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東亞模式」高速工業化的金融起源：從普魯士工商部到戰後日本大藏省

本系列將會探討「東亞模式」之下，各國為了工業化而推行的產業政策，並特別關注金融的角色。本文作為該系列的第一篇，將會先從「大分流」開頭談起，先鳥瞰關於經濟成長的議題。按照本系列的寫作規劃，我會在本篇先介紹了德國在歷經工業化時的經驗，再談到戰後的日本「銀行中心主義」的體制。

在未來的篇章，我會進而用比較的觀點，依序介紹臺灣、南韓、新加坡跟香港的高速工業化的金融起源。

從「大分流」到「大追趕」：盧卡斯悖論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曾說：「一旦你開始思考經濟成長，就很難想別的事情了。」

歷史學家彭慕蘭教授的鉅作《大分流》在2019年由衛城出版社重譯再版，這本書同其他的經典大作，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英國率先工業革命，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國家？ 」

在早期，解釋中國經濟落後的一個重要作品，便是經濟史家黃宗智老師的「內卷化（Involution）」：帝制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了人口過度、過度勞力密集（也就是所謂的過密化、內捲化）的陷阱當中。有趣的是，內卷化的概念，最近似乎又在網路上火熱起來。

然而，包括彭慕蘭教授在內，不少研究認為黃宗智教授「內卷化」本身只說明了現像，卻沒有解釋清楚背後的機制：為什麼中國將大量的勞力投入過密的農業，而非轉型成得以可以吸納大量勞力的工業？

講到這邊，不得不提到現正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張泰蘇教授，他便將「制度」帶入這大分流與內卷化的議題當中。張泰蘇的研究指出中國傳統的複雜地權 — 特別是土地典當的產權安排，拖累了晚清農業的發展，進而阻礙了工業化。對這些學術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我與臺大經濟系林明仁教授為了新版《大分流》所寫的解說文章。

在這篇解說文章中，我與臺灣大學經濟系林明仁教授利用Maddison Project的資料，畫出了英、法、日、臺、中五個國家的人均生產毛額（以2011年），將「大分流」畫了出來，見下圖。橫軸是年份，縱軸數字為持不變，但縱軸的數字級距取了對數，因此圖中的斜率就便剛好是「經濟成長率」。

由圖中可見，在1700年之前，幾個大國的人均GDP互有超前，但在1700年開始，英法的經濟穩定超越了中國，自1820年開始，便突飛猛進，將中國狠甩在後。

此時期，西歐國家跟東亞最大的差別，便是西歐正在經歷工業化。在這時期，手工業被工廠取代。馬達取代了馬力。資本取代了也解放了勞力。週期性的金融危機，替代了傳統出於天災跟氣候造成的農業週期。被圈地運動所犧牲的農民，像牲畜一樣被趕到了市集，只為尋求一份不體面的工作。印度的工人與華工，被歐洲人的鞭子趕到了非洲的叢林當中，用鮮血鋪下鐵路。以上種種歷史，被馬克思用一種命定論式的語調，濃縮在《共產黨宣言》當中。

按照早期的「外生成長理論」，比方說Solow Model，資本應該會從資本報酬率較低的富國，自然流向資本報酬率較高的貧窮國家，在這觀點之下，大分流應該只是短暫的現像，後進國家會自然而然的發生「大追趕」。然而，大追趕並沒有普遍、自然而然地發生。這現像，由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提出，因而被稱為「盧卡斯悖論（Lucas’ Puzzle）」。

悖論的另一面，則是戰後的東亞經濟奇蹟。儘管資本並沒有如外生成長模型預測地，自然地流動到落後國家，卻集中到了少數積極變法跟改革的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南韓、臺灣、中國，近年來則集中在那些師法「東亞模式」的其他國家（如越南跟孟加拉）。

回到圖中，我們可以看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追趕西歐，同時期的清國的「自強運動」，卻沒有帶來什麼成效。臺灣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人均GDP也跟著日本進入正成長。日本跟臺灣在戰後，改朝換代，則進一步經歷了高速了高速工業化，成長的速度遠超戰前。相較之下，中國在20世紀，先後經歷了清朝、國民黨、共產黨的統治，經濟依然沒有起色，直到了1979的改革開放後，中國也步上了高速工業化的道路。

