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干部体”文艺同温层如何形成？写过《难忘今宵》之后的乔羽

胡又天：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博士，师从朱耀伟及周耀辉教授研究华语流行歌词。关注两岸三地时局、思潮与文风。

编者按：在“局里局气”“厅里厅气”成为中国当下审美主流类型之一的时候，文本上难免让人想起盛行多年的“老干部体”。这一以中共老干部做人、讲话风格为基准来创作诗词的中国本土流派，有其自身特色。本文续接上篇《中共红歌推手乔羽的秘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好听是例外吗？》，是为下篇，借由这位中共治下成就最高的词作家入手，解析老干部体由来、存在、流行之时空次元。

当中共在1980年代打开国门，乔羽一辈人也迎著改革春风，老怀安慰地拾起本领再出发。彼时，世界上以欧美为首的流行音乐，已经在这二三十年里缔造了数以千计的传奇，生发了百来种新思想、新乐种。即便是只融汇了其中一小部份的港、台歌曲，一旦涌入神州大地，也已足够令人耳目一新再新。相对于港台歌曲的多彩多姿和谱系更多、功法更繁的西洋音乐，中国共产党文艺界“广大创作队伍”（他们的常用词）仍须格于党性的些许创新，自是有限得很。

老干部次元vs“通俗歌曲”

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1986年，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掀起“中国摇滚”潮流，下至普罗大众、上至思想界专家学者，皆不乏为之狂热迷醉的共鸣者。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及其背后更多种几乎完全不同，深具挑战性和颠覆性的音乐和思想，居于“正统”的乔羽如何看待呢？

我没查到。

新华出版社出版于2003年12月的《乔羽文集》，分文章、诗词二卷，文章卷大多都是为人作序、会议致词等应酬文字，其中涉及到“体制外”音乐界的，只有〈《通俗歌曲卡拉ＯＫ演唱技法》序言〉一篇。乔羽很克制地从客观形势上肯定了“通俗歌曲”（这是体制内为回避“流行歌曲”一词的资本主义气息而定出的叫法）的存在“不是少数人的喜爱问题，而是多数人的需要问题”，然而完全不评论具体的哪种论调或哪首歌，只讲一些普通的道理，也不好猜那底下有他什么不便明言的真实意见。

在此之外，对80至90年代已能轻易接触到的各种来势汹汹的外国音乐，对中国摇滚，乔羽完全不谈。也许谈过，但文集里没有一篇提到。我只在他和高中生的演讲记录中看到他自承“外语没有学好”，这可以部份解释对外国音乐的沉默：不乱批评不懂的事物。而对本国的新潮也沉默、克制，那除了才性上的不相通、政治上的谨慎，还有什么可能的缘故呢？

或许可以用一张图表辅助解释：

“老干部次元”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

我把“中共体制内文艺工作者的认知界限与认可范围”或曰“体制内文艺工作者能写、能谈的范围”命名为“老干部次元”(Laoganbu Dimension)。新中国自建政起便长年存在一种被称为“老干部体”的文风，来源就是源源不绝的老干部，其表现多为意态谆谆、语重心长的老生长谈，或感恩载德、傻乐傻乐的大小确幸（比小确幸多一个“大”是因为他们缺不了政治上的大局观），作诗则往往套话连篇、语言粗疏，甚至逢迎谄媚、贻笑大方。

然而这个同温层、舒适圈，因为有各级官媒、官刊为发表平台，又有庞大的党组织，包你想玩的话一年到头都有参加不完的活动，故可在与外界脱节的情况下一直运转下去。常有一句骂人、损人的话“活在自己的世界”，但如果那个“自己”人数庞大、基础稳固，人就没什么办法了。就像日本动画、漫画、游戏及其受众发展出来的一些舒适圈，在十几年前得到了一个诨号式的统称“二次元”（相对于现实的“三次元”），“老干部次元”也叠加、漂浮在神州大地的尘嚣之上，不像现役干部和困难群众不能不直面淋漓的现实，所以通常都有一股气定神闲的余裕，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人情、顾忌影响，故往往倾向回避敏感议题。

“老干部次元”除了自己乐呵，也往往在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学术界、中央电视台起到制约作用。我查阅各种新中国音乐、文艺的相关论著时，就看到了大量在问题意识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对红色经典和老前辈则充斥必要的谀词之水货。你到中国知网检索“乔羽”的相关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赞美、赞美、再赞美；就算要讲问题，推给外部环境，说句“非战之罪”，结论“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也就是了。还可以查到2006年有一本十数万言的《乔羽论》，我能在网上读到的内容片段也是如此。在电视台和报纸，就更可一言以蔽之：你好、我好、大家好。

