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凌，以社会学为艺术，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会博士后）
在Twitter上，女权学者Dorothy Smith的自我介绍是“1980年代女权运动中、发展制度民族志作为另一种社会学的旗手。（性别称号：她）”2022年4月25日，她推了一条有争议但立场鲜明的推文说：“如果你是恐跨女权，那我会拉黑你，我才不想和垃圾伪女权为伍。”她不小心把垃圾拼写错了，还追发纠正了一条。5月3日她推文说：“我的公关团队让我写推文多用表情，因为可以吸睛和传递情绪。请广大网友推荐一下用什么表情。”6月3日，这位近50年来女权主义学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在孙女的怀抱中去世，享年95岁。
我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满满（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在与制度对抗和融合的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苦痛：每个人都可以挤进主流吗？什么定义了规则？在每种规则的背后又有什么苦痛、沉默和剥削呢？Dorothy Smith 给我们提供了言说的语言，并终其一生“指引”我们走向这些问题。
为了强调Dorothy Smith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贡献，这里我们说的是“指引”和“走向”而非“回答”。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生产知识的方法。她的方法彻底颠覆了学术研究的立场（standpoint）和目的。学术不是为了当权者更好的理解和管理大众，而是为了女性和所有人可以更自在的活著（for women, for people）。从女性主义社会学（feminist sociology）到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她强调自己不是在为已经有的社会学脉络和方法论添砖加瓦，她的志业始终是从女性和日常的立场出发，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民有，民享”的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