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幹部體」文藝同溫層如何形成？寫過《難忘今宵》之後的喬羽

胡又天：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博士，師從朱耀偉及周耀輝教授研究華語流行歌詞。關注兩岸三地時局、思潮與文風。

編者按：在「局裡局氣」「廳裡廳氣」成為中國當下審美主流類型之一的時候，文本上難免讓人想起盛行多年的「老幹部體」。這一以中共老幹部做人、講話風格為基準來創作詩詞的中國本土流派，有其自身特色。本文續接上篇《中共紅歌推手喬羽的秘密：〈讓我們蕩起雙槳〉的好聽是例外嗎？》，是為下篇，藉由這位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詞作家入手，解析老幹部體由來、存在、流行之時空次元。

當中共在1980年代打開國門，喬羽一輩人也迎著改革春風，老懷安慰地拾起本領再出發。彼時，世界上以歐美為首的流行音樂，已經在這二三十年裡締造了數以千計的傳奇，生發了百來種新思想、新樂種。即便是只融匯了其中一小部份的港、台歌曲，一旦湧入神州大地，也已足夠令人耳目一新再新。相對於港台歌曲的多彩多姿和譜系更多、功法更繁的西洋音樂，中國共產黨文藝界「廣大創作隊伍」（他們的常用詞）仍須格於黨性的些許創新，自是有限得很。

老幹部次元vs「通俗歌曲」

新中國自建政起便長年存在一種被稱為「老幹部體」的文風，來源就是源源不絕的老幹部，其表現多為意態諄諄、語重心長的老生長談，或感恩載德、傻樂傻樂的大小確幸，作詩則往往套話連篇、語言粗疏，甚至逢迎諂媚、貽笑大方。

1986年，崔健〈一無所有〉橫空出世，掀起「中國搖滾」潮流，下至普羅大眾、上至思想界專家學者，皆不乏為之狂熱迷醉的共鳴者。那麼，對於這樣一種，及其背後更多種幾乎完全不同，深具挑戰性和顛覆性的音樂和思想，居於「正統」的喬羽如何看待呢？

我沒查到。

新華出版社出版於2003年12月的《喬羽文集》，分文章、詩詞二卷，文章卷大多都是為人作序、會議致詞等應酬文字，其中涉及到「體制外」音樂界的，只有〈《通俗歌曲卡拉ＯＫ演唱技法》序言〉一篇。喬羽很克制地從客觀形勢上肯定了「通俗歌曲」（這是體制內為迴避「流行歌曲」一詞的資本主義氣息而定出的叫法）的存在「不是少數人的喜愛問題，而是多數人的需要問題」，然而完全不評論具體的哪種論調或哪首歌，只講一些普通的道理，也不好猜那底下有他什麼不便明言的真實意見。

在此之外，對80至90年代已能輕易接觸到的各種來勢洶洶的外國音樂，對中國搖滾，喬羽完全不談。也許談過，但文集裡沒有一篇提到。我只在他和高中生的演講記錄中看到他自承「外語沒有學好」，這可以部份解釋對外國音樂的沉默：不亂批評不懂的事物。而對本國的新潮也沉默、克制，那除了才性上的不相通、政治上的謹慎，還有什麼可能的緣故呢？

或許可以用一張圖表輔助解釋：

「老幹部次元」疊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塵囂之上，不像現役幹部和困難群眾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現實，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氣定神閒的餘裕，但同時又特別注重人情、顧忌影響，故往往傾向迴避敏感議題。

我把「中共體制內文藝工作者的認知界限與認可範圍」或曰「體制內文藝工作者能寫、能談的範圍」命名為「老幹部次元」(Laoganbu Dimension)。新中國自建政起便長年存在一種被稱為「老幹部體」的文風，來源就是源源不絕的老幹部，其表現多為意態諄諄、語重心長的老生長談，或感恩載德、傻樂傻樂的大小確幸（比小確幸多一個「大」是因為他們缺不了政治上的大局觀），作詩則往往套話連篇、語言粗疏，甚至逢迎諂媚、貽笑大方。

