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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要懂的人自然会懂”:白罗斯高压下的政治壁画

“自由创作本身,与是否生活在极权体制下,我认为是不相关的。”

迪玛的画心思细密,细看下会察见例如花盘底画上一只只拿行李箱的猫,示意很多白罗斯人因政治原因被逼离开。

迪玛的画心思细密,细看下会察见例如花盘底画上一只只拿行李箱的猫,示意很多白罗斯人因政治原因被逼离开。摄影:Fiona Chow

特约撰稿人 Fiona Chow 发自明斯克

刊登于 2022-01-26

#东欧#白罗斯#艺术

〔编按〕 端传媒早前刊出两篇关于2020-21年抗争退潮后,白罗斯媒体人在红线下挣扎的深度报道(请按此阅读集)。记者在2020及2021年两度造访明斯克,除走访文字和摄影记者,也访问了在明斯克的前苏联工厦墙上画大型政治壁画的艺术家。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却不觉得做艺术必然缚手缚脚--在白罗斯的街头,仍然有暗喻的空间。

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一书中提过,理论上极权政府愈强力镇压,从属的人就会愈自我压抑,而人在压力下会与自己的创造品分离。

但他强调,分离不等于信念改变。

当一班“异见者”越知道这些规限是甚么,就越懂得在规限下玩自己的一套游戏。斯科特提出“隐藏文本”的概念,指“异见者”在面对上层权力设限时,他们会巧妙避开、装作附和,从而寻得在底层下继续创造的空间,形成正统以外的“次文化”。

在白罗斯,这样的“次文化”体现在由公民社会累积的人脉里,一班有意欲改革街道面貌的艺术文化人。

街头既然主宰了城市的一种话语权,那么壁画(Mural)和街头涂鸦(Graffiti)的呈现,就在本质上有抗争意味。

住在首都的白罗斯青年喜欢夜蒲一条叫“十月街”的酒吧街,由苏联时代的旧工厂翻新成为一个囊括艺术廊、特色餐厅、美食车林立的小社区,前文化记者米娜(Mila)于 2016 年联同巴西和本地艺术家,为整条街上的工厦外墙画上壁画。

统筹、策划整个项目的米娜解释,为何于 2015 年向政府申请“巴西街节”这艺术项目会获通过审查,“要读懂的人自会读懂,无知的人就算再靠近细看,始终看不懂”。

现为自由身艺术策展人的米娜曾任文化记者十年,其后转行任职驻白罗斯巴西领事馆,从此引领她接触远在南美洲的巴西文化艺术,她自己亦开始绘画创作。这样的背景令米娜觉得“要传达信息不一定要用语言”,尤其她深明国家对媒体内容审查之紧。

靠以前记者工作累积的人脉,她将十月街的 15 间店铺连系起来,提议用壁画改革整条十月街,并邀请巴西艺术家前来创作。由写计划书到壁画成真,前后约花了一年时间。

米娜指,十月街的工厂大多属国有,街道两边尽是残缺不堪的苏式建筑。当她主动提出翻新计划,政府只要拨资金即可,项目又算是与巴西政府的“软外交”,由是项目十分顺利过关。

壁画图案暗藏可作政治诠释的符号。米娜没有为街上的壁画主题统一定调,她交由创作者先行创作他们心中觉得城市需要表达的。

欧洲水牛(European Bison)是白罗斯国家吉祥物,官方指全球百分之 25 的欧洲水牛居住在白罗斯境内的森林,欧洲水牛亦象征勇敢。
欧洲水牛(European Bison)是白罗斯国家吉祥物,官方指全球百分之 25 的欧洲水牛居住在白罗斯境内的森林,欧洲水牛亦象征勇敢。

有白罗斯同志朋友说过,尽管白罗斯肯定不是一个性别进步的国家,在街上不可能挂上代表同志友善的彩虹旗,但她在十月街上看见彩色壁画,周边聚脚的又是新一代自由开放的年轻人,令她觉得这里是全城唯一的同志友善空间。

Mila 的项目仍在进行中,十月街的壁画逐年增多,今行有幸访问最近完成一幅壁画的艺术家迪玛(Dima)。

官方艺术审查自迪玛开始创作的 2000 年初就存在,今年对每项大大小小街头项目的审查特别严格,他却说由起草图、与管理该工厦的负责单位商讨、通过审批、开工至完工整个过程都相当容易。负责单任邀请他创作回应白罗斯当前社会状况的作品。

“骤眼看,这只猴子的样貌相当搞笑”,迪玛说,“普通人”不会解读得出个所以然。他的想法是,“红白旗、红白色、那个民族图腾这些固然是一眼就看出代表白罗斯的元素”,却已被政府一搥定为带有政治意味,用这些元素的话,“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我自己也会置身险境”。红白旗是白罗斯人心中,曾经于沙俄瓦解后,于 1918 至 19 年短暂存在过的白罗斯人民共和国国旗,持盾挥剑的骑士代表“追求”,象征白罗斯人对自由的向往。

但这远远不是妥协,迪玛也不觉得官方设限妨碍了他自由创作。“这里的环境虽然是很不舒服、不利创作,但自由创作本身,与是否生活在极权体制下,我认为是不相关的。”

与极权国家“伪对立”的所谓自由西方,在没有国家设限下创造的艺术,普遍被认为最“忠于自我”,是完全出发自创作者云云,但迪玛一针见血地质疑,“这好像国王的新衣,无论你怎样说,事实就是人只看到国王身体”,怎能强求说有新衣──一件没有内涵的创作,不会因自由之名,就等于有艺术价值。就等于苏联以前也出产了伟大的文学艺术。

迪玛眼中最贴近艺术的价值,“取决在人去理解符号的能力”,他说。而作为一个忠于艺术的创作者,“自由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为你的艺术负责”,狠狠想清楚为甚么作画,有甚么信息想表达。

“艺术要求人必先思考才能理解,那种速食、易理解的表现 (presentation) 不是艺术。”所以他不认同不能画红白旗,就等于没有创作自由。“我不喜欢依赖表象意义,创作倾向象征派,喜欢创造符号”,他说。

问题在于观看的人有没有相当高的理解能力,去理解图像背后的隐喻。而他看白罗斯人民,他不认为“很多人准备好去理解符号”,因为“一种很根深的民族性在我们之中:为了自身安全,就宁愿无为”;换言之,迪玛不认为很多人会愿意“主动”去理解他人,更何况是艺术创作。

原创符号的终极意义,对他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向他人对话、提问”。当有人跟他说“欸,你这幅画有点意思,会不会危险”,他反而觉得遇到知音人,“我会觉得十分自在(comfortable)”。

迪玛形容自己是生活在白罗斯的“本地移民”,身在此但心不属。如果有天他移居别处,留下这幅壁画在人来人往的十月街,迪玛是觉得,“作品我完成了,它就不再是我的作品,它属于这里的人,‘我’的部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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