然而，為什麼是東亞模式？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學習英國模式？從大分流到大追趕，人類究竟怎麼歷了這幾世紀的浮沉，摸索出了一套怎樣成長的道路？

李斯特的忠告：後進國家不應盲從英國模式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的道路其實相當難以模仿。

英國龐大的殖民地創造了初階工業產品巨大的市場。關稅保護了她不成熟的產品。無論是地方的請願制度，或是中央的議會制度，都經歷好幾世紀的熟成。光榮革命後，地方與中央上下相接一氣，強化了英國的實力。更不用說那遠在亞洲的印度殖民地，解決了英國作為一台戰爭機器龐大的軍力需求，讓英國頻繁作戰卻不會消耗到本國製造業的勞工。

有數以千計的學者想解釋英國為何有工業革命，從早期的亞當斯密的製針廠、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是馬克斯韋伯的史詩般的長篇大論。對於後進國家來說，這些理論卻只告訴了他們一個結論：英國模式難以複製。

第一個感受到模仿英國模式非常困難的國家，是剛剛興起的德國。當英國在傾銷她的紡織品到全世界的時候，拿破崙正在萊因河地帶攻城掠地。拿破崙成立了萊因邦聯，取代了神聖羅馬帝國，將三百多個公侯國，削減成三十餘個，拿破崙將民族國家的概念和拿破崙民法典推銷到了德語地區。

而當英國與歐洲聯軍一同反攻歐洲大陸時，英國工業製品傾銷到歐洲每一個角落。在德語地區，有許多因為連年戰亂而經營不佳的本土工廠，便被這些英國補貼的工業製品打得體無完膚。這法國、英國一前一後對德語地區帶來的鉅變，想必對當時在符登堡(the Württemberg chamber)擔任公職的李斯特有很大的震撼，並將這段「德國被英國傾銷」的歷史，記錄在他後來出版的《國民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當中。

李斯特的思想常被誤解，許多提倡自由貿易的歐美經濟學家將這本書化約成「保護主義」的聖經，實際上，這本書比單純提倡用「關稅保護幼稚產業」還複雜的多，這本書基本上在講：德國如果要工業革命，不能沒有一個正常的國家機器。

在分析義大利的崛起，李斯特在書中跟大多數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義大利興起於「自由」的經濟與政治環境，但因為義大利的城邦沒有統合的國家，這發展不能持久。

李斯特會對義大利有此般的分析，跟當時的「德國」商業環境。在德語地區，許多城市都是自由的商業城市，當地工廠卻難以跟英國競爭，他發現，英國利用反法戰爭的軍費支付了英國工業產品的花銷，等於反法軍隊到了哪裡，這些英國產品就傾銷到哪裡，德國城市的小工廠難以抵擋；但是德國的各個城邦，稅制不統一、關稅不統一、政策不統一，根本沒有統一的反制手段。於是乎，他認為德語地區應該出現一個對內統一的關稅聯盟，並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國家。

另外一方面，李斯特觀察到「外資」帶來技術的重要性，他認為法國廢除南特劭令後，迫害新教徒，許多新教徒流亡到了德語地區，將紡織業技術帶來了德國。他觀察歷史，發現這在歐洲是普遍的現像。歐陸的城市之間，因為戰爭與天災有所消漲，資本家會將資金跟技術，從受災的城市，帶到宜居的城市去，李斯特在書中第十章甚至提出了主動吸引外資的概念：

「如果政府不要守株待兔，被動的等待這種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而是主動提供工業的有利條件，要他們來到我們這裡安居樂業，這樣做不是聰明得多嗎？」

從李斯特的這些思慮來看，他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問「國家如何幫助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不過，李斯特只強調了國家應該要掌握關稅自主權的一面。在構思產業政策時，李斯特尚沒有把金融的角色放在首位。或許是受到當時自由經商的氣氛影響，李斯特甚至主張政府不應該積極介入民間工業資本的形成。

