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 深度 評論

夢珂:羅琳「恐跨」翻車?跨性別權利、「共同體驗」與女性抵抗性身份

無論是站羅琳者還是踢爆羅琳者,這次羅琳事件所激起的討論都是一件好事,因為關於跨性別者的政治權利和哲學討論由來已久。


2010年4月5日華盛頓,哈里波特系列小說的英國作家羅琳,她在白宮草坪上讀著《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010年4月5日華盛頓,哈里波特系列小說的英國作家羅琳,她在白宮草坪上讀著《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6月6日的一條推特上,對一篇名為《為後疫情時代中來月經的人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環境》發表評論,她對文中「來月經的人」(those who menstruate)這一表達方式展現了猛烈的抨擊:「來月經的人。我很肯定曾有一個詞語可以形容這些人。誰幫我想想:呂人?綠人?釹人?」(『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她的推特一石激起千層浪,被許多跨性別人士指責是恐跨的。一條推特回覆表示:「2020年了,不是所有女性都來月經,不是所有來月經的都是女性」。

她隨後於6月10日發表在自己個人網站的一篇小論文也引來更多批判,不少《哈利·波特》的主演,包括丹尼爾·拉德克利夫(Daniel Radcliff)、艾瑪·沃森(Emma Waston)和「神奇動物」系列的主角小雀斑也旗幟鮮明地撰文與羅琳劃清界線。在這篇小論文中,她對自己被扣「排跨激女」(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即TERF,亦有將radical翻譯為「基進」)的帽子表示拒絕,並重點講述了自己曾遭受到的家庭和性別暴力。她表示,正是因為自己遭受暴力的經歷,讓她對「保護」女性產生了強烈的使命感。

無論是站羅琳者還是踢爆羅琳者,這次羅琳事件所激起的討論都是一件好事,因為關於跨性別者的政治權利和哲學討論由來已久——「我覺得我是誰我就是誰」是否某程度消解了女權主義?應不應該徹底消解「女性」這樣的傳統性別身分?人們為何如此糾結?——而思想只有放到陽光下彼此論爭,才可能成熟開花結果。到更具體的生活層面,「同廁法案」是否會傷害女孩和女人?在當今,「女性」的定義可以是什麼?「月經」以及「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對於女性的定義又意味著什麼?

本文嘗試從以下三個層面,為此事件作一註腳。

英國伯明翰的一個公共廁所。

英國伯明翰的一個公共廁所。攝:View Picture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被羅琳們混淆的基本問題:弱者和犯罪者

羅琳的隱憂是在拐彎抹角模糊焦點,硬要將一則保護弱勢人群的行政指導令歪曲成給潛在的猥褻者提供方便,這種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

中文語境下我們所說的「同廁法案」,其正式名稱是加州 Assembly Bill 1266,它於2013年在加州通過立法,2014年開始實施。與華語世界普遍認知有所偏差的是,它並不是一條全社會普適性的法案,而是用來保護學生的:它允許的是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社會性別(gender)認同來選擇依據性別進行區隔的校內活動,比如一些體育活動和比賽;同時他們也可以依據自己的性別認同來選擇使用廁所等設施,並不需要和學校對其的性別紀錄相符。

儘管沒有直接提及加州的這一法案,羅琳女士在其小論文中表述了對「自由依據性別認同使用廁所」的擔憂:「當你廁所和更衣室的門向任何聲稱或感受自己是女性的男人打開時——他們並不需要出示任何醫療證明——那任何一個男人,所有男人都可以進來。」羅琳表示她的擔憂是為了保護女性,然而實際上,她的邏輯,只是強行將跨性別者等同於潛在的偷窺犯和強姦犯。這不僅是對跨性別者的極不尊重,更是子虛烏有的污衊。

事實上,「男人要上男廁所、女人要上女廁所」更多的是「自古以來」的約定俗成而並非成文法律的規定。一個人去了女廁,無論這個人的性別、性取向、外貌打扮是什麼,如果這個人在女廁中進行了違法犯罪、對她人實施性騷擾、性侵害的行為,其自我認同的性別並不會成為令其脱罪的尚方寶劍。因此,羅琳的「男性會利用這一政策對女人在女廁進行騷擾犯罪」的邏輯根本站不住腳。

此外,在女廁實施犯罪的犯罪者亦並非等到所謂「同廁法案」後他們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時候將其歸咎於一個旨在保護脆弱人群的法案,其動機亦是相當可疑的。固直男(指cis straight men)在女廁所偷窺、偷拍甚至實施犯罪的新聞屢見不鮮,但這些犯罪並沒有因為 AB1266 修正案的出現而暴增。為何在那之前沒有羅琳們站出來「保護」女孩和女人們?為什麼恰恰是在這之後,「保護」的呼聲反開始此起彼伏?

