2016年从清华大学退休后，秦晖便辗转香港、波士顿，并在近两年定居东京。东京神保町街头这家中文书店的出现，也再次将他通过线下讲座的方式重新拉回了中国一小部分读者的视野。

书店名为“局外人”。书店创始人兼老板赵国君很喜欢加缪（Albert Camus，港台译“卡缪”）的名著《局外人》。“我想借‘局外人’做一个时代的隐喻。”赵国君说，“局外人让我联想到在中国当下政治高压下，我们的私生活、家庭和爱都被卷入了那个名叫‘专制’的绞肉机。”

在现实层面，赵国君也认为，在政治压力下被迫迁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已成为“邪恶体制”实际意义上的局外人，只能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种种事件。

基于关注、寻路中国的底层立意，在成立仅一年后，局外人书店已成为在日华人、留学生的精神高地。而在书店举办的秦晖系列讲座，更是座无虚席。

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陈沁几乎每个周日下午都去。她选择留学，也是想要在不受限制的前提下去更好的审视自己的国家。“我心里有太多的疑问了。比如，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民主国家？我们的国家究竟出了怎样的问题？”

而年轻留学生的追问，也是赵国君在东京创办中文书店的初衷——通过书店再造“新民”。

“新民”一词最早来源于清末民初政治家梁启超的著名政论文章《新民说》。文章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起到了启蒙作用。

而梁启超写作发表《新民说》，正逢他因戊戌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日本期间，他尝试在海外推动清王朝的君主立宪。

“100多年前梁启超就提出过新民，但万万没想到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有一种百年无果再从头的失败感和沮丧感。”赵国君说。

他希望能够成为梁启超那样的人——即使身在海外依然传播新知，表达国内不能表达的观点，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在日本东京，和他怀抱类似理想的人，通过书店这样的空间，重新聚在了一起。

一个空间，照亮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中文世界最新记录梁启超这段海外流亡生活的书为《亡命：梁启超1898-1903》（下称《亡命》），于2024年8月在香港出版，作者为中国知名作家、出版人许知远。

《亡命》聚焦于梁启超流亡海外的5年中，如何为可能存在的海外政治势力振臂高呼；书中同时记叙了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即他如何从“维新”走向“新民”，从“保皇”走向“共和”，从而成为卓越的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家。

这本书被整齐码放在单向空间东京银座店入门处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店内的巨幅海报展示了中国近代的知名思想家，包括梁启超，同样曾在日本留学且是民初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鲁迅，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和日本知名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以及1949年后从中国大陆出走港台的钱穆、余英时等人。

单向空间自成立至今一直被视为中国大陆文艺青年聚集的堡垒，许知远为创办人之一。位于东京银座的分店是中国大陆之外，单向空间的第一家海外分店。

对于在海外开店的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表示，疫情后，大量中国人出走，单向空间想要为来到东京的新华人提供精神连接；且不同于单向空间在国内针对年轻受众群体的空间设计和选书标准，东京银座店旨在连接所有年龄层的在日华人读者。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显示，2023年在留外国人数超过341万，比2022年年底增加11%，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中国籍人士达82万人，为调查中人数最多的国籍，比前一年增加了6万多。

因此，“连接”也成为了海月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反复提及的词。2023年7月，她与朋友联合在东京新宿开设了一家名为“飞地·东渡”的书店，同样以经营中文图书为主。

对于开设书店的原始动力，海月坦言，她最初想要的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聚集的根据地。

“去年（2023年）6月我去了一趟台湾，到了左转有书和破土咖啡厅，这两个空间让我强烈意识到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和自己的基地是多么重要。这样的空间会像灯塔一样，照亮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大家顺着光线就能找到彼此，可以坐下聊聊天，给予彼此力量。”她说。

左转有书是一家以社会运动为主题的书店，书店的slogan是“我们深信台湾的生命力与蓬勃的社会运动交织”；而破土咖啡厅（现名“破晓咖啡”）则是太阳花学运后一群社会运动者搭建的空间，除了发表左翼线上杂志，也举办各类活动。

备受启发的海月和朋友在新宿一家名为“不规则避难所”（Irregular Rhythm Asylum）的日本左翼独立书店租了三个书架，开始了独立书店兼空间运营之旅。

海月2018年从中国大陆一所大学肄业，2019年卸载微信、斩断和国内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的联系，来到日本重新学习语言、申请大学。“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在日本开启全新的人生，要活得像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大学生那样天真烂漫。”

但事与愿违，2019年年底，即海月到日本的第一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她会忍不住一边转发被封控人群的求助信息，一边用被子蒙头痛哭。

