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悼Dorothy Smith：在男社会学家的世界编织女性话语，挑战所有的“理所当然”

（唐凌，以社会学为艺术，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会博士后）

在Twitter上，女权学者Dorothy Smith的自我介绍是“1980年代女权运动中、发展制度民族志作为另一种社会学的旗手。（性别称号：她）”2022年4月25日，她推了一条有争议但立场鲜明的推文说：“如果你是恐跨女权，那我会拉黑你，我才不想和垃圾伪女权为伍。”她不小心把垃圾拼写错了，还追发纠正了一条。5月3日她推文说：“我的公关团队让我写推文多用表情，因为可以吸睛和传递情绪。请广大网友推荐一下用什么表情。”6月3日，这位近50年来女权主义学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在孙女的怀抱中去世，享年95岁。

我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满满（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在与制度对抗和融合的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苦痛：每个人都可以挤进主流吗？什么定义了规则？在每种规则的背后又有什么苦痛、沉默和剥削呢？Dorothy Smith 给我们提供了言说的语言，并终其一生“指引”我们走向这些问题。

为了强调Dorothy Smith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的贡献，这里我们说的是“指引”和“走向”而非“回答”。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生产知识的方法。她的方法彻底颠覆了学术研究的立场（standpoint）和目的。学术不是为了当权者更好的理解和管理大众，而是为了女性和所有人可以更自在的活著（for women, for people）。从女性主义社会学（feminist sociology）到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她强调自己不是在为已经有的社会学脉络和方法论添砖加瓦，她的志业始终是从女性和日常的立场出发，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民有，民享”的社会学。

意识分裂：社会学家与女性

面对一众强调自己客观、理性，沉迷于为宏观结构分类的男社会学家，她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后来被她发展为一个理论的“意识分裂”。

人们悼念Dorothy Smith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众多学术机构给她颁发的荣誉，但我们最该记住的，应该是她初入学界时就敢对抗整个学术主流的勇敢。给她这份勇的，不仅是什么饱读诗书、天资聪慧，而是来自父权的沉重压迫和她内心承受的极大苦痛；而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就是她多年来抗衡父权学术界中的过程中，自制的救命绳索。

Dorothy Smith成长的70年代是实证社会学当道和女权主义运动繁荣的时期。在伯克利读博和工作的她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了。她从师“剧场理论”的奠基人Erving Goffman （虽然她并没有著力发展剧场理论，但是可以从他们对日常的关注和当时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中看到某种师门传承），毕业后是系里40多个老师中，唯一不是零时工的女性。

面对一众强调自己客观、理性，沉迷于为宏观结构分类的男社会学家，她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后来被她发展为一个理论的“意识分裂”（bifurcated consciousness）：作为社会学学者的她，与作为女性面对母职和家务劳动的她的分裂。

理解Dorothy Smith，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女权的起点出发（Feminism and Marxism: A place to begin, a way to go）。这一种分裂是许多职业女性都能体察到的，那是因为在父权和资本结构下，社会生产不理所当然地属于女性，公共空间不理所当然地属于女性，职业发展不理所当然属于女性，只有再生产和家庭才理所当然地属于女性。

但“意识分裂”这个概念不仅希望揭示女性身上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它更想说明的是，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人永远会被两种意识撕扯：一个属于统治者的意识（男性的意识），和一个属于被压迫者的意识（女性的意识）。后人把Dorothy Smith的分裂意识概念与非裔美国社会学Du Bois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类比。Du Bois说黑人无时无刻不被两种意识萦绕：美国人的意识和黑人的意识，属于黑人的那个灵魂永远被美国人轻蔑和怜悯。他们交织而撕裂，只因为美国人这个定义是不属于黑人的。同理，在性别分工下，统治和决策不是属于女人的，服务和顺从才是。

制度民族志，紧扣日常生活

日常服务于理论（单向的）和日常紧扣理论（交织的）是两种方向相反的逻辑，分别对应深度案例分析和制度民族志，前者还是只把别人当成研究客体为“科学”服务，而不是与研究者平起平坐的活生生的主体。

认识到统治关系（Ruling Relations）是我们走进制度民族志的第一步。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落脚点不同，Dorothy Smith没有把压迫的根源放在阶级上。她所揭示的统治也并不是生产资料拥有者对于劳工阶层的剥削。“统治阶层生产出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此阶层本身的统治。这样的意识形态把统治阶层的生活经验当作一种理所应当。”父权社会的无孔不入在于，当我们谈论社会学家的意识，医生的意识，科学家的意识，城市规划者的意识，律师的意识，甚至是厨师的意识等众多“专业机构从业者”的意识的时候，我们都在谈论男性的意识。

这里并不是说从业者中没有女性，也不是简单地探讨女性从业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走向生产，走向工作，走向公共领域，甚至走进家庭的时候，那个“理所当然”的出发点都是男性。