然而這個同溫層、舒適圈，因為有各級官媒、官刊為發表平台，又有龐大的黨組織，包你想玩的話一年到頭都有參加不完的活動，故可在與外界脫節的情況下一直運轉下去。常有一句罵人、損人的話「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如果那個「自己」人數龐大、基礎穩固，人就沒什麼辦法了。就像日本動畫、漫畫、遊戲及其受眾發展出來的一些舒適圈，在十幾年前得到了一個諢號式的統稱「二次元」（相對於現實的「三次元」），「老幹部次元」也疊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塵囂之上，不像現役幹部和困難群眾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現實，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氣定神閒的餘裕，但同時又特別注重人情、顧忌影響，故往往傾向迴避敏感議題。

「老幹部次元」除了自己樂呵，也往往在相對封閉的圈子如學術界、中央電視台起到制約作用。我查閱各種新中國音樂、文藝的相關論著時，就看到了大量在問題意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對紅色經典和老前輩則充斥必要的諛詞之水貨。你到中國知網檢索「喬羽」的相關論文，絕大多數都是這樣千篇一律的讚美、讚美、再讚美；就算要講問題，推給外部環境，說句「非戰之罪」，結論「我們仍然任重道遠」也就是了。還可以查到2006年有一本十數萬言的《喬羽論》，我能在網上讀到的內容片段也是如此。在電視台和報紙，就更可一言以蔽之：你好、我好、大家好。

「詞壇三傑」：黃霑也並列？

19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潮流的繼續推進，當然也包括1989民運後許多人不再對體制內的文藝抱有期望，中國大陸流行樂壇的風尚和相關書寫，已經幾乎完全和「老幹部次元」割裂了開來。而根基在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老幹部們，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需求與動機。

如圖所示，音樂上，「老幹部次元」能接受的歌單大概是：

「傳統領域」－雅化（經文藝工作者整理改編）的民歌、部份原生態民歌，〈人說山西好風光〉和《劉三姐》之類；
「商業市場」－不違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流行歌曲、兒歌，如喬羽2003年寫的動畫主題歌〈少年英雄小哪吒〉；
「政治神壇」－他們最熟悉的革命歌曲，如〈我的祖國〉；
「內心世界」－〈思念〉、〈夕陽紅〉（詳後文）。

你把這界限之外的東西拿給他們聽，即便不反感，大概也要抓瞎，他們長年侷於黨性的習慣思維和語言裡面，就沒有或者說早被去除了能夠欣賞那些異質的審美神經。近年央視為了「與時俱進」，偶爾也刻意安排老輩歌唱家和新世代流行歌手同台演出，結果就經常顯得尷尬。

大陸媒體流傳過一個「詞壇三傑」的說法：大陸喬羽、香港黃霑（1941-2004）、台灣莊奴（1921-2016）。同意這講法的人很少，但它怎麼來的呢？把「老幹部次元」的口味套進來一看就明朗了：首先，喬羽毋庸贅論。黃霑是因為寫過〈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時內地匱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俠劇、時裝劇主題曲也寫得很有古風，這兩點就足以忽略黃霑其他比較時尚、放蕩，和黨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莊奴則首先是因為鄧麗君，再來他的才性與思想的確和喬羽一輩差不多，甚至可說除了不是共產黨以外，就是一樣的。莊奴也本就出身大陸（生於北京，祖籍河南），1992年續弦後也回到了大陸定居重慶，也給大陸的電視劇寫了歌詞，也出席各種活動，從統戰角度來看完全就是一個完美的「久別重逢的兄弟」。2005年中秋，莊奴和喬羽也在央視安排下聯句合作了一首〈月兒圓〉，又是一段佳話。至於羅大佑、崔健之類以及其他更離經叛道的，您就別拿來擾亂和氣了。

喬羽在「內索」的向度上有著比這個界限深邃一些的才性，但他始終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從來沒有脫離過，自亦不免受其制約。

