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人生”与通勤刚需，禁摩10余年广州深陷“电鸡”围城

2024年11月22日，正在深圳参加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巴黎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安赛龙（Viktor Axelsen），在X平台发帖称：中国的电动自行车让我想增加自己的保险额度，你真的听不到（注：电动自行车声音小）或看不到它们的到来（注：逆行、超速等违规行驶）。 

此帖很快被大陆网友及媒体传播到大陆社交平台。在这个外国人言语稍有不慎就会“辱华”的年代，安赛龙的“吐槽”并没有遭到广大网民的口诛笔伐，而是迎来赞同一片。网民纷纷表示安赛龙简直是自己的“嘴替”，并希望安赛龙的“吐槽”可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100公里外的广州面临着和深圳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电鸡”问题。“广州苦电鸡久矣”在民间流传甚久，十余年来，从禁摩禁电到“限电”，广州不断出台各项政策“缝缝补补”，电动车保有量一直疯狂增长，到2024年底已超过560万辆。根据《2023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电动自行车日均出行量为685万人次，同比增长14%，相比2019年增长72%。

百万“电鸡”的出行需求与广州早期道路规划遗留问题之间的空间矛盾，引发了不同人群的共同“讨伐”。2024年底，广州正式施行《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包括提高违规罚款、限速15公里等。这份“史上最严”新规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标志着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全面规范化。

禁摩十余年，电动车疯涨

广州首次出台“禁摩令”时，老广陈生28岁。像许多土生土长的“老广”一样，从小就在自家铺头长大。

陈生高中毕业之后没有上大学，帮家里做服装批发生意。2005年陈生结婚，父母给他买了一辆广州本田飞度，那是2004年推出的新款两厢轿车，售价在9万到11万元。因为性价比高，被当时的广州市民戏称为“买菜车”，也是当时比较风靡的车型。

这辆车除了作为婚姻刚需，也为了更方便地运送货物。因为运输需要，陈生和父母每天要在店面、批发市场和工厂间往返至少一趟，多的时候一天要跑三四趟。

买车之前，陈生一家人都靠着家里唯一一辆五羊本田摩托出行，天气不好或者东西太多的时候非常不便。虽然2004年广州已经就“禁摩”召开过听证会征求民意，但那时“禁摩”并不是陈生一家想要购买汽车的主要原因。“经济条件好了，自然就想过得更舒服一点。”陈生这样说道。

对两轮代步车进行严格限制，广州可谓是“先行者”，相关政策曾引发轩然大波。

最早是禁摩托车。2005年底，广州颁布“禁摩令”，宣布2006年1月1日起市区主要路段禁止摩托车通行，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摩托车通行。

根据彼时的新闻报道，当时广州“禁摩”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是存在大量安全隐患。20多年前的广州，喜欢飞车“炸街”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大量摩托车飞车抢包事件发生。根据政府文件，推出“一刀切”政策是为减少污染、减少各类安全事故。

全面“禁摩令”推出的同时，“禁电令”也一并出台。2006年年底，广州市宣布停止电动车上牌上路。不过，此后十余年间，广州电动车实际上处于一种明令禁止、实际不止的状态。

“禁摩禁电”的消息从2006年传出后，刚刚“摩转轿”不久的陈生并不支持。陈生说，那时广州公共交通系统并不发达，地铁线路只有3条，公交也不方便。虽然摩托车乱象时有发生，但完全不至于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政府应该多去管理，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

陈生回忆，2007年之后，广州对“禁摩”抓得越来越严，摩托车逐渐消失在市区路面，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许多需要代步工具的市民将摩托车换成了电动车。

这其中当然有“空子”可钻。有脚踏板、无电时可蹬着走的电动助力车越来越流行。助力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电动车”，这也使得交警并不能处罚这类车辆的违规行为。从那以后，广州的电动车进入了野蛮生长的状态。

2014年，广州发布《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自8年前广州颁布“禁摩禁电令”后首次发布关于两轮代步车的相关条例。

这8年间，摩托车确实消失在市区路面，但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禁而不止。摩托车车主转投电动车，电动车保有数量反而越来越多。新的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了8年前的“禁电令”，堵上了漏洞，希望将各种形式的电动车与摩托车一样“一刀切”，使其彻底消失在路面上。

