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悼Dorothy Smith：在男社會學家的世界編織女性話語，挑戰所有的「理所當然」

（唐凌，以社會學為藝術，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會博士後）

在Twitter上，女權學者Dorothy Smith的自我介紹是「1980年代女權運動中、發展制度民族誌作為另一種社會學的旗手。（性別稱號：她）」2022年4月25日，她推了一條有爭議但立場鮮明的推文說：「如果你是恐跨女權，那我會拉黑你，我才不想和垃圾偽女權為伍。」她不小心把垃圾拼寫錯了，還追發糾正了一條。5月3日她推文說：「我的公關團隊讓我寫推文多用表情，因為可以吸睛和傳遞情緒。請廣大網友推薦一下用什麼表情。」6月3日，這位近50年來女權主義學界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在孫女的懷抱中去世，享年95歲。

我們的日常生活，問題滿滿（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這些問題是每個人在與制度對抗和融合的過程中難以言説的苦痛：每個人都可以擠進主流嗎？什麽定義了規則？在每種規則的背後又有什麽苦痛、沉默和剝削呢？Dorothy Smith 給我們提供了言説的語言，並終其一生「指引」我們走向這些問題。

爲了強調Dorothy Smith在方法論和知識論上的貢獻，這裏我們説的是「指引」和「走向」而非「回答」。她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和生產知識的方法。她的方法徹底顛覆了學術研究的立場（standpoint）和目的。學術不是爲了當權者更好的理解和管理大衆，而是爲了女性和所有人可以更自在的活著（for women, for people）。從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到制度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她强調自己不是在為已經有的社會學脈絡和方法論添磚加瓦，她的志業始終是從女性和日常的立場出發，建立一個不一樣的「民有，民享」的社會學。

意識分裂：社會學家與女性

面對一衆强調自己客觀、理性，沉迷於為宏觀結構分類的男社會學家，她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種後來被她發展為一個理論的「意識分裂」。

人們悼念Dorothy Smith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衆多學術機構給她頒發的榮譽，但我們最該記住的，應該是她初入學界時就敢對抗整個學術主流的勇敢。給她這份勇的，不僅是什麽飽讀詩書、天資聰慧，而是來自父權的沉重壓迫和她内心承受的極大苦痛；而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就是她多年來抗衡父權學術界中的過程中，自製的救命繩索。

Dorothy Smith成長的70年代是實證社會學當道和女權主義運動繁榮的時期。在伯克利讀博和工作的她當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了。她從師「劇場理論」的奠基人Erving Goffman （雖然她並沒有著力發展劇場理論，但是可以從他們對日常的關注和當時主流社會學的批判中看到某種師門傳承），畢業後是系裏40多個老師中，唯一不是零時工的女性。

面對一衆强調自己客觀、理性，沉迷於為宏觀結構分類的男社會學家，她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種後來被她發展為一個理論的「意識分裂」（bifurcated consciousness）：作爲社會學學者的她，與作爲女性面對母職和家務勞動的她的分裂。

理解Dorothy Smith，首先要從馬克思主義女權的起點出發（Feminism and Marxism: A place to begin, a way to go）。這一種分裂是許多職業女性都能體察到的，那是因爲在父權和資本結構下，社會生產不理所當然地屬於女性，公共空間不理所當然地屬於女性，職業發展不理所當然屬於女性，只有再生產和家庭才理所當然地屬於女性。

但「意識分裂」這個概念不僅希望揭示女性身上需要兼顧工作和家務的雙重負擔，它更想説明的是，不屬於統治階層的人永遠會被兩種意識撕扯：一個屬於統治者的意識（男性的意識），和一個屬於被壓迫者的意識（女性的意識）。後人把Dorothy Smith的分裂意識概念與非裔美國社會學Du Bois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類比。Du Bois說黑人無時無刻不被兩種意識縈繞：美國人的意識和黑人的意識，屬於黑人的那個靈魂永遠被美國人輕蔑和憐憫。他們交織而撕裂，只因爲美國人這個定義是不屬於黑人的。同理，在性別分工下，統治和決策不是屬於女人的，服務和順從才是。

制度民族志，緊扣日常生活

日常服務於理論（單向的）和日常緊扣理論（交織的）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邏輯，分別對應深度案例分析和制度民族志，前者還是只把別人當成研究客體為「科學」服務，而不是與研究者平起平坐的活生生的主體。

認識到統治關係（Ruling Relations）是我們走進制度民族誌的第一步。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落脚點不同，Dorothy Smith沒有把壓迫的根源放在階級上。她所揭示的統治也並不是生產資料擁有者對於勞工階層的剝削。「統治階層生產出的意識形態服務于此階層本身的統治。這樣的意識形態把統治階層的生活經驗當作一種理所應當。」父權社會的無孔不入在於，當我們談論社會學家的意識，醫生的意識，科學家的意識，城市規劃者的意識，律師的意識，甚至是厨師的意識等衆多「專業機構從業者」的意識的時候，我們都在談論男性的意識。

這裏并不是說從業者中沒有女性，也不是簡單地探討女性從業的玻璃天花板的問題，而是説當我們走向生產，走向工作，走向公共領域，甚至走進家庭的時候，那個「理所當然」的出發點都是男性。