比方說，李斯特為後進國家的政府，不應積極補貼出口廠商，無論是提供工業低利貸款，或將國庫的財政收入挪用來協助私人企業累積資本，甚至不應該成立「國家隊」來進入新產業。因此，李斯特尚無法預見到「國家協助形成私人工業資本」，竟然變成了後進國家加速工業化的重大策略。

德國和蘇聯：後進國家如何介入金融部墳來實現高速工業化？

出生在俄羅、流亡到奧匈帝國，又輾轉逃難到美國的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是美國極為權威的蘇聯專家，後來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作為經濟學家，他一駁當時流行在左派（如馬克思主義）跟右派（如羅斯托的「經濟起飛論」的「線性發展史觀」。格申克龍主張，後進國家若要發展工業化，得要有屬於後進工業國家的發展道路，這觀念影響到了許多發展經濟學家。

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越是落後的國家，將有兩股力量越為重要，銀行與國家。這兩股力量，甚至有合為一股的傾向，即是由國家來來介入銀行體系，將發展中國家極為稀缺的信用，優先分配給工業。

格申克龍一家為了躲避1917俄國革命，搬到奧地利，所以格申克龍早期求生涯是在德語區度過的。後來為了躲避納粹，才到了美國從事蘇聯研究。格申克龍的理論顯然受到了德國與蘇聯兩個國家高速工業化的經驗影響。他對於德國的想法，跟他在哈佛大學的同事熊彼得相當接近，碰巧的是，熊彼得也是來自奧地利。

熊彼得是最早提出「銀行是解釋德國工業革命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學者。今天熊彼得為人所熟悉的理論是「創造性破壞」：經濟發展像是一種代謝的過程，新的創業家透過新的技術跟點子，殺進了舊的市場，新的技術取代了舊的技術，沒有辦法創新的廠商將被淘汰。

在熊彼得的早期著作《經濟發展理論》，銀行扮演了在創造性破壞過程中篩選「誰勝誰敗」的裁判。他甚至把銀行比喻成ὁράω（英文：Ephor），也就是古代斯巴達的督政官，可以掌控紀律嚴明的斯巴達軍政。熊彼得的想法可以表達如下：銀行家因為有分配信用的生殺大權，當銀行決定把貸款借給哪一間廠商，其實就是作出了裁判，決定了哪間廠商值得生存在市場上。在德國，銀行家將資金從農村抽離出來，用來貸款給當時如日中天的製造業，如新興的化學工業等等，德國得以在短短幾年內便將高速的累積了工業資本，成為歐陸工業強權。

格申克龍的歷史分析則呼應了熊彼得的理論。格申克龍認為位處柏林的幾間兼營各種事業的全能銀行（Universal Banks），跟英國當時的商業銀行不一樣，英國的商業銀行只給予短期信貸，所以鼓勵了能賺快錢的商業跟輕工業，但柏林的這些全能銀行，規模龐大，甚至會出席借款公司的股東會，願意給予新興的重化工業長期貸款，間接扶持了德國的新工業。

格申克龍進而主張，在工業更落後的國家（在他的書裡的例子是沙俄），民間資本太過稀少，民眾不信任金融機構，甚至連銀行都開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自身可能介入金融市場，並改成由國家機器來分配信用，這便是沙俄時期的工業化特色，並持續影響了革命後的蘇聯。

對格申克龍來說，蘇聯模式之所以可以讓俄羅斯經濟快速成長起來，並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而是因為史達林比沙皇，更徹底地將資本從農業分配到重工業部門; 蘇聯之所以會變成蘇聯的模式，並不單純出於馬克思說過什麼，而是出於俄羅斯在邁向現代世界的落後狀態。其實列寧也說過類似的話，列寧自己也認為「如果沒有（國家控制）的大銀行，社會主義無法實現（原文：Without big banks socialism would be impossible）。」

格申克龍的歷史分析，自然有許多缺陷。一方面，後續研究發現，柏林幾間大銀行對於德國工業的影響，主要是集中新興的合資公司，但合資公司是佔了德國工業的小部份，全能銀行只佔了當時德國金融資產規模的25%左右。另一方面，格申克龍預測落後國家會率先發展重工業，而非輕工業，這說法不能解釋為何戰後東亞高速工業化時，多半優先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如紡織、電子零組件）。也有實證研究發現，大部份的國家介入了金融分配，造成了貪污腐敗，卻沒有帶來什麼工業成長。