自2006年“禁电令”发布后，受影响最大同时也因“禁摩”得益的电动车行业人士一直没有停止对“禁电”的反对。2014年的《草案》若通过，整个行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2014年10月28日，在一场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报告会上，多名电动车生产商表示，他们有生产执照，生产的是符合行业标准的电动车。如果不合法，为什么不吊销他们的执照？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如果全面“禁电”，仅广州因电动车工厂关停导致的失业数字就达到十万以上。

会上发布的《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报告》还指出，全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预计达到2亿辆，是私家车的200%。

“飞驰人生”

虽然线下服装市场日渐式微、产业转移加速，但陈生行驶过无数次的运送货物道路现在依然谈不上冷清。

从服装批发集散地荔湾区的上下九步行街，到海珠区的婚纱一条街，沿途都是老城区的老街道。再从销售地去往正在清退转移的康乐村、中大布匹市场，最近的道路要经过很多城中村。

黄文浩也经常骑着电动车往返于这条路上，他2016年开始做布料服装生意，除了电动车，没有用过其他交通工具。

黄文浩也是土生土长广州人，家住天河区天平架附近。天平架是一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聚集地。黄文浩家境不如陈生优渥，并无自家门店，做的也不是自家生意，一直在帮人跑腿打工。凭借一些关系和资源，黄文浩往返于天平架、中大布匹市场和上下九之间，给雇主和买家之间送货、传递信息，以此糊口。

虽然已经结婚，也有一些存款，黄文浩始终不想花钱买一辆汽车，年近30岁的他这些年间一直靠电动车出行。

做生意近十年，他换了三辆电动车，现在这辆是2020年买的一辆改装车。他觉得这辆车外形相当“拉风”，全黑车身看上去非常大气，像一辆摩托车。这辆电动车改装后解除了限速，最高时速可达50公里。他给自己的电动车起了个外号，叫“保时捷”。

如果乘坐地铁从天平架到中大布匹市场，导航显示需要51分钟，这个时间还不包括从家步行到地铁站的时间。黄文浩说，从家下楼骑上他的“保时捷”，如果路况好30分钟就能到。当然，这样快速的时间未免会违反交通规则，有些红灯能闯则闯，有些道能抢必抢。

前些年对电动车管得不严时，有些急事急单，黄文浩也会将“保时捷”骑上高架路，同汽车并排飞驰。

对于黄文浩而言，“保时捷”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就像外卖员离不开电动车一样，他也需要“保时捷”帮他完成每天的工作。

他也知道这样的行车习惯会有危险，但侥幸心理和引以为傲的“老司机”车技让他选择了无视这些风险。男人身上的所谓“至死是少年”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喜欢这种“飞”在路上的感觉，他也知道这种“飞驰”肯定会引来汽车司机和路人的骂声，但他并不在乎，他说“这会让他感觉很自由”。

这些老城区道路，大部分只有一条车道，部分路段因为过于狭窄还被规划成单行路。有些道路在原本就不宽敞的空间下划分出了一条细长的非机动车道，即使只是两辆非机动车并行，就会显得拥挤不堪。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为了避免拥堵，只能行驶在机动车道上。

随着电动车数量越来越多，已经47岁、将本田飞度换成了广汽传祺的陈生，也对电动车有了新的看法。陈生说，如今时不时有年轻人骑着电动车上机动车道，甚至骑电动车超车、把电动车开上高架路，这些行为着实危险。

这种情况下全面禁止“电动车”，陈生说，他也没有任何意见了。

“比做核酸要难上一百倍”

除了像黄文浩这样的“飞驰人生”带来的交通隐患，电动车充电造成的消防隐患也是近年来广州市政面临的一大难题。《南方都市报》曾报道，2021年上半年由于电动自行车充电导致的火灾就有169起。这些火灾均为屋内充电造成的。

2021年，广州开始禁止电动车屋内充电，包括从楼上“飞线”接到楼下的充电行为，同时大力推进建设集中充电棚，用于电动车停放、充电，以避免重大消防事故。

2022年3月，硕士毕业半年多的李文景终于如愿“上岸”了海珠区某街道综合执法办公室的职位。经历了一年“全民核酸”的疲惫，2023年起，他所属社区的首要任务就是管理电动车进屋充电。