“词坛三杰”：黄沾也并列？

1990年代以后，随著改革开放市场化潮流的继续推进，当然也包括1989民运后许多人不再对体制内的文艺抱有期望，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的风尚和相关书写，已经几乎完全和“老干部次元”割裂了开来。而根基在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老干部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需求与动机。

如图所示，音乐上，“老干部次元”能接受的歌单大概是：

“传统领域”－雅化（经文艺工作者整理改编）的民歌、部份原生态民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刘三姐》之类；
“商业市场”－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流行歌曲、儿歌，如乔羽2003年写的动画主题歌〈少年英雄小哪吒〉；
“政治神坛”－他们最熟悉的革命歌曲，如〈我的祖国〉；
“内心世界”－〈思念〉、〈夕阳红〉（详后文）。

你把这界限之外的东西拿给他们听，即便不反感，大概也要抓瞎，他们长年局于党性的习惯思维和语言里面，就没有或者说早被去除了能够欣赏那些异质的审美神经。近年央视为了“与时俱进”，偶尔也刻意安排老辈歌唱家和新世代流行歌手同台演出，结果就经常显得尴尬。

大陆媒体流传过一个“词坛三杰”的说法：大陆乔羽、香港黄沾（1941-2004）、台湾庄奴（1921-2016）。同意这讲法的人很少，但它怎么来的呢？把“老干部次元”的口味套进来一看就明朗了：首先，乔羽毋庸赘论。黄沾是因为写过〈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时内地匮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侠剧、时装剧主题曲也写得很有古风，这两点就足以忽略黄沾其他比较时尚、放荡，和党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庄奴则首先是因为邓丽君，再来他的才性与思想的确和乔羽一辈差不多，甚至可说除了不是共产党以外，就是一样的。庄奴也本就出身大陆（生于北京，祖籍河南），1992年续弦后也回到了大陆定居重庆，也给大陆的电视剧写了歌词，也出席各种活动，从统战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一个完美的“久别重逢的兄弟”。2005年中秋，庄奴和乔羽也在央视安排下联句合作了一首〈月儿圆〉，又是一段佳话。至于罗大佑、崔健之类以及其他更离经叛道的，您就别拿来扰乱和气了。

乔羽在“内索”的向度上有著比这个界限深邃一些的才性，但他始终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从来没有脱离过，自亦不免受其制约。

或者可以说，除了有著远高于一般水平的素养与成就之外，乔羽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干部──参与过一些大事，经历过一些风浪，而一直没什么实权，如今云淡风轻，偶尔再写写东西。《乔羽文集》文章卷收了很多给体制内同辈、后辈的歌词集、论集所写的序文，除了少部份名人之外，还有很多名字我都没听过，找了其中一些来看，水准实在不怎么样。诗词卷中，也有许多并未谱成歌曲、内容也和寻常“老干部体”赞美诗差不多的平凡之作。

黄沾是因为写过〈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在1983年春晚大大提振了彼时内地匮乏的民族自信，此外很多武侠剧、时装剧主题曲也写得很有古风，这两点就足以忽略黄沾其他比较时尚、放荡，和党性不太相容的部份。

以乔羽的资历和地位，如果他愿意正面回应时潮对固守一隅的“社会主义艺术”和“党性”构成的挑战，或藉“中国歌词研究会”等组织的名头催动一下，应该多少可以带动一些同志打破“老干部次元”对自己视野和耳界的遮蔽，也给新中国音乐史留下更多时移势易之际的智慧指引。然而，从结果来看是没有。

1990年代以后，随著改革开放市场化潮流的继续推进，当然也包括1989民运后许多人不再对体制内的文艺抱有期望，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的风尚和相关书写，已经几乎完全和“老干部次元”割裂了开来。新一辈创作者和乐评人有著太多更够劲的东西可学、可谈，也能直接依循“文化工业”的机理，在市场上面对听众见真章，再不必与体制内的那一套等量齐观，也不必去求取那些老干部的认可、庇护了。相对的，根基在于“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老干部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需求与动机。

