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东亚模式”高速工业化的金融起源：从普鲁士工商部到战后日本大藏省

本系列将会探讨“东亚模式”之下，各国为了工业化而推行的产业政策，并特别关注金融的角色。本文作为该系列的第一篇，将会先从“大分流”开头谈起，先鸟瞰关于经济成长的议题。按照本系列的写作规划，我会在本篇先介绍了德国在历经工业化时的经验，再谈到战后的日本“银行中心主义”的体制。

在未来的篇章，我会进而用比较的观点，依序介绍台湾、南韩、新加坡跟香港的高速工业化的金融起源。

从“大分流”到“大追赶”：卢卡斯悖论

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成长，就很难想别的事情了。”

历史学家彭慕兰教授的钜作《大分流》在2019年由卫城出版社重译再版，这本书同其他的经典大作，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英国率先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 ”

在早期，解释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作品，便是经济史家黄宗智老师的“内卷化（Involution）”：帝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人口过度、过度劳力密集（也就是所谓的过密化、内卷化）的陷阱当中。有趣的是，内卷化的概念，最近似乎又在网路上火热起来。

然而，包括彭慕兰教授在内，不少研究认为黄宗智教授“内卷化”本身只说明了现像，却没有解释清楚背后的机制：为什么中国将大量的劳力投入过密的农业，而非转型成得以可以吸纳大量劳力的工业？

讲到这边，不得不提到现正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教授，他便将“制度”带入这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议题当中。张泰苏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复杂地权 — 特别是土地典当的产权安排，拖累了晚清农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工业化。对这些学术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与台大经济系林明仁教授为了新版《大分流》所写的解说文章。

在这篇解说文章中，我与台湾大学经济系林明仁教授利用Maddison Project的资料，画出了英、法、日、台、中五个国家的人均生产毛额（以2011年），将“大分流”画了出来，见下图。横轴是年份，纵轴数字为持不变，但纵轴的数字级距取了对数，因此图中的斜率就便刚好是“经济成长率”。

由图中可见，在1700年之前，几个大国的人均GDP互有超前，但在1700年开始，英法的经济稳定超越了中国，自1820年开始，便突飞猛进，将中国狠甩在后。

此时期，西欧国家跟东亚最大的差别，便是西欧正在经历工业化。在这时期，手工业被工厂取代。马达取代了马力。资本取代了也解放了劳力。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替代了传统出于天灾跟气候造成的农业周期。被圈地运动所牺牲的农民，像牲畜一样被赶到了市集，只为寻求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印度的工人与华工，被欧洲人的鞭子赶到了非洲的丛林当中，用鲜血铺下铁路。以上种种历史，被马克思用一种命定论式的语调，浓缩在《共产党宣言》当中。

按照早期的“外生成长理论”，比方说Solow Model，资本应该会从资本报酬率较低的富国，自然流向资本报酬率较高的贫穷国家，在这观点之下，大分流应该只是短暂的现像，后进国家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大追赶”。然而，大追赶并没有普遍、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现像，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提出，因而被称为“卢卡斯悖论（Lucas’ Puzzle）”。

悖论的另一面，则是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尽管资本并没有如外生成长模型预测地，自然地流动到落后国家，却集中到了少数积极变法跟改革的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南韩、台湾、中国，近年来则集中在那些师法“东亚模式”的其他国家（如越南跟孟加拉）。

回到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追赶西欧，同时期的清国的“自强运动”，却没有带来什么成效。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殖民地后，人均GDP也跟着日本进入正成长。日本跟台湾在战后，改朝换代，则进一步经历了高速了高速工业化，成长的速度远超战前。相较之下，中国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清朝、国民党、共产党的统治，经济依然没有起色，直到了1979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步上了高速工业化的道路。

然而，为什么是东亚模式？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学习英国模式？从大分流到大追赶，人类究竟怎么历了这几世纪的浮沉，摸索出了一套怎样成长的道路？

李斯特的忠告：后进国家不应盲从英国模式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道路其实相当难以模仿。

英国庞大的殖民地创造了初阶工业产品巨大的市场。关税保护了她不成熟的产品。无论是地方的请愿制度，或是中央的议会制度，都经历好几世纪的熟成。光荣革命后，地方与中央上下相接一气，强化了英国的实力。更不用说那远在亚洲的印度殖民地，解决了英国作为一台战争机器庞大的军力需求，让英国频繁作战却不会消耗到本国制造业的劳工。

有数以千计的学者想解释英国为何有工业革命，从早期的亚当斯密的制针厂、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是马克斯韦伯的史诗般的长篇大论。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这些理论却只告诉了他们一个结论：英国模式难以复制。