甚至乎,當他們指責犯罪時,被譴責的都是犯罪者個人的性向、認同問題,抑或是指責犯罪者有精神問題,卻沒有人會指責這是全體白人的問題、全體異性戀的問題、全體男人的問題。因此,羅琳這個邏輯,就像是當台灣在推動多元成家、同性婚姻合法時,反同婚聯盟的「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後,我們的小孩子要在小學裏學習雞姦了」抑或是「同性婚姻合法後人類要滅絕了」等等。污名化與不尊重,多少不是假以「保護」的名義實行。

羅琳的著眼點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別者,她有沒有考慮過女跨男跨性別者的需求呢?強迫他們使用女廁,是否他們也會不舒服呢?還有那些沒有進行荷爾蒙療程、那些性別肯定手術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對自己的身體掙扎的跨性別青少年呢?

在英國,單一性別(unisex)廁所的普及程度可以說是相當高的,咖啡館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自不必說,大多數咖啡館只提供一個無障礙廁所給所有人使用,而一些劇院比如小維克(The Young Vic)也都在其廁所門口的標示上貼了非二元性別標識。筆者也在英國生活,現在已很少感受到性別二分的盥洗室的差別。羅琳女士作為英國人不應該不知道這一點。

並且,從實際運用來講,單一性別廁所其實更公平,因為它比按照1:1比例建造的二元性別廁所更容易解決「女廁永遠大排長龍」的問題。相反,反倒是分二元性別的廁所給我帶來的不適遠超於單一性別廁所,原因就在其無所不在的性別刻板印象。高級酒店、餐廳的廁所標識用裙裝和褲裝已厭煩到屢見不鮮,我看到的一家誇張的餐廳,其男廁的標識是一本書,女廁的標識是一個手提包。這種極其單一貧瘠的對性別的想像,才是真正在傷害女性的罪魁禍首。

光明磊落的跨性別者,無論其外表、穿著,我看不出其使用公共女廁有任何不妥。出於對「節省時間」這一實際應用的考量,以單隔間為主的單一性別廁所或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此外,羅琳的著眼點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別者,她有沒有考慮過女跨男跨性別者的需求呢?強迫他們使用女廁,是否他們也會不舒服呢?還有那些沒有進行荷爾蒙療程、那些性別肯定手術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對自己的身體掙扎的跨性別青少年呢?

AB1266 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保護這些人的利益。就這點而言,羅琳的隱憂是在拐彎抹角模糊焦點,硬要將一則保護弱勢人群的行政指導令歪曲成給潛在的猥褻者提供方便,這種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這種污名化,從猶太人夏洛克,到穆斯林群體,到害怕你偷窺TA的直人舍友,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2019年3月8日法國巴黎,示威者在第42屆國際婦女節遊行中抗議。

2019年3月8日法國巴黎,示威者在第42屆國際婦女節遊行中抗議。攝:Kiran Ridley/Getty Images

但為什麼「跨性別女人是女人」這句話也有爭議?

「完備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在探究、思考這些問題以前,僅一句「跨性別女人是女人」,是一種思維終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在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爾·拉德克利夫公開與羅琳決裂、表明立場的公開信中,第一句話就是「跨性別女性是女性」(Transwomen are women)。這句話也在各個LGBT友好場合的宣講中被當作斬釘截鐵不容置疑的事實,用來表達支持跨性別人士的立場。然而,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要下「跨性別女性是女性」的定義,我們就必須要首先回答「女性是什麼、什麼是女性」這個問題,這也是女性主義哲學論爭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雖然這個哲學問題的出發點是為了證成(或排除)跨性別女性的女性身份,但它其實對每一個自我認同為女性的人都是非常有益的思考。

為什麼一家餐廳的廁所可以光明正大的用手提包作為「女廁」的標誌?為什麼有人會因為這個標誌而感到被冒犯?為什麼當跨性別女性一再在穿著、打扮和粧容上接近「女性」、強調自己非常非常具有「女性氣質」(feminine)卻仍然得不到認可,因而困擾和掙扎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女人卻也認為所謂「女性氣質」是一個桎梏她們的枷鎖呢?當跨性別女性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在打破二元性別桎梏時,一再強調自己非常具有女性氣質的行為是不是和父權制的合謀、對父權制定義下的女性氣質的再強調(reinforcement)呢?