我读过一本出版于1991年的崔健歌曲论集，作者中亦不乏老干部，藉“中国摇滚”现象反思过去各种错误和现仍存在的问题，写得很深刻，我想可以说那是央视尚且一统天下，体制内作品还和港台流行共用著“通俗歌曲”这一名堂，从而使歌曲尚且具有高度政治风向标意义的1980年代的最后回响。再之后，就各玩各的了。一直要到近十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渐有“都听”的普通网友或自媒体会在华语歌曲的话题下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谈，或拿经典红歌来贬斥当前娱乐圈的劣作与乱象，我才越来越常警觉到，乔羽一辈的影响确实仍然深深存在，并不只有党媒和老干部的自说自话。

“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

这“五寓”之说，显是脱胎于传统诗学，而辅以“对立统一”这些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来的辨证思考法，历经长年的“通俗化”实践而成立。

然而，回到乔羽所熟悉而能说得上话的领域，他还是很有一些能穿越不同时空而普遍适用的智慧结晶。且看他的歌词创作经验谈：

根据我的艺术经验，音乐文学创作有如下几条规律：

第一，寓深刻于浅显，即把深厚的情感或思想用一种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
第二，寓隐约于明朗。比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一听就明白，所以才能产生力量。
第三，寓曲折于直白。歌词必须直白，让人一听就懂。其曲折是在直白中自然表现出来的。
第四，寓文于野。艺术有文、野之分，但歌词必须是通俗的，并且要寓雅于俗，把很“文”的东西用一种“俗”的方式表现出来。

雅与俗、文与野、曲折与直白、明朗与隐约、深刻与浅显是几对辨证关系。它们相互对立。而一旦几个对立得到了统一，好歌词就写出来了。一些好歌有味道，越琢磨越有意思，就是因为词作家做到了以上几方面的对立统一，在制约中创造了美。以上关系处理不好的歌很难成为好歌。太文雅让人听不懂，太粗野显得没有美感。

这“五寓”之说，显是脱胎于传统诗学，而辅以“对立统一”这些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来的辨证思考法，历经长年的“通俗化”实践而成立。我也写了很多年歌词，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的确是可以辅助创作的真知灼见，决非空话。

乔羽又说：

如果一首歌只有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单薄、空洞、没有意境的。写歌词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如果问我为什么每个时代都能写出让人接受的歌，我想那只是因为我在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心来写作，所表达的都是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不会脱离所处的时代，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结合时代、挖掘深意，虽说这是很普通的心法，但乔羽明言了“最怕过于含蓄，也最怕没有含蓄”，也就说明他是有意识地在以这些原则来写作，大家可以来索隐。只是，如果是墙内、体制内的同学、作家来索，索来索去，都还得投合“老干部次元”的口味，结果也无非又是连篇累牍的赞美和崇敬。而体制外和墙外人士，又有什么动机去索他一个毕生都是忠贞党员的隐呢？除非你还有一些沟通两岸三地的志愿，或者还有一些儒家情怀。

1990年代，山东开始搞“国际孔子节”，也请乔羽写词，乔羽写了〈孔子赞歌－活在众生之间〉：

百年千年万年　昨天今天明天
多少乱世英雄　总想把你打翻在地
多少在位君主　却爱把你捧上九天
你仍旧是你
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
你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
你永远活在众生之间

历史上除了太平天国和中共，没有多少政权、军阀会特意针对“孔家店”的，乔羽在此故意无视这点，或曰卖个破绽，结合后句来看，便可说是暗讽那些借由祭孔来刷政绩、堆虚荣、招观光、销预算的地方政府了；后文再把孔子从神坛拉回人间，提示大家去关注人家的本质、本相，一方面消解千年来的道统之争，一方面报答了自己的旧学传承，再一方面，乔羽应该也有些自况的意味，希望大家不要神化自己，拱去做招牌。我只找到这首歌的曲谱，不知具体唱起来怎么样（我试用电子琴弹了一下，不太好听），不过提到这词的文章，也没有一篇在谈音乐，今后治儒学和思想史的同学应该也不会。音乐在此的确不是重点。

这里又可提到乔羽作品相对于商业流行歌曲一项较大的差异：他是“词先曲后”居多。通常是人家先请乔羽写好歌词，再去请作曲家（或请乔羽连系）谱曲。业界则通常是“曲先词后”，少数能包办者亦可“词曲并进”。三种方法都可以出好歌，一人包办词曲也未必优于二人分工，但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曲迁就词、词迁就曲，会有不同的沙石。以“词先曲后”来说，像“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这种语句就很难谱得好听，作品和作者的才性也决定他们不会出什么奇招，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任务，所以成品从音乐上看来就很乏味。

