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0，这一年是不是女权开始觉醒的元年？”今年2月，这是中国大陆社群网站豆瓣上，一个名为“鹅组”的小组里，一个热门帖的标题。虽然中国女权主义者存在了远不止一年，但对“元年”的认领蕴含了两件事：第一，中国女权2020年在网络上大规模开花；第二，这些觉醒于“后线下运动时代”的新生女权主义者，跟她们的前辈相比，呈现出当代特有的“泛粉红”化、网络去中心化的特征。
2020年的动荡不安中夹杂著大量火热的性别事件：杭州来女士案、拉姆案，“N号房”事件，冠姓权之争，张桂梅校长，再到杨笠“普却信”等等，囊括了从性别暴力、传统父权文化、女性就业、女性发声等诸多性别议题。每一波网上讨论都有新一批女性觉醒，加入“拳师”（网络女权的戏谑自称）大部队。 这些新生网络女权陆续发起以举报、抵制和以舆论战为主的数起网络女权行动，如举报针对女性的暴力色情作品“JM帝国”的创作者，以及最近的抵制B站恋童和软色情行动。
而另一方面，她们之所以认为2020是“女权元年”，不仅是因为这一年女权迅速民间化、网络行动兴起，也因为她们很多人实际上缺乏对被噤声和污名化的前辈女权主义者的认知。提到中国的女权主义历史，这批新生代基本都指向五四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对新中国后三十年（尤其近十几年）泛自由派和左翼女权行动者、女权NGO的真实历史的认知则几乎完全缺位，偶尔有人翻出来，也会很快被删帖。
在中国大陆当下的特殊环境里，这些新生女权主义者很多举起了“社会主义女权”、“共产主义女权”，甚至粉红色彩浓重的“中国特色女权主义”旗号，也有一部分新生朴素女权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光谱。在这些旗号背后，有的出于真心的信仰，有的出于实用性的策略考虑，既有她们自身的稚嫩与局限，也有环绕八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