第一个感受到模仿英国模式非常困难的国家，是刚刚兴起的德国。当英国在倾销她的纺织品到全世界的时候，拿破仑正在莱因河地带攻城掠地。拿破仑成立了莱因邦联，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将三百多个公侯国，削减成三十余个，拿破仑将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拿破仑民法典推销到了德语地区。

而当英国与欧洲联军一同反攻欧洲大陆时，英国工业制品倾销到欧洲每一个角落。在德语地区，有许多因为连年战乱而经营不佳的本土工厂，便被这些英国补贴的工业制品打得体无完肤。这法国、英国一前一后对德语地区带来的钜变，想必对当时在符登堡(the Württemberg chamber)担任公职的李斯特有很大的震撼，并将这段“德国被英国倾销”的历史，记录在他后来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当中。

李斯特的思想常被误解，许多提倡自由贸易的欧美经济学家将这本书化约成“保护主义”的圣经，实际上，这本书比单纯提倡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还复杂的多，这本书基本上在讲：德国如果要工业革命，不能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机器。

在分析义大利的崛起，李斯特在书中跟大多数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义大利兴起于“自由”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但因为义大利的城邦没有统合的国家，这发展不能持久。

李斯特会对义大利有此般的分析，跟当时的“德国”商业环境。在德语地区，许多城市都是自由的商业城市，当地工厂却难以跟英国竞争，他发现，英国利用反法战争的军费支付了英国工业产品的花销，等于反法军队到了哪里，这些英国产品就倾销到哪里，德国城市的小工厂难以抵挡；但是德国的各个城邦，税制不统一、关税不统一、政策不统一，根本没有统一的反制手段。于是乎，他认为德语地区应该出现一个对内统一的关税联盟，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国家。

另外一方面，李斯特观察到“外资”带来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国废除南特劭令后，迫害新教徒，许多新教徒流亡到了德语地区，将纺织业技术带来了德国。他观察历史，发现这在欧洲是普遍的现像。欧陆的城市之间，因为战争与天灾有所消涨，资本家会将资金跟技术，从受灾的城市，带到宜居的城市去，李斯特在书中第十章甚至提出了主动吸引外资的概念：

“如果政府不要守株待兔，被动的等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而是主动提供工业的有利条件，要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安居乐业，这样做不是聪明得多吗？”

从李斯特的这些思虑来看，他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问“国家如何帮助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不过，李斯特只强调了国家应该要掌握关税自主权的一面。在构思产业政策时，李斯特尚没有把金融的角色放在首位。或许是受到当时自由经商的气氛影响，李斯特甚至主张政府不应该积极介入民间工业资本的形成。

比方说，李斯特为后进国家的政府，不应积极补贴出口厂商，无论是提供工业低利贷款，或将国库的财政收入挪用来协助私人企业累积资本，甚至不应该成立“国家队”来进入新产业。因此，李斯特尚无法预见到“国家协助形成私人工业资本”，竟然变成了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重大策略。

德国和苏联：后进国家如何介入金融部坟来实现高速工业化？

出生在俄罗、流亡到奥匈帝国，又辗转逃难到美国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是美国极为权威的苏联专家，后来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作为经济学家，他一驳当时流行在左派（如马克思主义）跟右派（如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的“线性发展史观”。格申克龙主张，后进国家若要发展工业化，得要有属于后进工业国家的发展道路，这观念影响到了许多发展经济学家。

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越是落后的国家，将有两股力量越为重要，银行与国家。这两股力量，甚至有合为一股的倾向，即是由国家来来介入银行体系，将发展中国家极为稀缺的信用，优先分配给工业。

格申克龙一家为了躲避1917俄国革命，搬到奥地利，所以格申克龙早期求生涯是在德语区度过的。后来为了躲避纳粹，才到了美国从事苏联研究。格申克龙的理论显然受到了德国与苏联两个国家高速工业化的经验影响。他对于德国的想法，跟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熊彼得相当接近，碰巧的是，熊彼得也是来自奥地利。

熊彼得是最早提出“银行是解释德国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学者。今天熊彼得为人所熟悉的理论是“创造性破坏”：经济发展像是一种代谢的过程，新的创业家透过新的技术跟点子，杀进了旧的市场，新的技术取代了旧的技术，没有办法创新的厂商将被淘汰。

在熊彼得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银行扮演了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筛选“谁胜谁败”的裁判。他甚至把银行比喻成ὁράω（英文：Ephor），也就是古代斯巴达的督政官，可以掌控纪律严明的斯巴达军政。熊彼得的想法可以表达如下：银行家因为有分配信用的生杀大权，当银行决定把贷款借给哪一间厂商，其实就是作出了裁判，决定了哪间厂商值得生存在市场上。在德国，银行家将资金从农村抽离出来，用来贷款给当时如日中天的制造业，如新兴的化学工业等等，德国得以在短短几年内便将高速的累积了工业资本，成为欧陆工业强权。

