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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模式”高速工业化的金融起源:从普鲁士工商部到战后日本大藏省

没有什么时刻,会比东京奥运正兴办的此时,更适合回顾东亚模式的金融起源。

2018年2月26日台湾台北,台湾中央银行总部大楼。

2018年2月26日台湾台北,台湾中央银行总部大楼。摄: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郑绍钰

刊登于 2021-07-31

#银行#满洲国#大藏省#岸信介#金融市场

本系列将会探讨“东亚模式”之下,各国为了工业化而推行的产业政策,并特别关注金融的角色。本文作为该系列的第一篇,将会先从“大分流”开头谈起,先鸟瞰关于经济成长的议题。按照本系列的写作规划,我会在本篇先介绍了德国在历经工业化时的经验,再谈到战后的日本“银行中心主义”的体制。

在未来的篇章,我会进而用比较的观点,依序介绍台湾、南韩、新加坡跟香港的高速工业化的金融起源。

从“大分流”到“大追赶”:卢卡斯悖论

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成长,就很难想别的事情了。”

历史学家彭慕兰教授的钜作《大分流》在2019年由卫城出版社重译再版,这本书同其他的经典大作,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英国率先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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