或者可以說，除了有著遠高於一般水平的素養與成就之外，喬羽就是一個典型的老幹部──參與過一些大事，經歷過一些風浪，而一直沒什麼實權，如今雲淡風輕，偶爾再寫寫東西。《喬羽文集》文章卷收了很多給體制內同輩、後輩的歌詞集、論集所寫的序文，除了少部份名人之外，還有很多名字我都沒聽過，找了其中一些來看，水準實在不怎麼樣。詩詞卷中，也有許多並未譜成歌曲、內容也和尋常「老幹部體」讚美詩差不多的平凡之作。

黃霑是因為寫過〈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時內地匱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俠劇、時裝劇主題曲也寫得很有古風，這兩點就足以忽略黃霑其他比較時尚、放蕩，和黨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以喬羽的資歷和地位，如果他願意正面回應時潮對固守一隅的「社會主義藝術」和「黨性」構成的挑戰，或藉「中國歌詞研究會」等組織的名頭催動一下，應該多少可以帶動一些同志打破「老幹部次元」對自己視野和耳界的遮蔽，也給新中國音樂史留下更多時移勢易之際的智慧指引。然而，從結果來看是沒有。

19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潮流的繼續推進，當然也包括1989民運後許多人不再對體制內的文藝抱有期望，中國大陸流行樂壇的風尚和相關書寫，已經幾乎完全和「老幹部次元」割裂了開來。新一輩創作者和樂評人有著太多更夠勁的東西可學、可談，也能直接依循「文化工業」的機理，在市場上面對聽眾見真章，再不必與體制內的那一套等量齊觀，也不必去求取那些老幹部的認可、庇護了。相對的，根基在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老幹部們，也沒有改變自己的需求與動機。

我讀過一本出版於1991年的崔健歌曲論集，作者中亦不乏老幹部，藉「中國搖滾」現象反思過去各種錯誤和現仍存在的問題，寫得很深刻，我想可以說那是央視尚且一統天下，體制內作品還和港台流行共用著「通俗歌曲」這一名堂，從而使歌曲尚且具有高度政治風向標意義的1980年代的最後迴響。再之後，就各玩各的了。一直要到近十年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漸有「都聽」的普通網友或自媒體會在華語歌曲的話題下把兩者放在一起來談，或拿經典紅歌來貶斥當前娛樂圈的劣作與亂象，我才越來越常警覺到，喬羽一輩的影響確實仍然深深存在，並不只有黨媒和老幹部的自說自話。

「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

這「五寓」之說，顯是脫胎於傳統詩學，而輔以「對立統一」這些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學來的辨證思考法，歷經長年的「通俗化」實踐而成立。

然而，回到喬羽所熟悉而能說得上話的領域，他還是很有一些能穿越不同時空而普遍適用的智慧結晶。且看他的歌詞創作經驗談：

根據我的藝術經驗，音樂文學創作有如下幾條規律：

第一，寓深刻於淺顯，即把深厚的情感或思想用一種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出來。
第二，寓隱約於明朗。比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一聽就明白，所以才能產生力量。
第三，寓曲折於直白。歌詞必須直白，讓人一聽就懂。其曲折是在直白中自然表現出來的。
第四，寓文於野。藝術有文、野之分，但歌詞必須是通俗的，並且要寓雅於俗，把很「文」的東西用一種「俗」的方式表現出來。

雅與俗、文與野、曲折與直白、明朗與隱約、深刻與淺顯是幾對辨證關係。它們相互對立。而一旦幾個對立得到了統一，好歌詞就寫出來了。一些好歌有味道，越琢磨越有意思，就是因為詞作家做到了以上幾方面的對立統一，在制約中創造了美。以上關係處理不好的歌很難成為好歌。太文雅讓人聽不懂，太粗野顯得沒有美感。

這「五寓」之說，顯是脫胎於傳統詩學，而輔以「對立統一」這些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學來的辨證思考法，歷經長年的「通俗化」實踐而成立。我也寫了很多年歌詞，可以負責任地說：這的確是可以輔助創作的真知灼見，決非空話。

