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二月的最后一周，“农”这个字以两次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台湾人的面前。一次，是因为知名农村纪录片《无米乐》主角“昆滨伯”过世；另一次，则是在昆滨伯丧后一周，因为中国大陆片面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造成产地哗然，“凤梨 / 菠萝”转瞬成为两岸热议关键字。
昆滨伯，本名黄昆滨，因2005年的农村纪录片《无米乐》，成为全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农民之一，生前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在纪录片当中，他以一句“做田就是坐禅，无米也快乐”，不但奠定了全片主题，看似一点也不科学的“无米也快乐”哲学，打动了万千观众，创下八百万票房奇迹。在影片当中，农民因WTO即将开放进口稻米，一句“末代稻农”自我解嘲，更成为“农”字在台湾关键反转的其中一个起点。
十六年后，昆滨伯过世的消息传来，我模糊想起当年看完电影的感受。昆滨伯与其他农民生动熟悉的气口、人的生命与四时节气紧紧贴合的感觉，至今仍让人心情震动。我出生于1985年，长于台湾经济起飞的90年代，在进入大学以前，农业便是黄昏产业的代名词，必定会随着昆滨伯这样的“末代稻农”（影片中昆滨嫂语）凋零，从未想过这个趋势会有翻转的可能。
看完影片后，曾与一位商学院同学闲聊起看《无米乐》的心得。她对我的观影情怀表示同情与理解，但“台湾农业是没有前途的，根据比较利益，台湾这么小，就是应该把土地都让给台积电、面板厂，农产品从外国买就好。”
其实，这位同学的论点放在当年时空脉络下，可说是没有错的。台湾自90年代开始，便有“电脑王国”之称，早在1991年时便已成为与IBM相容电脑的主要制造国，生产量达全球的10%，众多新创立的电子与半导体相关厂商排队等着进入新竹科学园区设厂，需地孔急；另一面，自2002年加入WTO后，多项外国低价农产品挟关税优势叩关，农业看来确实正走向日暮黄昏，毫无悬念。
但就在《无米乐》上映前一年，一切开始悄悄起了变化。彰化二林青年杨儒门在台北市各地放置了17次爆裂物，上面写着“反对进口稻米”等字样，被称为“白米炸弹客”，激越的行动，已经在不少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2005年底，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于香港举办，更将全球化下的农业冲突搬上台面。
以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为抗议目标，韩国农民的花式创意抗争与“三步一跪”游行、香港警察的催泪弹与大抓捕，改写了当年香港繁华的商业街景。我开始在心中反覆思考：农业真的会走向黄昏吗？为何韩国农民以这般强烈的意志决意继续耕田？全球化是怎么回事？那个WTO又是做什么的？（在当年，许多台湾小孩对WTO的第一印象，应该都是“那个我们跟中国在抢谁先加入的国际组织”）
很快地，我们收到了消息，在香港警察当年的逮捕名单中，有当年就读于台大政治系的学生李建诚。在“台大学生遭港警逮捕”的新闻热潮下，支持与反对自由贸易的辩论在网路论坛延烧，“台湾为什么一定要加入WTO？”“如果加入WTO会伤害农业，为什么没有不加入的选项？”这些发言尽管稚嫩，却开始成为一个可以被公开质疑的问题。
在一次次农业事件的积累下，历史的小船开始转向，2008年，因反对马政府推动《农村再生条例》，后来活跃的“台湾农村阵线”成立。此后经年，反对中部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园区的兄弟之作）征收农地、反对农业用水调拨给工业、反对石化厂征收蚵田等运动，在台湾农村阵线与相关友好团体的行动下，一次次现身在舆论版面。其中，因新竹科学园区扩张、征收农地而衍生的“大埔事件”，最为人所知。
连串的农运，标志了台湾产业版块与政治-社会结构的位移，也改写了2005年《无米乐》所预言 / 担忧的“末代稻农”命运。台湾土地原本就狭小，平地更仅占全岛三分之一，河川短促流急，工农之间确实存在“抢地、抢水”的紧张关系。而农运烽起的十年之间，确实也是台湾90年代以降的快速经济发展进入相对“停滞期”的阶段，社会动力此消彼长，质疑发展主义的声音开始出现，“农业一定会走向黄昏、让位给工商业”的论点声量，竟在不知不觉中减弱，取而代之是爱用“本土农产”、维持本地农业生产的声浪。
但也正是在此时，农业公共讨论开始进入深水区，2018年的北农风暴，当可算是其中标志性的转折点。“想要农业永续，就要企业化、按照商业 / 专业逻辑进行”的观点，部分论者开始批评前阶段社会对农业的情感，框定为“文青”或“农运”思维，认为谈农业情感对于台湾农业无益，大型资本农企才是出路。
“大型资本农”的倡议简单到近乎粗暴，在理论概念上十分诱人。但社会的现状并不随个人意志而移转，当前的台湾农业体制，便是以小农为主。这确实对外销工作先天不利：一次要整合多个独立生产的农户，使其达到品质一致、不要临时跑单，本来就是很艰钜的任务。但却相对保障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性，免于落入“香蕉共和国”农场工人的困境。
“香蕉共和国”这一辞汇于1904年在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白菜与国王》中出现。欧·亨利以虚构的“Republic of Anchuria”影射在美国控制下的宏都拉斯，称之为香蕉共和国。台湾香蕉外销的强劲对手都乐（Dole），便是香蕉共和国的经典产物。种植香蕉的工人酬劳微薄、劳动条件恶劣，多数染上酒瘾。
或许小农制度下的农民，并非每一位都能像昆滨伯一样乐天知命、长寿善终，亦仍有不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幸受挫、陨落的。但谁能想像香蕉共和国中的农场工人中，能够出现一位昆滨伯？而香蕉共和国农园墙外的当地消费者，又有几人能有“吃香蕉、挺农民”的政治机会？
台湾社会能将农业视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自《无米乐》的“末代稻农”时代，走到今日，可以单凭国内市场“不理性的热情”，便消化所有原订销往大陆的凤梨，就算不是值得拍手称庆的喜剧，起码也可说是二十世纪第三世界历史中的一种幸运（日本并不在此列）如凤梨、香蕉这些台湾水果，或许在品质稳定度上，确实还差都乐的产品一大截，但就原产地的农民与公民社会命运而言，台湾要比“都乐的故乡（们）”要幸运太多了。
持平而论，台湾的小农制度问题良多，但在概念上并非一无是处，也依然能够制造出具有竞争力、在特定消费者群体内得到喜爱的分众商品，中国大型电商“盒马鲜生”公关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很明确地回覆，台湾凤梨的良好口感令人印象深刻，也受到当地年轻、高端消费者喜爱。无论两岸水果商贸的起因有多“政治”，台湾水果仍相当程度受到当地市场的肯定，并非是“次级货利用政治红利销陆”如此单一的叙事而已。
一场凤梨风暴过后，如果台湾社会在“猛吃凤梨”之余，也希望自家产销系统与商品能够更上层楼，这个愿望无可厚非。但必须直面体制的现状、公允评价其优缺点，理解自身体制的框架、历史与其必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肯认台湾社会对农业这看似“不理性、不永续、长久下去不是办法”的支持热情，不否定民众已经对农产具有近似主权象征的认同感（凤梨台语谐音“旺来”，作为台湾各行各业求“旺来”的祭祀水果，意义更是不同），才会是实事求是、真正能够改良台湾农业体制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