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媒体人“红眼”三年前亲历元朗721事件（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三年后写下这篇文章，回顾这几年香港人由游行示威，变成走上街头追星；打卡点由连侬墙变成明星代言广告牌。他不习惯，也不想习惯，三年前的创伤仍在，只是情绪延后，装作“好起来”。三年后，他觉得香港变了，香港人也变了，然而伤口未复元，带着一份隐藏着的痛和愤怒，他剖白这几年不同身份角色上的种种交织和种种落差——身为721亲历者的未解之痛；身为传媒人的自我阉割；身为香港人的欲语还休。他对于这些变化感不适，但最后他控诉的其中一个人是自己。
（红眼，专栏作家，影评人。《艺文青》总编辑。写电影、电视剧、流行文化。写小说。）
我还是不是2019年7月21日坐西铁回家的那个我？
三年后，我今天仍然戴着口罩。别误会，是另外一些原因所以戴着口罩，那些“事情”没延续三年那么漫长，它完结了、沉默失语了，甚至人走茶凉了。
香港顺利庆祝主权移交25周年，但我仍记得今天是721事件三周年。记忆是不可靠，尤其短短三年之后，从法庭的审判以至某些已成为社会“共识”的说法，都跟我在列车上的亲身经历有些出入。我明明在场，但我还可以怎样告诉人呢？我在某些渠道尝试争取一些声音，但那些渠道已经消失，那些声音正在等候审判。
作为土生土长的元朗人，接下来的三年，我都必须若无其事往来事发地点，但原来不是很难过。只是大家开始失忆，或不愿意再谈这件事，渐渐让人产生幻觉，那天的白衣人真的出现过吗？还是拍戏而已，抑或幽灵？那些在我身旁穿插而过的木棒和铁枝，又是真的吗？
我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毕竟大家都说要Move on要振作要重新开始，但当一件事情无人谈论，没有声音，它就会慢慢被扭曲成另一个形状，再无法恢复回去。我将会见证屯马线通车，有个男孩在镜头前一脸热情唱着“屯马开通真的很兴奋”......还会见证西铁站铺天盖地的警察招募广告，见证大批“镜粉”于闸口附近交换各种自制物资——都是应援物资，但不是我们想像中的自制防催泪面具、护膝和安全帽。
与此同时，作为传媒工作者，这三年还陆续见证了好几间香港媒体执笠 （倒闭），有相识与尊敬的编辑前辈如今在囚，更多资深传媒人选择离开香港，但这些黯伤的事情没有令人失落太久，因为这两年又受惠于男子组合MIRROR的迅速冒起，杂志采访与流行文化评论等工作居然前所未有的蓬勃，还不断出现另起炉灶的新网媒平台及各类自媒体，取代已解散、消失的主流媒体。但它们普遍有个共通点，少谈政治，只谈风月。只谈风月不同于只管风花雪月，这四字本是赞人为官清廉守节，今日是指娱乐至死，但同样不算是贬义。
“好起来”的伪装
2019年末，男团MIRROR开始声势渐大，基于工作关系，我先后几次近距离见过他们每一个成员，但那种距离近不过721那天我和那些白衣人的距离，我们在列车里、他们在月台上。
721之后的两天，我约了姜涛做封面访问。死里逃生，而且就发生在你每天必经的车站月台上，你对这个城市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怀疑，也不晓得是因为工作所以要赶快“好起来”，还是为了要“好起来”所以继续工作，但我一直神不守舍，每行一步都踩不到地面，每说一句话都在耳边有回声，好像隔着一个玻璃罩，无论身边的人在说在笑，都接收不了那些内容，仍然只听到月台上的人凶狠叫骂，列车里面很多人哭泣、徬徨退缩，有人跪地求饶，也有人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不是梦，不是幻觉。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无法离开那个场景，被困在里面与外界断裂。但是，你要假装若无其事继续与人气歌手做访问，不让摄影师和公关们看出任何异样。就是这样，姜涛成为了我对721事件连锁记忆的其中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