被壓迫者永遠需要深思熟慮，揣測統治階層的意圖，判斷自己與統治階層的關係，而統治階層則可以「理所當然」地「簡單生活」。「你想這麽多幹嘛？」「你浪費時間想這些」 「你太敏感了。」這些話語都是阻礙我們剖析統治關係的障礙。他們讓我們渾噩而卑微地活在失語之中，用小題大做來簡化我們的苦惱。但Dorothy Smith告訴我們，我們偏偏要從言説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開始，步步追問制度設定中的種種結構性問題。

「男社會學家做的研究是知識，女性是記錄；男社會學家的方法是科學分類，女性是個體經驗；男社會學家的引用和批評是知識碰撞和進步，女性是吐槽」——Dorothy Smith說這樣不把人當人（主體）的社會學根本不是自己想參與的，她就是要用聚焦日常和生活經驗的方式，把女人和每個人都還原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用制度民族誌的方式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地揭示難以察覺、無法言説的統治關係和結構性問題。

研究前不帶事先預設、書寫時緊扣個體與制度的關係——制度民族誌與民族誌，和以Michael Burawoy為代表的深度案例分析（extended case method）是有所交叉的。但制度民族誌相較民族誌而言有鑒定的立場和目的，也著重文本與話語（text and discourse）的分析——我不願意把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翻譯成機構民族誌，因爲這樣會造成一種混淆，仿佛制度民族誌是對於如醫院、學校、民間組織等機構的記錄。制度民族誌可以看這些，但是它的重點在於揭露結構性問題，即是那些制度中的統治關係是如何作用在不同的個體身上的。

Dorothy Smith指出，從人和人之間的衝突（如罷工運動，或者性騷擾）這樣的角度看是不夠的，統制關係裏的壓迫往往是悄無聲息地表現在各種話語和文本中的（這裏可以明顯看到福柯對她的影響，但她一直對福柯有批判）。制度民族誌會看那些田野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文本：如法律文件中的陳述（如是不是已經帶有性別雙重標準的假設），組織的各種文件，雜志報紙，以及不同立場的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回應統治階層話語的。

日常服務於理論（單向的）和日常緊扣理論（交織的）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邏輯，分別對應深度案例分析和制度民族誌，前者還是只把別人當成研究客體為「科學」服務，而不是與研究者平起平坐的活生生的主體。在Dorothy Smith看來，任何這樣的高高在上都是結構性問題的具體體現。深度案例分析中的日常生活經驗的書寫最終還是爲了討論如「反抗」、「統治」、「全球化」這樣的理論和概念本身。當其上升到概念層面的時候，研究就與日常生活脫節了。 但制度民族誌從始至終都要扎根、服務日常生活。

傳承

研究的設計和結論都不是爲了驗證某種理論，而是爲了個體更好地言説出制度的統治關係是怎麽作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

Dorothy Smith時常從自己面對的制度問題開始做研究，與自己的研究對象時常也是沒有距離的。她在《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一書中反覆提起跟合作者Alison Griffith關於母職工作和學校的研究。她們都是單親媽媽。從自己的困惑出發，通過采訪不同階層的媽媽、學校的供職人員，她們發現中產階級的學校假設了一部分的教育任務是需要媽媽在家庭裏配合提供的。然而實際上，單親全職的工作媽媽其實并沒有這個時間精力。

這個研究看似簡單，但是它自始至終是服務日常生活的。研究的設計和結論都不是爲了驗證某種理論，而是爲了個體更好地言説出制度的統治關係是怎麽作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

在出版她們的著作《Simply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reating a Sociology for People》前後，Alison Griffith 和 Dorothy Smith相繼去世。但制度民族志的方法啓迪了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政策研究學等許多領域的學者。這一在當時幾乎只有男性學者的學術界中編織的救命繩索，現在也成了學術界中非常重要的一塊領地。就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說制度社會學確實是始終服務于日常生活的社會學。 後繼者也繼續用制度民族誌來完善不同機構中存在的種種結構性問題。

看種種悼念文的時候，筆者也未免不用制度社會學的方法去找結構性問題。 我們都稱在英國出生、英美接受教育，又在加拿大任職多年的Dorothy Smith為加拿大社會學家。但如果她母語不是英語的話，如果她不是白人的話，Dorothy Smith又能不能這麽「理所應當」的成爲加拿大的代表呢？讀者們，請相信我，對女權主義者來説，這絕不是「挑刺」，而是傳承。

(文中關於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的取捨參考李小江。筆者感嘆連自己也無法跳出以「他們」代表「抽象的眾」的父權書寫框架。)

參考文獻

Cannon, Julie Ann Harms. “Bifurcated Consciousness.”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2016, pp. 1–6.

Smith, Dorothy E. Feminism and Marxism: A Place to Begin, a Way to Go. New Star Books. 1977

Smith, Dorothy E.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 a Feminist Soci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Smith, Dorothy E.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Routledge, 1993.

Smith, Dorothy 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AltaMira Press 2005

Smith, Dorothy E. & Griffith, Alison I. Simply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reating a Sociology for Peop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