然而，格申克龍帶來的洞見，卻可能比他自己想的還要深遠。德國的發展，雖然並不像格申克龍說的是少數幾間大銀行所造就的，卻與格申克龍對於後進國家的預測一致：國家介入了金融部門以促進工業發展。

普魯士的工商部與內政部，在1850年代鑑於普魯士各地區缺乏工業資金，於1854年發布了政令，要求每一個縣（County），都至少要成立一間地區性儲蓄銀行（Saving Banks），協助地方企業融資。Lehmann-Hasemeyer 跟Wahl兩位學者利用了普魯士900多個城市的資料，探討了這1854年政令的效果。他們的研究證實了普魯士的政府介入，推動了普魯士各地區的工業化，地區性銀行在政府要求設立之後，鄰近城市的人口增交迅速，也有更多的廠商引進了新式的蒸汽引擎作為工業動力。

格申克龍在主張的「國家跟銀行兩股力量在後進國家將併為一股」的洞見，反而能描述德國發展捕捉到了德國發展的軌跡。在東亞，日本則是率先結合了銀行與國家的力量，實踐了戰後的高速工業化。

戰後日本：岸信介的影響，遠遠凌駕在「通產省」之上

在政治經濟學界裡，解釋戰後日本經濟奇蹟最有名的出版物，當屬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原名：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在這本書中，Johnson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概念。相對於先進歐美國家，發展型國家本身致力於經濟發展，用經濟計劃來誘導市場的運作，政府與私人企業形成了特殊而緊密的合作關係。

戰後日本，就是Johnson心目中最標準的發展型國家。戰後的通產省因為控制外匯，所以可以將外匯優先分配給國家重點發展的工業。通產省的起源，Johnson敏銳地指出，始自滿洲國。在滿洲國擔任經濟官僚的岸信介等人，將滿洲國的那一套帶回戰後日本。

不過，很多日本的經濟學者跟經濟官僚反對Johnson的說法，他們認為通產省在戰後日本的影響力，並不如Johnson所形容的那麼巨大。但Johnson有一件事情說對了，就是岸信介的影響。

日本知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戰後從東大應用物理系畢業，進到大藏省擔任經濟官僚，後來又留學美國，取得美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其身兼官僚/經濟學者的雙重身份，讓他能夠站在一個比較全面的角度，去評價官僚集團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並將其想法紀錄在《日本戰後經濟史》當中。

就野口教授的觀點，通產省在1960年代失去分配外匯的權力後，就已經不是舞台上的主角，控制金融的大藏省成為經濟權力的核心。但是，那一匹以岸信介為首，從滿洲國返國的「改革派官僚」的影響，並不侷限在通產省，而是整體性地改變了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金融運作的模式，並影響了戰後的發展。

滿洲國統治的範圍包括今天中國東北跟內蒙一帶，儘管名義上的統治者是滿清最後一任皇帝 — — 溥儀岸，但行政的實權若在由日本人把持的總務廳上面。而總務廳裡的重要官僚，便是岸信介。

在他任內，岸信介結合了包含日產集團在內的新興日本財閥，控制了滿洲國的財政與金融，將資金優先分配給從事重工業的特殊會社，讓滿洲國在短短幾年內催生出了重工業。岸信介將這經驗在1939年帶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後，岸信介大刀闊斧的改革，改變了日本的金融運作的模式。在岸信介之前的日本廠商，比較接近荷蘭、比利時跟英國的模式，主要透過發行股票市場來籌得資金。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日本，經營銀行的環境算是相當自由，各個縣市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銀行，財閥也有成立自己的銀行，但不限於借錢給自己的集團。整體來說，銀行是相當去中心化的。不過，銀行此時尚未主宰日本的金流。日本的輕工業，包括了幾間最大的紡織廠，反而依賴「上市融資」這種直接金融的形式。

岸信介這些改革派官僚回國後，確定了「銀行中心主義」，為了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控制，計劃要改由銀行成為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1942年在岸信介推動下，制定了《日本銀行法》，要求「日本銀行必須以達成國家目標為使命來經營」。