2023年5月14日凌晨，海珠区宝岗街道发生一起火灾，导致5人死亡。这起事故正是电动车电池在家中充电失火导致。事发地在城中村，时值深夜，火势很快蔓延到整栋楼，最终酿成悲剧。

事故发生后，海珠区要求各街道严格处理电动车进屋充电的现象。李文景在职的街道正是事故发生的“隔壁”街道，对此可谓相当重视。至今将近两年时间里，管理电动车入户充电一直都是他们办公室的工作重点。

工作初期，李文景及同事要走访街道内各城中村和小区，贴告示告知居民。尤其在辖区内的城中村，李文景和同事们要挨家挨户宣传新政策。城中村因房屋密集、人口众多，一旦失火便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贯宣期一结束，区里下达任务要求各街道建设集中充电棚，保障居民可将电动车停在棚内充电。

建棚工作几乎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对李文景来说，更难的是执行严格执行。不同于有一定私密性的小区，城中村里电动车屋内或飞线充电的现象非常普遍，也更难以管理。

街道给出的执法要求是，如果是首次发现违规充电，先口头劝诫警告并记录。如果是第二次发现，李文景和同事们可以直接扣车，居民到街道执法办公室接受教育并开具罚单后才可以领车。

李文景说，这项工作比做核酸“要难上一百倍”。“做核酸虽然一些居民心里有不满，但好歹是免费的，人家还是有配合度的。禁止电动车进屋，人家就觉得这车是他买的，这家是他自己的，你还能管着我给我自己的车充电了？”

李文景辖区内的城中村，很多居民都是中老年人，即使万般解释安全风险，“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他们也不会轻易配合，经常是劝得了这次，下次照旧。虽然扣车也在李文景和同事们的权力范围内，但扣车过程少不了言语冲突，有几次甚至上升到肢体冲突。

有一次，办公室一名“老油条”同事带李文景出勤走访，看到一户飞线充电，根据记录已经是第三次发现这户违规充电，前两次都网开一面了。“老油条”以锻炼为由让李文景去交涉扣车。

李文景是文科生，毕业后考上街道编制，自认“做题家”的他性格内向，跟从城管部门调过来的“老油条”不一样，面对这种场面他还是比较“怯场”。

六十多岁的大爷听到李文景的来意就开始粗口频出，把李文景推出了门。大爷的推搡动作极大，李文景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没能站稳，后脑勺着地摔下去。李文景抓住门框努力恢复平衡，但大爷做关门动作想要夹李文景的手。李文景见势撤手，任由自己摔下去。

一直拿着执法记录仪的“老油条”赶紧出手，扶住了李文景。有了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内容，“老油条”搬来了派出所的“救兵”，在警察帮助下，这辆车还是扣到了街道，大爷也被“请”到了派出所接受批评教育。

对于电动车乱象，李文景深恶痛绝。李文景家在海珠区，家附近尚未通地铁，日常通勤也是电动车。从家里到工作单位需要公交加地铁，耗时约45分钟，而骑电动车只需要20多分钟。

通勤路上，他遇到过很多次被别人“夹缝超车”——在极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上被车速极快的电动车超车。他说，不用检查都知道这些车肯定是经过改装、解除了限速的车，这些行为根本就是对他人不负责，“他们不要命别人还要命呢”。

李文景觉得，如果所有人都可按交规行驶，不乱窜道、逆行，并保持正常车速，也不会有如今这么大的矛盾。至于禁止进屋充电，他认为这非常必要，一旦发生火灾，街道负责人是会“掉乌纱帽”的，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敢怠慢。

他认为，虽然交通乱象归于个人，但电池之祸完全源于厂商。即使是集中充电，今年辖区内也发生了一起充电棚火灾事故，造成棚内所有车辆被烧毁。李文景觉得，国家应该大力规范电池生产，甚至将电池生产集中在几家有资质的厂家，杜绝可能因电池带来的隐患。

为什么只有广州？

研究生毕业后，刘方源入职了天河区珠江新城一家公司。为了节省房租，他在白云区嘉禾望岗地铁站附近的罗岗村租了一套一居室。

在这里租住，租金只需要1000元一个月。一室一厅、厨卫俱全，房屋面积有30多平方米，他对这个房子很满意，唯一的问题是通勤。虽然嘉禾望岗到珠江新城，地铁不到30分钟，但从他家到嘉禾望岗地铁站，步行需要30分钟，而因为堵车，公交并不比步行更快。