喬羽又說：

如果一首歌只有能夠說出來的東西，它一定是單薄、空洞、沒有意境的。寫歌詞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如果問我為什麼每個時代都能寫出讓人接受的歌，我想那只是因為我在每個時代都在用自己的心來寫作，所表達的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不會脫離所處的時代，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結合時代、挖掘深意，雖說這是很普通的心法，但喬羽明言了「最怕過於含蓄，也最怕沒有含蓄」，也就說明他是有意識地在以這些原則來寫作，大家可以來索隱。只是，如果是牆內、體制內的同學、作家來索，索來索去，都還得投合「老幹部次元」的口味，結果也無非又是連篇累牘的讚美和崇敬。而體制外和牆外人士，又有什麼動機去索他一個畢生都是忠貞黨員的隱呢？除非你還有一些溝通兩岸三地的志願，或者還有一些儒家情懷。

1990年代，山東開始搞「國際孔子節」，也請喬羽寫詞，喬羽寫了〈孔子贊歌－活在眾生之間〉：

百年千年萬年　昨天今天明天
多少亂世英雄　總想把你打翻在地
多少在位君主　卻愛把你捧上九天
你仍舊是你
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
你是一位通情達理的長者
你永遠活在眾生之間

歷史上除了太平天國和中共，沒有多少政權、軍閥會特意針對「孔家店」的，喬羽在此故意無視這點，或曰賣個破綻，結合後句來看，便可說是暗諷那些藉由祭孔來刷政績、堆虛榮、招觀光、銷預算的地方政府了；後文再把孔子從神壇拉回人間，提示大家去關注人家的本質、本相，一方面消解千年來的道統之爭，一方面報答了自己的舊學傳承，再一方面，喬羽應該也有些自況的意味，希望大家不要神化自己，拱去做招牌。我只找到這首歌的曲譜，不知具體唱起來怎麼樣（我試用電子琴彈了一下，不太好聽），不過提到這詞的文章，也沒有一篇在談音樂，今後治儒學和思想史的同學應該也不會。音樂在此的確不是重點。

這裡又可提到喬羽作品相對於商業流行歌曲一項較大的差異：他是「詞先曲後」居多。通常是人家先請喬羽寫好歌詞，再去請作曲家（或請喬羽連繫）譜曲。業界則通常是「曲先詞後」，少數能包辦者亦可「詞曲並進」。三種方法都可以出好歌，一人包辦詞曲也未必優於二人分工，但在不那麼理想的情況下，曲遷就詞、詞遷就曲，會有不同的沙石。以「詞先曲後」來說，像「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這種語句就很難譜得好聽，作品和作者的才性也決定他們不會出什麼奇招，何況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政治任務，所以成品從音樂上看來就很乏味。

但話說回來，這一回喬羽是用「人性」領導了事實上處於混亂狀態的「黨性」，亦可謂回歸了儒家的「善頌」傳統，做了個球。台上致詞的人願意順著這個思路往下講的話，即可做到「善禱」。官方具體是怎麼做的我就不考察了，然而在2000年代以後的「國學熱」中，確有不少講孔子的，是努力將他放回「常人」的視野來考察，包括他和弟子是如何謀生（如李碩《孔子大歷史》），這也便算是一種和喬羽「心同理同」的呼應，從「黨性」來說也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

當老幹部寫「香港回歸」

「老幹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後是愈趨「離地」的。1997年時內地媒體報導香港回歸，又當然是一水的愛國主義敘事，儘管那幾年香港公眾關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續問題；至於什麼國族情感、雪恥揚眉，你若一味高唱此調，人家只會覺得你「黐線」。

1997年，香港回歸前，廣州市委組織了一場「97大合唱」創作活動，也請到喬羽。喬羽寫了序歌後的第一首〈問國恥誰雪〉：

山垂淚，水嗚咽，國門破，金甌缺。
朝廷怯懦，訂下了一款款賣國條約，
列強猖獗，將我神州聖土一塊塊分割，
坐使我黎民百姓，蒙屈受辱，水深火熱。
中華民族記著，五千年歷史途程，有光輝燦爛也有悲壯慘烈。
問湛湛蒼天，國恥誰雪？
問沉沉大地，國恥誰雪？
問舉國兄弟姐妹，國恥誰雪？國恥誰雪？