除此之外，向中國發動戰爭以來，日本通過《臨時資金調整法》、《銀行資金運用令》、《金融統治團體令》，對金融機構貸款施以限制，提高了對軍事有關的重工業的融資，《國家總動員法》更限制了股紅分紅數額的上限，促使企業不得不轉向被政府管制的銀行來借貸。在戰爭期間，大股東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反而是政府能指導的銀行家們控制了民間企業。

在岸信介等人的制度改造下，便形成了這種銀行高度介入企業經營，每一間私人企業都至少有一間明確的主要來往銀行的「主銀行體制」，成為了戰後日本企業經營的特色。

在銀行為主的金融體制，政府便可以透過金融管制等行政手段來影響銀行，再進而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企業。在戰後作為金融管制大本營的，便是日本的大藏省，也就是野口悠紀雄所任職的機構，他自己也親自參予過行政指導。

野口悠紀雄所說的「銀行中心主義」跟「主銀行體制」究竟怎麼運作，後來的學者多有爭議，但大藏省-銀行-企業在戰後的關係是可以肯定的。戰後日本的高成長時代，企業的主要借款來源來自銀行，銀行除了出於利潤考量之外，其貸款的產業選擇，也會受到大藏省的行政指導。知名日劇《半澤植樹》的原作小說，花了許多篇幅探討了日本銀行員的決擇、銀行對於中小企業的重要性等等，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文學作品。

東京大學任教的三輪芳朗教授，則是質疑這套銀行體制的學者。輪教授認為主銀行體制，跟大藏省的行政指導，是由主流經濟學家跟日本官僚合力建構的「神話」。不過，也有不少研究證實了這套體制的影響力，而且這影響未必完全是好的。當國家可以介入金融分配的時候，官僚若判斷錯誤，也可能釀成災禍。以下的例子，是近年來最能證實「大藏省」跟「銀行」對日本經濟影響力的一個實證研究。

東京大學經濟系的星岳雄（Takeo Hoshi）教授與合作者研究了日本一度盛行的「殭屍貸款」的現像，並指出這套「大藏省-銀行-企業」的模式，正是日本殭屍企業盛行的元兇，研究成果”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於2008年發表在經濟學最頂尖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

日本在1980年代進入泡沫經濟，1990年代泡沫破滅後，大藏省拒絕面對金融已經出現問題的真相，不願積極重整金融部門。

當時有許多日本企業收不回帳款，幾近破產。在日本，這些企業必然有長期往來的主銀行，借貸給這些企業的銀行，便累積了龐大的壞帳。大藏省不願意解決這問題，反過來要求銀行「拯救」本應倒閉的這些企業，開了綠燈讓銀行逆勢增加貸款額度。銀行如果選擇逆著行政指導，跑去沖銷壞帳的話，會下降自身的資本適族率，使得銀行的資本適足率低於當時國際規範的要求。

於是乎，銀行捲起袖子大規模的借貸給那些本應倒閉的企業。最終日本出現了數量龐大的「賴銀行借款而活，沒有在賺錢，卻死也死不掉」的殭屍企業，反而排擠了新興的產業對於銀行借款的需求。直到進入了2000年，政府開始願意清理殭屍企業，日本的許多產業才逐漸重拾元氣。但日本卻也經過了「失落的十年」。

日體中用，戰後臺灣是走什麼道路？

在本篇文章，我先是介紹了盧卡斯悖論、李斯特的難題、格申克龍的觀察，進而探討了普魯士跟戰後日本以銀行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在下一篇文章，我會探討銀行如何影響了戰後臺灣的高速工業化。

戰後臺灣，是由兩套不同的體制融合。在日治時期，按照後藤新平的計劃，臺灣發展出了以地方菁英創設的去中心化的商業銀行體系。而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在中國的金融業，卻是由宋子文協助蔣介石建立的中心化的金融管制體制。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也將這一套宋子文的「強中央、弱地方」的金融體制，強迫套在了後藤新平所醞釀的金融土壤上。這般的制度融合，對戰後臺灣的工業化有什麼影響？是我下一篇文章要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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