嘉禾望岗站是2号线、3号线、14号线的换乘站，工作日期间，站外停满了通勤白领留下的电动车和拉客黑摩的。坐过几次黑摩的后，刘方源觉得不划算，花1500元买了自己的电动车，从家里到地铁站只需花15分钟。每3天充一次电，每次充电只需要两元钱，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他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最优选。

刘方源能够继续买电动车，包括“摩的佬”能在地铁站外拉客，还是因为2014年的《草案》未能实行。日渐增长的电动车让“一刀切”成为不可能。2021年，广州要求所有电动车需上牌才能上路，这份规定也标志着广州对电动车由名义上的“禁”转变为“管”和“限”。

黄文浩也发现，近两年来交警对电动车的管理越来越严，不爱戴头盔的他被迫戴上了头盔，每当看到路口有交警时，都会刻意放缓速度，以免被交警察觉速度太快有改装。他说，这两年他老实了不少，不会再走高架路。不过如果没有交警，他还是会开快车。

根据最新的管治规定，黄文浩时速50公里的改装“保时捷”无法上牌，也超过了时速25公里的限速要求，他托关系花3000元在一个有上牌资质的经销商处，才给自己心爱的“保时捷”上了牌。

摩托车虽然依然被禁止在市中心区域行驶，但禁行区外仍可正常使用。嘉禾望岗在禁行区外，只不过违规载人依然不被允许，据摩的司机称，在没有任务严查载人、头盔等行车规范时，交警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方源最大的烦恼是找“车位”。嘉禾望岗是个大客流量站，早上8点，嘉禾望岗站B口外围以及马路对面的空地，就已经被电动车停得水泄不通。经常出现好不容易找好位置停车，但车停好了，人却出不来了。“稍微胖一点都出不来，”刘方源如此形容。晚上回来，怎么把车从密密麻麻的车群中挪出来，又成为下班后脑力及体力的双重挑战。

接驳城中村与市区的地铁站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工作日的早上，电动车从周围城中村风尘仆仆赶来，将地铁站围得水泄不通。自从广州将发展重心移向彼时还是农田村落的天河区，大力建设珠江新城，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逐渐走向“二线”，地铁成为白领通勤的首选。

但十余年来人口不断增长、珠江新城不断发展，时至今日依旧只有3号线贯通南北抵达天河主城区。根据各地地铁数据，尽管广州地铁总客流量不如北京和上海两地，但地铁3号线却稳居全国地铁线路客流量之首，被网友戏称为“地狱3号线”。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拥挤不堪的地铁正是很多年轻白领更愿意骑电动车的一大原因。

另一方面，根据2024年广州和上海的官方数据，在电动车保有量上，广州560万辆远低于上海的超1000万辆。但广州电动车问题却比上海突出得多，这与广州早期城市道路规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6年修编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提出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逐步限制自行车发展，把自行车从主干道上分离出去。近年来，广州开始重新重视非机动车道的设置，2024年非机动车道设置率提高了144%。

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分析，广州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设置率仅为32%，仍远低于北京95%、上海90%的水平。而已有的非机动车道大部分也较为逼仄，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研究院有限公司白玉2021年发表的一份论文显示，广州中心城区主次干路的非机动车道中有84%的宽度不足2.5米，《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要求“自行车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2.5米”。

年逾五十的老钟家在望岗村，靠收租维生，没事也在嘉禾望岗地铁站外开开摩的杀时间，顺便挣点外快。

他对“限电”的看法与2006年的民间传闻类似：出台各种各样的规定就是市政府在创收。他觉得电动车上牌要钱、开在路上一不小心这里不合规那里不合规又开罚单，开一天罚单下来就得几十万了。“广州市没钱了嘛，这几年发展这么慢，十几年了说禁又不禁，现在就想办法直接搞点钱咯。”

陈生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广州市比当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也是活力满满。虽然他希望针对电动车可以“一刀切”，但也明白这不可能做到。“能管就管，能少点就少点咯。”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