但话说回来，这一回乔羽是用“人性”领导了事实上处于混乱状态的“党性”，亦可谓回归了儒家的“善颂”传统，做了个球。台上致词的人愿意顺著这个思路往下讲的话，即可做到“善祷”。官方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不考察了，然而在2000年代以后的“国学热”中，确有不少讲孔子的，是努力将他放回“常人”的视野来考察，包括他和弟子是如何谋生（如李硕《孔子大历史》），这也便算是一种和乔羽“心同理同”的呼应，从“党性”来说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当老干部写“香港回归”

“老干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后是愈趋“离地”的。1997年时内地媒体报导香港回归，又当然是一水的爱国主义叙事，尽管那几年香港公众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续问题；至于什么国族情感、雪耻扬眉，你若一味高唱此调，人家只会觉得你“黐线”。

1997年，香港回归前，广州市委组织了一场“97大合唱”创作活动，也请到乔羽。乔羽写了序歌后的第一首〈问国耻谁雪〉：

山垂泪，水呜咽，国门破，金瓯缺。
朝廷怯懦，订下了一款款卖国条约，
列强猖獗，将我神州圣土一块块分割，
坐使我黎民百姓，蒙屈受辱，水深火热。
中华民族记著，五千年历史途程，有光辉灿烂也有悲壮惨烈。
问湛湛苍天，国耻谁雪？
问沉沉大地，国耻谁雪？
问举国兄弟姐妹，国耻谁雪？国耻谁雪？

我见此词，大为傻眼：这也是乔羽？“朝廷怯懦，订下了一款款卖国条约”这种句子，根本不适合谱曲吧？当然也是可以硬干，但那就只能让歌唱家在台上表演，别想流行了。检索到一个2012年的演唱版本，果如所料，是央视音乐台常见的那种交响乐伴奏的艺术歌曲。他们的确很有一套硬功夫，再生硬的口号、教条都能认真处理到宏大、激昂，你如果愿意沉浸到他们那个情境里去，兴许还真能有所触动。但你愿意吗？

就文辞来看，这也完全没有做到乔羽自己提出的“五寓”。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创作活动显然是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办，那“中港融合”就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是不是应该考虑港人的想法和反应？那几年只要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或看过一些影剧、报刊，就知道公众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方式和法治制度的延续问题；至于什么国族情感、雪耻扬眉，当然也不是无人在乎，但你若一味高唱此调，人家只会觉得你“黐线”（粤语“神经病”）。

乔羽不了解这些吗？我查阅资料，又辗转询问了一下乔羽在“九七”前有没有去过香港，答案是没有。《乔羽文集》里有云“我得写我自己的感受”，亦有一篇〈国耻我们雪〉讲述了这词的由来：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是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度过的，而今天新一代青少年已有不识雷锋者，“看来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于是秉持著责任感写下了〈问国耻谁雪〉。

读过此文，结合乔羽没去过香港这点，我推测：他是真的不了解当时的香港舆情。

他平日的生活圈，所读所见，大抵都在内地的“老干部次元”中，而当年内地媒体报导香港回归又当然是一水的爱国主义叙事，那么，讲究从生活经验来创作的乔羽，写出这样一首缺了香港和港人视角的歌词，也就不足为怪。他是真诚的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应该写这些；而后来直到今天，中共和内地爱国群众对于香港人的离心离德，也仍是“还必须大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占绝对主流。

乔羽说“我不会脱离所处的时代”，但从实情来看，只能说，他没有脱离“老干部次元”，而“老干部次元”在1990年代以后是愈趋“离地”的，所以如果地上人和异地人拿乔羽晚年作品来对照这一番话，大概也只能摇摇头。

我没查到香港人对这首歌以及“97大合唱”的其他曲目有什么评论、回响，原因我想也很简单：党八股，不值一谈，自动屏蔽了。如今“爱国者治港”新特首上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板上钉钉的事，此类逢五逢十都可以翻出来再演几遍的大作，可能也会被收入将来的音乐课本，同时介绍乔羽先生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词家。所以，为让将来的同学多一点全面的了解，不要因为被搞坏了胃口就一意抵触，本文的写作应该还是有些必要的。

