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深度

从《我的姐姐》开始盘点:“女性命运共同体”的背后,其实与性别无关?

安然、李焕英,以及其他四部女性导演作品中,女性命运在隐秘的继承,背后的权力结构令所有无名氏成为“第二性”。

《我的姐姐》剧照。

《我的姐姐》剧照。网上图片

特约撰稿人 叶倩雯 发自北京

刊登于 2021-05-09

#女性主义#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是近期的一部话题电影,截至目前票房已超8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此前市场的预期。作为一部女性向的电影,这部电影比曾在今年春节档创造票房纪录的《你好,李焕英》在女性议题的探讨深度上更近一步,以“生二胎”这样一个政策性问题带出复杂的中国女性生存处境的图景。

无独有偶,两部电影都以“家庭伦理剧”的形式出现,展现了中国女性普遍存在的家庭付出与自我实现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说《你好,李焕英》表达的是女儿对母亲牺牲自我成全家庭的愧疚,《我的姐姐》就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牺牲”的反抗。

尽管一些评论认为这样的作品看似反映女性问题,其实还是强调和歌颂牺牲,鼓励女性为爱付出,本质上是“伪女性主义”,但若仔细考察,这两部电影的作用不在于彻底地对结构问题进行批判,而是在电影文本中建立一种坚固的女性共同体,同时让被遮蔽的普通女性和不被承认的家庭劳动得到了一次正名的机会。

作为主流的商业电影,它们相较于艺术电影来说更能反映时代整体性的变化,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提升,女性话题在公共空间的讨论越发具有可见性,尤其是2017年#me too运动席卷全球之后,中国女性的声量在网络上似乎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女性电影也达到了某种井喷式的发展,表现女性生活,展现女性精神,揭示女性问题的电影越发成为中国电影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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