海月意识到她的成长轨迹和人生记忆已成为她永远无法摆脱掉的东西，而这一切阻止了她要成为一名日本人的计划。困顿之中，书店应运而生。

运营书店，对一个完全依靠自己解决在东京日常开支的留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此她不得不去日本企业兼职做IT相关工作来支撑书店的存续。

“我们的支出主要花在购买禁书上了”，海月表示。为了维持书店，她也在不断开发周边产品。其中，自由、民主是书店周边的主题，例如一款帆布包上印刷了六四事件中大学生群体在天安门广场拉的横幅——“我们绝不倒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这样一个帆布包的售价为250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20元），购买者多为游客以及新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至2024年中，“飞地·东渡”已实现盈亏平衡。

2025年初，“飞地·东渡”停运。海月离开书店，专心学业。4月，“飞地·离岛”书店在东京高圆寺正式开张。海月则计划明年筹备一个新书店，取名“娜拉”，专注于走出去的中国女性在出走之后该如何重建自己的话题。她看重的是书店对华人群体所发挥的作用。

这也是伍雷创办在日华人空间的初始动机。因此，对于盈利与否的问题，伍雷直言：“我的同事、朋友都在坐牢，所以我从来不把经济成本作为一个参照，我对比的参照物永远是坐牢成本。”

伍雷，中国大陆知名人权律师，因代理“郭飞雄案”被吊销律师证。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多名人权律师陆续被捕，伍雷于2022年7月携家人搬去日本冲绳，并于2023年10月来到东京，随后创办了“东京人文论坛”。

创办至今，论坛已举办了超过100场活动，讲者包括金雁、李思磐等被中国大陆封禁的学者和女权活动人士，以及罗小朋、高全喜等在中国大陆因言论管控而无法自由发声的学者。此外，论坛还举办了多场独立影片放映活动和基督教的团拜活动。

伍雷将其定位为自由的华人社区，所在地同样位于东京新宿。房间内除了大量的桌椅和图书外，还挂有许志永、王全璋、常玮平、张展等在中国大陆被拘捕的人权律师和独立记者的个人肖像照。

这些被捕的人构建了伍雷当下的内心秩序和行事准则。

“我现在的想法都是以我国内朋友们的想法为标准，我的行为要和他们对齐，我在海外不能只是吹吹牛逼然后毫无负担地享受生活，这样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他说。

“我们是被政治洪流甩出来的人”

持类似“罪恶感”的还有赵国君。到东京后，他戒掉了在微信朋友圈晒日常生活的习惯。

“我身后的朋友都‘生不如死’，而我却在这里（东京）花天酒地的话，那种撕裂感会是非常痛苦的”，赵国君说。他并没有逃到“安全地带”的庆幸，相反更多的是道德压力与负担。

赵国君的“逃亡”之路充满波折。他2005年开始便在北京组织各种学者、文人、法律论坛，以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司法改革、宪政民主，很久之前便成为北京国保（现用名“政治安全保卫”，曾用名“国内安全保卫”，中国警察的警种之一）名单上的重点管控对象。2019年赵国君被边控（边境控制），负责监控他的国保向他转述——他出国将危害国家安全。此后，原本对赵国君还算客气和友好的国保也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在审问我时，对方就像疯狗一样，就差直接开骂了。这意味着我和他们（国保、政府）之间已经到了最后撕破脸的程度，接下来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只能移民。”赵国君表示。

在和国保多方斡旋并经历了多次谈话后，赵国君终于被放行，他携家人在2022年4月到达日本。赵国君说，自己完全是被政治的滔天巨浪给甩出来的。

而被政治洪流甩出原有政治秩序的“逃亡”，也构成了来到东京的新华人群体的底色之一。

海月对于以国安（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与国保相对应，国安主要负责国家对外的安全事务，但也部分参与国内安全事务，挂牌国家公安部驻地）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执行机构的痛恨源于学生时代。

“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有参与组建NGO，寒暑假会还去西部支教，平时则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但后来政府直接介入把我支教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给关停了。政府还开始查我们组建的NGO的账，怀疑我们接受了境外资本的资助，就各种审核和卡我们，最后我们的NGO就被搞死了。”海月说道。

更让海月感到恐怖的是，她在大学期间认识的一位关注劳工权益的公益人士，在偶然间接触到尘肺病人后，决定下乡走访这一群体，后来将调研内容以文章的形式刊发在了一个并不知名的微信公众号上。出乎意料的，该公益人士很快被秘密逮捕，海月之后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他的信息。

“他完全就是一个‘素人’，毫无名气的那种，但就那么消失了。”

这也成为海月从大学退学的导火索。而让她的感受雪上加霜的是，在她挣扎着要退学的同一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从宪法中取消。修宪事件让海月的恐惧加倍，她认为留在国内她要么因抑郁症自杀要么被国安抓走。