党要靠“老干部次元”来撑场

在中国，人们怀念50年代和8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作为尚能自洽，后来发生的事还没发生的那几年。过来人有记忆，新生代也透过历史与音像来向往，乔羽一辈遂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干部次元”无法自拔的党，也就要反复乞灵于他们来撑场，在年复一年富丽堂皇的回响中，暂时忘却今之广大队伍在此分众时代的文艺战线上，从认知到答题的全面脱节。

最美不过夕阳红(1993)
词：乔羽　曲：张丕基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又从容
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有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网路上不时有人为喜爱的动画歌曲角逐“二次元国歌”的名头；如果“老干部次元”也要来评个几首“国歌”的话，那就应该算上乔羽这首〈最美不过夕阳红〉了，它也真是央视一档老年人专题栏目《夕阳红》从1993到2010年的主题曲。

晚年的乔羽，与世无争，温馨从容；偶尔受访，上上电视，也维持著小心谨慎、谦退自守的作风。他在访谈中曾表示希望墓志铭上就写“这里埋葬著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那他事实上写了几首呢？有报导说是一千多首。然则确切的数量是多少？有谱曲配唱的成品占多少，只有歌词的又占多少？这是个很容易在“老干部次元”讨好的课题，应该不用担心无人整理。

体制内音乐家、电视台所能给予的装配和演绎，风格是缺少变化的，精神上也或许从根本就未能领略乔羽的隐约之处。

2003年，乔羽在文集卷末写了两句座右铭：“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几年后又加了一句：“不为浮名所累”。表面看，这些只是很寻常的警句；结合作者的生平和他本应能再多做一点的事情，反过来看，或许就可以说，这积习之蔽、时尚之惑、浮名之累，正是他难以克服的困扰。难以克服，那怎么办呢？按最近的流行语来说，他是“躺平”和“共存”了。

积习之蔽，即“老干部次元”从艺术到学术上的各种局限与自我局限；时尚之惑，即中国持续“走资”到新世纪“入世”后层出不穷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老矛盾新难题；浮名之累，组织还需要他，积极方面是指望他继续发挥余热，消极方面是别添麻烦。尽管乔羽的党性一直都很好，但若如果这等已有历史地位的大老真要杠上什么，那对首当其冲的单位来说就是很恐怖的事。便如崔健在2002年发起“真唱运动”剑指从央视到各等现场表演的对嘴假唱风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时如果乔羽这些老同志也加进来一起施压，面子就会更难看。

乔羽也不是没有发过异议。《文集》中可见他不只一次地对当前的“民族声乐家”养成体制提出了批评：“⋯⋯真正民族的东西应该有民族的灵魂，民族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作为他的灵魂的一种表现，形成他自己的一种品格。我们现在光是在钢琴房里培养的歌唱家，就缺这个东西。”他呼吁：学院应该多从民间发掘、吸收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请他们来做老师，矫正体制内各种唯技术论、公式化、与群众脱节的倾向。

很多人都发过这样的议论，有些人到现在还在讲（如果还健在），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后也有不少跟著讲，可见讲了也是白讲。但既然讲了白讲，那就不讲白不讲。讲了要不要力推呢？或许也有推过一点吧，但毕竟已经退下来了，抵不过生态决定的趋势。或许也因为懂政治，看得清趋势，也就没去逆势。

人们怀念50年代和80年代，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作为尚能自洽，后来发生的事还没发生的那几年。过来人有记忆，新生代也透过历史与音像来向往，乔羽一辈遂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而沉迷“老干部次元”无法自拔的党，也就要反复乞灵于他们来撑场，在年复一年富丽堂皇的回响中，暂时忘却今之广大队伍在此分众时代的文艺战线上，从认知到答题的全面脱节。

乔羽的生平，有很多潜能未得充分发挥。乔羽的作品，他本人曾说，是有赖作曲家给歌词插上了翅膀才得以流行；他没说的是，在翅膀之外，还有编曲、演唱可以比作机壳和引擎，能否飞好又要看这整个机体适不适合当下的天气，而体制内音乐家、电视台所能给予的装配和演绎，风格是缺少变化的，精神上也或许从根本就未能领略乔羽的隐约之处。

常有人说，还是得寄望于民间。或许，将来的华语乐坛会出现真从当代民间情感出发的，乔羽歌词的重新演绎，甚至重新谱曲；也或许，作出这样歌曲的，可以是在墙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