被压迫者永远需要深思熟虑，揣测统治阶层的意图，判断自己与统治阶层的关系，而统治阶层则可以“理所当然”地“简单生活”。“你想这么多干嘛？”“你浪费时间想这些” “你太敏感了。”这些话语都是阻碍我们剖析统治关系的障碍。他们让我们浑噩而卑微地活在失语之中，用小题大做来简化我们的苦恼。但Dorothy Smith告诉我们，我们偏偏要从言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开始，步步追问制度设定中的种种结构性问题。

“男社会学家做的研究是知识，女性是记录；男社会学家的方法是科学分类，女性是个体经验；男社会学家的引用和批评是知识碰撞和进步，女性是吐槽”——Dorothy Smith说这样不把人当人（主体）的社会学根本不是自己想参与的，她就是要用聚焦日常和生活经验的方式，把女人和每个人都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制度民族志的方式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地揭示难以察觉、无法言说的统治关系和结构性问题。

研究前不带事先预设、书写时紧扣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民族志与民族志、和以Michael Burawoy为代表的深度案例分析（extended case method）是有所交叉的。但制度民族志相较民族志而言有鉴定的立场和目的，也著重文本与话语（text and discourse）的分析——我不愿意把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翻译成机构民族志，因为这样会造成一种混淆，仿佛制度民族志是对于如医院、学校、民间组织等机构的记录。制度民族志可以看这些，但是它的重点在于揭露结构性问题，即是那些制度中的统治关系是如何作用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的。

Dorothy Smith指出，从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如罢工运动，或者性骚扰）这样的角度看是不够的，统制关系里的压迫往往是悄无声息地表现在各种话语和文本中的（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福柯对她的影响，但她一直对福柯有批判）。制度民族志会看那些田野中的正式与非正式文本：如法律文件中的陈述（如是不是已经带有性别双重标准的假设），组织的各种文件，杂志报纸，以及不同立场的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回应统治阶层话语的。

日常服务于理论（单向的）和日常紧扣理论（交织的）是两种方向相反的逻辑，分别对应深度案例分析和制度民族志，前者还是只把别人当成研究客体为“科学”服务，而不是与研究者平起平坐的活生生的主体。在Dorothy Smith看来，任何这样的高高在上都是结构性问题的具体体现。深度案例分析中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最终还是为了讨论如“反抗”、“统治”、“全球化”这样的理论和概念本身。当其上升到概念层面的时候，研究就与日常生活脱节了。 但制度民族志从始至终都要扎根、服务日常生活。

传承

研究的设计和结论都不是为了验证某种理论，而是为了个体更好地言说出制度的统治关系是怎么作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

Dorothy Smith时常从自己面对的制度问题开始做研究，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常也是没有距离的。她在《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一书中反复提起跟合作者Alison Griffith关于母职工作和学校的研究。她们都是单亲妈妈。从自己的困惑出发，通过采访不同阶层的妈妈、学校的供职人员，她们发现中产阶级的学校假设了一部分的教育任务是需要妈妈在家庭里配合提供的。然而实际上，单亲全职的工作妈妈其实并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这个研究看似简单，但是它自始至终是服务日常生活的。研究的设计和结论都不是为了验证某种理论，而是为了个体更好地言说出制度的统治关系是怎么作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

在出版她们的著作《Simply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reating a Sociology for People》前后，Alison Griffith 和 Dorothy Smith相继去世。但制度民族志的方法启迪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策研究学等许多领域的学者。这一在当时几乎只有男性学者的学术界中编织的救命绳索，现在也成了学术界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领地。就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说制度社会学确实是始终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后继者也继续用制度民族志来完善不同机构中存在的种种结构性问题。

看种种悼念文的时候，笔者也未免不用制度社会学的方法去找结构性问题。 我们都称在英国出生、英美接受教育，又在加拿大任职多年的Dorothy Smith为加拿大社会学家。但如果她母语不是英语的话，如果她不是白人的话，Dorothy Smith又能不能这么“理所应当”的成为加拿大的代表呢？读者们，请相信我，对女权主义者来说，这绝不是“挑刺”，而是传承。

(文中关于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取舍参考李小江。笔者感叹连自己也无法跳出以“他们”代表“抽象的众”的父权书写框架。)

参考文献

Cannon, Julie Ann Harms. “Bifurcated Consciousness.”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2016, pp. 1–6.

Smith, Dorothy E. Feminism and Marxism: A Place to Begin, a Way to Go. New Star Books. 1977

Smith, Dorothy E.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 a Feminist Soci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Smith, Dorothy E.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Routledge, 1993.

Smith, Dorothy 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AltaMira Press 2005

Smith, Dorothy E. & Griffith, Alison I. Simply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reating a Sociology for Peop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