格申克龙的历史分析则呼应了熊彼得的理论。格申克龙认为位处柏林的几间兼营各种事业的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s），跟英国当时的商业银行不一样，英国的商业银行只给予短期信贷，所以鼓励了能赚快钱的商业跟轻工业，但柏林的这些全能银行，规模庞大，甚至会出席借款公司的股东会，愿意给予新兴的重化工业长期贷款，间接扶持了德国的新工业。

格申克龙进而主张，在工业更落后的国家（在他的书里的例子是沙俄），民间资本太过稀少，民众不信任金融机构，甚至连银行都开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自身可能介入金融市场，并改成由国家机器来分配信用，这便是沙俄时期的工业化特色，并持续影响了革命后的苏联。

对格申克龙来说，苏联模式之所以可以让俄罗斯经济快速成长起来，并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史达林比沙皇，更彻底地将资本从农业分配到重工业部门; 苏联之所以会变成苏联的模式，并不单纯出于马克思说过什么，而是出于俄罗斯在迈向现代世界的落后状态。其实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列宁自己也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控制）的大银行，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原文：Without big banks socialism would be impossible）。”

格申克龙的历史分析，自然有许多缺陷。一方面，后续研究发现，柏林几间大银行对于德国工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新兴的合资公司，但合资公司是占了德国工业的小部份，全能银行只占了当时德国金融资产规模的25%左右。另一方面，格申克龙预测落后国家会率先发展重工业，而非轻工业，这说法不能解释为何战后东亚高速工业化时，多半优先发展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如纺织、电子零组件）。也有实证研究发现，大部份的国家介入了金融分配，造成了贪污腐败，却没有带来什么工业成长。

然而，格申克龙带来的洞见，却可能比他自己想的还要深远。德国的发展，虽然并不像格申克龙说的是少数几间大银行所造就的，却与格申克龙对于后进国家的预测一致：国家介入了金融部门以促进工业发展。

普鲁士的工商部与内政部，在1850年代鉴于普鲁士各地区缺乏工业资金，于1854年发布了政令，要求每一个县（County），都至少要成立一间地区性储蓄银行（Saving Banks），协助地方企业融资。Lehmann-Hasemeyer 跟Wahl两位学者利用了普鲁士900多个城市的资料，探讨了这1854年政令的效果。他们的研究证实了普鲁士的政府介入，推动了普鲁士各地区的工业化，地区性银行在政府要求设立之后，邻近城市的人口增交迅速，也有更多的厂商引进了新式的蒸汽引擎作为工业动力。

格申克龙在主张的“国家跟银行两股力量在后进国家将并为一股”的洞见，反而能描述德国发展捕捉到了德国发展的轨迹。在东亚，日本则是率先结合了银行与国家的力量，实践了战后的高速工业化。

战后日本：岸信介的影响，远远凌驾在“通产省”之上

在政治经济学界里，解释战后日本经济奇迹最有名的出版物，当属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原名：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在这本书中，Johnson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相对于先进欧美国家，发展型国家本身致力于经济发展，用经济计划来诱导市场的运作，政府与私人企业形成了特殊而紧密的合作关系。

战后日本，就是Johnson心目中最标准的发展型国家。战后的通产省因为控制外汇，所以可以将外汇优先分配给国家重点发展的工业。通产省的起源，Johnson敏锐地指出，始自满洲国。在满洲国担任经济官僚的岸信介等人，将满洲国的那一套带回战后日本。

不过，很多日本的经济学者跟经济官僚反对Johnson的说法，他们认为通产省在战后日本的影响力，并不如Johnson所形容的那么巨大。但Johnson有一件事情说对了，就是岸信介的影响。

日本知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战后从东大应用物理系毕业，进到大藏省担任经济官僚，后来又留学美国，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其身兼官僚/经济学者的双重身份，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去评价官僚集团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其想法纪录在《日本战后经济史》当中。

就野口教授的观点，通产省在1960年代失去分配外汇的权力后，就已经不是舞台上的主角，控制金融的大藏省成为经济权力的核心。但是，那一匹以岸信介为首，从满洲国返国的“改革派官僚”的影响，并不局限在通产省，而是整体性地改变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金融运作的模式，并影响了战后的发展。

满洲国统治的范围包括今天中国东北跟内蒙一带，尽管名义上的统治者是满清最后一任皇帝 — — 溥仪岸，但行政的实权若在由日本人把持的总务厅上面。而总务厅里的重要官僚，便是岸信介。