意识到这一点后，她以自杀作为要挟，要求父母资助她来到日本重启人生。对于选择日本的原因，海月直言是因为便宜，“每年的学费仅8万人民币左右，这是我父母可以负担得起的数额”。海月设想着融入日本社会，成为日本人，直到新冠疫情将这一幻想彻底打碎。

不同于海月，伍雷对于融入日本从未抱有任何期待。在他看来，从广义层面来说，外来人群融入新的民族至少需要三代人历经上百年才能做到，“参考在日本的韩国劳工的例子可以发现融入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外，伍雷过去的人权律师执业经历也赋予他对中国及中国事务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这一切都导致了我们这代人注定要终身与中国为伍”，伍雷说。

作为基督徒，在伍雷看来，东京之于他更像是一个可以暂时寄居的地方，他本人则像圣经中的寄居者一样，不管在外流浪多少年，最终都要回到迦南地，而中国则永远是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之地。

“我是一名律师，我参与营救的冤案当事人都在中国，所以那里才是我永远的战场。”伍雷说。

难以摆脱的恐惧之下，我们要如何讨论问题？

在放弃成为日本人的努力后，“在日本的中国人”成为海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这也是我在日本开设中文书店的原因之一”，她说。用书店连接在日本的中国人，筛选出族群中的“小粉红”，破除海外华人群体对祖国的滤镜，也是中文书店在东京的使命。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和遗忘对抗”。这句口号被写在一张便签纸上贴在了单向空间银座店二楼的一个书架上，文字清晰但位置隐秘。

单向空间展列的图书多追随国内畅销书榜单，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系列作品、《活着》作者余华的作品以及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重回大众视野的作家李娟关于新疆的一系列作品。

对于书店的选书品味，一位曾专程从中国来东京打卡单向空间海外第一座分店的出版社编辑公开在社交空间吐槽：“只能说中规中矩，仍然是文化商人的套路”。

这也是中国留学生陈沁所不理解的地方，“都到国外来了，为什么还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呢？”

对此，一位2023年年初来到日本的华人认为这种“妥协”是可以被理解的。“几乎每个来到日本的人都在担心自己将来回不去（中国），而且大家在国内都有亲人，也需要考虑亲人的安危，所以即使出来后我们还是很可悲的一群人。”他说。

移居日本之前，在这名华人的想象中，大家可以在自由社会、民主国家畅所欲言。但他悲哀地发现，新来到日本的华人对自我表达施加的审查一点都不亚于国内。“很多时候，甚至比国内还要严重”。

深究这种心态不难发现，对权力的恐惧是出身中国的人难以摆脱的命运枷锁。

因此，即便从2023年开始，有大量中国中产及留学生来到日本，为争抢这批新客户，很多在日的华人开始注册公司和各种文化机构，但海月并没有借此机会宣传书店和空间。

“我不想大张旗鼓地吸引过多的人来到书店，因为吸引到客流的同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人也会闻讯而来，到时候顾客很可能会被大使馆的人拍到大头照，给大家带来安全风险。此外，大使馆肯定也会想方设法找书店的麻烦。”海月说。

对于潜在的风险问题，伍雷同样直言：“要是说完全没有担心是假的，但也没有特别担心，毕竟任何可能的风险都比在国内坐牢安全得多”。

坐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伍雷的行为底线。

“我在国内代理过很多国保和国安的案子，我很清楚权力抓人的逻辑。即使到了日本，我没有谋求去组建政治反对派，我们这些人出来就是为了更好地探讨问题，如果先入为主的认为我们的讨论是敏感的，并因此什么都不说，那我们出来干什么呢？闭上嘴不说话的话，我在北京岂不是会过得更好？”

因此，伍雷反复告诉海外的同道中人，大家务必要继续保持中国问题意识。而他更是将探讨中国经济政治走向、台海战争、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走向等问题从北京的私人饭局上移到了参与者更多元和更开放的东京公共空间。

与北京的饭局一样，对在公共空间的讨论话题，伍雷从不设限。“我们这里是完全开放的，我甚至欢迎各大使馆的人来举办讲座，也欢迎国保国安过来旁听。但所有这一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讨论问题要文明、要讲规则、要有理性。在我这里，我甚至不会允许有人爆粗口骂共产党，我们的空间不能成为个人的情绪垃圾桶，发表意见必须要有理有据。”

对于伍雷制定的规则，赵国君持赞成意见。“我们这些有幸来到海外的人，更应该将重心放在传递和解读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上”，他说。他热衷于通过邀请“权威”来为在日定居的华人、游客、留学生答疑解惑。