我見此詞，大為傻眼：這也是喬羽？「朝廷怯懦，訂下了一款款賣國條約」這種句子，根本不適合譜曲吧？當然也是可以硬幹，但那就只能讓歌唱家在台上表演，別想流行了。檢索到一個2012年的演唱版本，果如所料，是央視音樂台常見的那種交響樂伴奏的藝術歌曲。他們的確很有一套硬功夫，再生硬的口號、教條都能認真處理到宏大、激昂，你如果願意沉浸到他們那個情境裡去，興許還真能有所觸動。但你願意嗎？

就文辭來看，這也完全沒有做到喬羽自己提出的「五寓」。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場創作活動顯然是為迎接香港回歸而辦，那「中港融合」就是最重要的政治課題，是不是應該考慮港人的想法和反應？那幾年只要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或看過一些影劇、報刊，就知道公眾關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續問題；至於什麼國族情感、雪恥揚眉，當然也不是無人在乎，但你若一味高唱此調，人家只會覺得你「黐線」（粵語「神經病」）。

喬羽不瞭解這些嗎？我查閱資料，又輾轉詢問了一下喬羽在「九七」前有沒有去過香港，答案是沒有。《喬羽文集》裡有云「我得寫我自己的感受」，亦有一篇〈國恥我們雪〉講述了這詞的由來：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是在國家民族的危亡中度過的，而今天新一代青少年已有不識雷鋒者，「看來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於是秉持著責任感寫下了〈問國恥誰雪〉。

讀過此文，結合喬羽沒去過香港這點，我推測：他是真的不瞭解當時的香港輿情。

他平日的生活圈，所讀所見，大抵都在內地的「老幹部次元」中，而當年內地媒體報導香港回歸又當然是一水的愛國主義敘事，那麼，講究從生活經驗來創作的喬羽，寫出這樣一首缺了香港和港人視角的歌詞，也就不足為怪。他是真誠的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認為應該寫這些；而後來直到今天，中共和內地愛國群眾對於香港人的離心離德，也仍是「還必須大大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意見佔絕對主流。

喬羽說「我不會脫離所處的時代」，但從實情來看，只能說，他沒有脫離「老幹部次元」，而「老幹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後是愈趨「離地」的，所以如果地上人和異地人拿喬羽晚年作品來對照這一番話，大概也只能搖搖頭。

我沒查到香港人對這首歌以及「97大合唱」的其他曲目有什麼評論、迴響，原因我想也很簡單：黨八股，不值一談，自動屏蔽了。如今「愛國者治港」新特首上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是板上釘釘的事，此類逢五逢十都可以翻出來再演幾遍的大作，可能也會被收入將來的音樂課本，同時介紹喬羽先生是一位多麼偉大的作詞家。所以，為讓將來的同學多一點全面的了解，不要因為被搞壞了胃口就一意牴觸，本文的寫作應該還是有些必要的。

黨要靠「老幹部次元」來撐場

在中國，人們懷念50年代和80年代，愛國主義教育和實際作為尚能自洽，後來發生的事還沒發生的那幾年。過來人有記憶，新生代也透過歷史與音像來嚮往，喬羽一輩遂有了無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幹部次元」無法自拔的黨，也就要反覆乞靈於他們來撐場，在年復一年富麗堂皇的迴響中，暫時忘卻今之廣大隊伍在此分眾時代的文藝戰線上，從認知到答題的全面脫節。

最美不過夕陽紅(1993)
詞：喬羽　曲：張丕基

最美不過夕陽紅
溫馨又從容
夕陽是晚開的花
夕陽是陳年的酒
夕陽是遲到的愛
夕陽是未了的情
有多少情愛化作一片夕陽紅

網路上不時有人為喜愛的動畫歌曲角逐「二次元國歌」的名頭；如果「老幹部次元」也要來評個幾首「國歌」的話，那就應該算上喬羽這首〈最美不過夕陽紅〉了，它也真是央視一檔老年人專題欄目《夕陽紅》從1993到2010年的主題曲。