在他任内，岸信介结合了包含日产集团在内的新兴日本财阀，控制了满洲国的财政与金融，将资金优先分配给从事重工业的特殊会社，让满洲国在短短几年内催生出了重工业。岸信介将这经验在1939年带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岸信介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日本的金融运作的模式。在岸信介之前的日本厂商，比较接近荷兰、比利时跟英国的模式，主要透过发行股票市场来筹得资金。另一方面，在战前的日本，经营银行的环境算是相当自由，各个县市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银行，财阀也有成立自己的银行，但不限于借钱给自己的集团。整体来说，银行是相当去中心化的。不过，银行此时尚未主宰日本的金流。日本的轻工业，包括了几间最大的纺织厂，反而依赖“上市融资”这种直接金融的形式。

岸信介这些改革派官僚回国后，确定了“银行中心主义”，为了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控制，计划要改由银行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1942年在岸信介推动下，制定了《日本银行法》，要求“日本银行必须以达成国家目标为使命来经营”。

除此之外，向中国发动战争以来，日本通过《临时资金调整法》、《银行资金运用令》、《金融统治团体令》，对金融机构贷款施以限制，提高了对军事有关的重工业的融资，《国家总动员法》更限制了股红分红数额的上限，促使企业不得不转向被政府管制的银行来借贷。在战争期间，大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是政府能指导的银行家们控制了民间企业。

在岸信介等人的制度改造下，便形成了这种银行高度介入企业经营，每一间私人企业都至少有一间明确的主要来往银行的“主银行体制”，成为了战后日本企业经营的特色。

在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政府便可以透过金融管制等行政手段来影响银行，再进而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企业。在战后作为金融管制大本营的，便是日本的大藏省，也就是野口悠纪雄所任职的机构，他自己也亲自参予过行政指导。

野口悠纪雄所说的“银行中心主义”跟“主银行体制”究竟怎么运作，后来的学者多有争议，但大藏省-银行-企业在战后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战后日本的高成长时代，企业的主要借款来源来自银行，银行除了出于利润考量之外，其贷款的产业选择，也会受到大藏省的行政指导。知名日剧《半泽植树》的原作小说，花了许多篇幅探讨了日本银行员的决择、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等等，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

东京大学任教的三轮芳朗教授，则是质疑这套银行体制的学者。轮教授认为主银行体制，跟大藏省的行政指导，是由主流经济学家跟日本官僚合力建构的“神话”。不过，也有不少研究证实了这套体制的影响力，而且这影响未必完全是好的。当国家可以介入金融分配的时候，官僚若判断错误，也可能酿成灾祸。以下的例子，是近年来最能证实“大藏省”跟“银行”对日本经济影响力的一个实证研究。

东京大学经济系的星岳雄（Takeo Hoshi）教授与合作者研究了日本一度盛行的“殭尸贷款”的现像，并指出这套“大藏省-银行-企业”的模式，正是日本殭尸企业盛行的元凶，研究成果”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于2008年发表在经济学最顶尖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

日本在1980年代进入泡沫经济，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大藏省拒绝面对金融已经出现问题的真相，不愿积极重整金融部门。

当时有许多日本企业收不回帐款，几近破产。在日本，这些企业必然有长期往来的主银行，借贷给这些企业的银行，便累积了庞大的坏帐。大藏省不愿意解决这问题，反过来要求银行“拯救”本应倒闭的这些企业，开了绿灯让银行逆势增加贷款额度。银行如果选择逆着行政指导，跑去冲销坏帐的话，会下降自身的资本适族率，使得银行的资本适足率低于当时国际规范的要求。

于是乎，银行卷起袖子大规模的借贷给那些本应倒闭的企业。最终日本出现了数量庞大的“赖银行借款而活，没有在赚钱，却死也死不掉”的殭尸企业，反而排挤了新兴的产业对于银行借款的需求。直到进入了2000年，政府开始愿意清理殭尸企业，日本的许多产业才逐渐重拾元气。但日本却也经过了“失落的十年”。

日体中用，战后台湾是走什么道路？

在本篇文章，我先是介绍了卢卡斯悖论、李斯特的难题、格申克龙的观察，进而探讨了普鲁士跟战后日本以银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下一篇文章，我会探讨银行如何影响了战后台湾的高速工业化。

战后台湾，是由两套不同的体制融合。在日治时期，按照后藤新平的计划，台湾发展出了以地方菁英创设的去中心化的商业银行体系。而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金融业，却是由宋子文协助蒋介石建立的中心化的金融管制体制。在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时，也将这一套宋子文的“强中央、弱地方”的金融体制，强迫套在了后藤新平所酝酿的金融土壤上。这般的制度融合，对战后台湾的工业化有什么影响？是我下一篇文章要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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