秦晖即是“权威”之一。对于赵国君所提及的中国共产党对大众的本能反抗均会实施镇压的观点，秦晖也在讲座中举例说明。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时，我正好在香港。当时参与运动的香港各界人士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只要没有人出头露面去组织、引领运动，面对上百万集体参加运动的人，共产党是没法抓人的，所以他们采取了不在现实世界出头而是通过网络进行动员的策略，以致于运动无法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及时被叫停，这直接导致了运动的宿命必定是走向失败。”秦晖同时强调，通过这件事可以发现，香港人非常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才造成了运动思路的错误。“在香港的运动模式中，共产党确实抓不了几百人，但他们可以直接抓几万人”。

除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经济问题外，涉香港、台湾问题也是包括陈沁在内的去局外人书店的各类人士所热切关注的话题。

“香港正在经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关注香港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可以让我对父辈在过去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愈发感到清晰；而台湾是华人民主的灯塔，只要台湾还在，中华民族就还有希望。”在现场参加秦晖讲座的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表示。

What's next? 

但世界范围内民主真的还在成功运行么？民主真的还能为中国带来希望吗？

这是在秦晖讲座现场，一位年轻女留学生的提问。她的疑惑缘起于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选出一个这样的独裁者呢？所以中国两千年来一直走不出秦制，究竟是文化使然还是民主制度出了问题？”

秦晖给出了他的回答：“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失败与中国所谓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特性在我看来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同一时期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五大帝国想要进行民主转型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而用宏观的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中国的民主制度在当时是生不逢时，战争背景下是无法大搞民主建设的，战争永远是一件只能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事。另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民主在任何一种文化土壤上的成长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艰巨的努力外，还必须要有机遇，至于机遇什么时候降临，只有上帝知道。”

现场年轻人集体陷入了沉默。秦晖继续输出：“如果对民主有向往，等机遇来了就一定要抓住；但如果连向往都没有，即使机遇来了，也没有人能意识到时机的千载难逢，能别提把握住机遇了。”

这即是伍雷和赵国君所共同推崇的有理有据、可以带给人思考和启发的表达。

“把高尚的目标掩藏在平实的话语里，这是我到海外后学会的。在国内我就是暴露的反对派，在海外恰恰需要做的巧妙。当烈士是容易的，当国士是难的。来到国外，我们更需要压制我们骨子里那些激奋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我们未竞的事业。”赵国君表示。

在海外继续未竞的事业，签证是横亘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缓解自己的签证焦虑，海月从大一开始便在找各种兼职以及工作机会。当日本大学生在新宿参加各种青年祭、春日祭活动时，她则需要思考学生签证结束后如何才能合法的留在日本。

对赵国君而言，签证压力则等同于书店的经营压力，因为他现在在日本持有的正是经营签证。

中国大陆某知名985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自2023年年初便密切关注疫情之后远赴海外尤其是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传播新知和进行公民启蒙运动的同时，实现个体的经济独立以及机构的可持续运行。六四事件后去美国的中国老一代民运分子的现状足以说明，经济支撑无法实现正向循环的话，身处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永远无法在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层面掀起大的浪花。”该教授表示。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赵国君书店的启动资金除了他卖掉北京的房子所得外，还有一定数额来自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企业家们的捐助。如何靠自己走得更远，是赵国君一直以来的思考。

在举办讲座、卖书店会员之外，他同时正在筹备新媒体公司，并计划在Youtube开设个人账号。

在他看来，这是他在北京时的理想图景重现。“局外人书店是我在国内20年公民运动的理想在东京的延续，我希望把国内的事情进一步壮大，公民运动的火苗在东京不能熄灭。”他说。

在启蒙和聚合之外，在赵国君看来，书店还有一个隐藏的长期使命，即纪念——纪念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基于这一规划，他为书店争取到了在日本出版图书的相关资质，准备购买与出版一系列与香港有关的图书，他将这个主题称为“香港覆灭史”。赵国君指出，香港的抗争以及香港是如何被毁灭的是近几年最令人痛心和不能忘怀的样本，中国人必须要纪念与回顾。

伍雷则力推原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原子化生存方式的在日新华人联合起来，进行公民社会的演练。“这反过来也会对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说。

基于这一设想，在伍雷的计划中，除东京之外，他还要在大阪、纽约、台北构建同样的离散华人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修正了此前在国内时的认知。

“在国内时，我狭隘地认为只要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行，但是出来后我阅读了日本史、德国史、俄罗斯史后才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都不是仅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实现的，转型的实现与国外影响从来都不是割裂的，甚至有些国家的转型压根儿就不是由国内的问题引发的，更多的是外界的影响。”伍雷说，“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于世界之外，而现在国内的人面临的危险和承担的压力比过去更大，所以身在海外的我们就更有责任来改变中国。”

（应受访者要求，陈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