晚年的喬羽，與世無爭，溫馨從容；偶爾受訪，上上電視，也維持著小心謹慎、謙退自守的作風。他在訪談中曾表示希望墓志銘上就寫「這裡埋葬著一個寫過幾首歌詞的人」，那他事實上寫了幾首呢？有報導說是一千多首。然則確切的數量是多少？有譜曲配唱的成品佔多少，只有歌詞的又佔多少？這是個很容易在「老幹部次元」討好的課題，應該不用擔心無人整理。

體制內音樂家、電視台所能給予的裝配和演繹，風格是缺少變化的，精神上也或許從根本就未能領略喬羽的隱約之處。

2003年，喬羽在文集卷末寫了兩句座右銘：「不為積習所蔽，不為時尚所惑」，幾年後又加了一句：「不為浮名所累」。表面看，這些只是很尋常的警句；結合作者的生平和他本應能再多做一點的事情，反過來看，或許就可以說，這積習之蔽、時尚之惑、浮名之累，正是他難以克服的困擾。難以克服，那怎麼辦呢？按最近的流行語來說，他是「躺平」和「共存」了。

積習之蔽，即「老幹部次元」從藝術到學術上的各種侷限與自我侷限；時尚之惑，即中國持續「走資」到新世紀「入世」後層出不窮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老矛盾新難題；浮名之累，組織還需要他，積極方面是指望他繼續發揮餘熱，消極方面是別添麻煩。儘管喬羽的黨性一直都很好，但若如果這等已有歷史地位的大老真要槓上什麼，那對首當其衝的單位來說就是很恐怖的事。便如崔健在2002年發起「真唱運動」劍指從央視到各等現場表演的對嘴假唱風氣，造成了很大的麻煩；當時如果喬羽這些老同志也加進來一起施壓，面子就會更難看。

喬羽也不是沒有發過異議。《文集》中可見他不只一次地對當前的「民族聲樂家」養成體制提出了批評：「⋯⋯真正民族的東西應該有民族的靈魂，民族自己的語言，他的語言作為他的靈魂的一種表現，形成他自己的一種品格。我們現在光是在鋼琴房裡培養的歌唱家，就缺這個東西。」他呼籲：學院應該多從民間發掘、吸收原生態民歌的傳承者，請他們來做老師，矯正體制內各種唯技術論、公式化、與群眾脫節的傾向。

很多人都發過這樣的議論，有些人到現在還在講（如果還健在），現在的年輕人看到後也有不少跟著講，可見講了也是白講。但既然講了白講，那就不講白不講。講了要不要力推呢？或許也有推過一點吧，但畢竟已經退下來了，抵不過生態決定的趨勢。或許也因為懂政治，看得清趨勢，也就沒去逆勢。

人們懷念50年代和80年代，愛國主義教育和實際作為尚能自洽，後來發生的事還沒發生的那幾年。過來人有記憶，新生代也透過歷史與音像來嚮往，喬羽一輩遂有了無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幹部次元」無法自拔的黨，也就要反覆乞靈於他們來撐場，在年復一年富麗堂皇的迴響中，暫時忘卻今之廣大隊伍在此分眾時代的文藝戰線上，從認知到答題的全面脫節。

喬羽的生平，有很多潛能未得充分發揮。喬羽的作品，他本人曾說，是有賴作曲家給歌詞插上了翅膀才得以流行；他沒說的是，在翅膀之外，還有編曲、演唱可以比作機殼和引擎，能否飛好又要看這整個機體適不適合當下的天氣，而體制內音樂家、電視台所能給予的裝配和演繹，風格是缺少變化的，精神上也或許從根本就未能領略喬羽的隱約之處。

常有人說，還是得寄望於民間。或許，將來的華語樂壇會出現真從當代民間情感出發的，喬羽歌詞的重新演繹，甚至重新譜曲；也或許，作出這樣歌曲的，可以是在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