我曾在Slate、Pink等網站(Slate是一份在立場上偏自由左翼的綜合性電子雜誌,而Pink則是以提供LGBT資訊和深度評論的網站)上看過不少跨性別女性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們無一不強調她們的「完備的女人味」(full womanhood)。然而,「完備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在探究、思考這些問題以前,僅一句「跨性別女人是女人」,是一種思維終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我們要感謝跨性別女性主義和排跨女性主義(TERF,Trans Excluding Radical Feminism)的激烈論爭,為我們留下了不少豐富的論爭成果,也為「女性」這一定義作出了極大的豐富。

(1)跨性別女性主義,與排跨女性主義的拉鋸

雷蒙德認為認為女性的身份和資格取決於染色體和她們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別(sex),針對「女性」這一身份的迫害僅是針對生理性別的女人的迫害。

跨性別女性主義者將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反種族主義活動家金伯萊·克倫肖 (Kimberlé Crenshaw)最初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為其出發點,強調多種形式的壓迫密不可分——克倫肖尤其注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之間的相互交織,她的出發點是黑人女性受到雙重壓迫的「交叉路口」(intersection)這一意象。在這之後,「交叉性」又引入階級的視角,主張在研究性別問題時,不能僅僅關注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和父權制,而是要關注種族、階級和性別共同塑造出的個體微觀權力關係之間的不平等。

舉個例子,在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中,白人女性苔絲德蒙娜與「摩爾人」(中世紀的西非穆斯林人)奧賽羅將軍相戀結婚,後者身邊的小人搬弄是非,讓奧賽羅相信妻子出軌自己的屬下;最終,滿懷嫉妒的奧賽羅用枕頭悶死了自己的妻子。奧賽羅因其膚色和信仰而遭受種族歧視,這種歧視則以性別暴力的形式作為反饋,最終實施在了苔絲德蒙娜的身上。在這個意味上講,看上去種族歧視與苔絲德蒙娜無關(她甚至是有種族特權的),但她最終同時成為了性別暴力和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和犧牲者。這時,探究性別和種族的交叉性就顯得尤為必要。

然而,與此同時,跨性別女性主義的理論也遭到了諸如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等女性主義者的猛烈攻擊,這一類的女性主義者被認為是排跨女性主義,在她的《變性帝國》一書中,雷蒙德認為認為女性的身份和資格取決於染色體和她們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別(sex),針對「女性」這一身份的迫害僅是針對生理性別的女人的迫害。因此,她認為,根本不存在對跨性別者的迫害。同時,排跨女性主義也認為,跨性別女性是「由男人偽裝的」,她們試圖進入女性獨有的安全空間(諸如盥洗室)對女性實施強姦。這已在上文証偽,也由此可見,在這個意味上,羅琳的「恐跨」罪狀,算是非常實錘了。

但究竟什麼樣的女性定義是更為積極肯定的理性定義,而女性主義哲學家們又作出了什麼貢獻呢?

(2)德勒茲「成為的女性」及女性主體性

女性主體性這一概念也給予了跨性別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別者的權利鬥爭同樣是歷史性和政治性的,在這鬥爭過程中的掙扎和體驗都是她們女性主體性的部分。

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基於對尼采主奴道德的詮釋,建立了「成為」這一基本的哲學世界觀。「成為」同時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和身份定義,它同時拒絕一成不變的身份定義總和,和在對立的兩極中產生的張力。相反,它是對「不同」(differenceé)的積極確認,代表著「變化」(transformation)。而基於此觀點所推導出的「成為的女性」(becoming women),則代表了女性這一身份的「可能性」:它注重身體性,注重思考當下發生在身體上的瞬間,注重身體作為一個場所、各種微觀的權力關係的角力。「成為的女性」消解了排跨女權的性別本質主義傾向,因為它指出身體的第一屬性就是政治性的,更何況生物學意義上的染色體和性別。

與此同時,德勒茲式的「成為的女性」也遭受了一些女性主義哲學家的批評。羅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作為一個德勒茲派女性主義哲學家,認為他提出的完全中立的、去性別化的「成為的女性」存在著消解女性主體性的危險性,這些主體性和能動性是深深地烙印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中的「女人」這一符號上的(在某種程度上,羅琳和排跨女權的「隱憂」亦是在此)。布拉多蒂問了兩個問題:如何將女性從陽具中心主義的指向性功能(icon function)中釋放出來?如何表達一個不同的,積極的女性主體性(female subjectivity)?德勒茲式的「成為的女性」可能會無力回答這兩個問題。

因此,布拉多蒂試圖用女性主體性來代替「成為的女性」這一概念。它沒有否定「成為的女性」本身的合法性,但是強調了歷史意義上女性的共同體身份:從「我們,女性」中獲得賦權,從而可以聲稱「我,女性」。同時作為本體論層面的女人和社會、歷史文化層面的女性,在父權制下的從屬身份是一致的,而女性主體性的重要性在於證明她們的感受和掙扎是真實的。

在這個意味上,女性主體性這一概念也給予了跨性別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別者的權利鬥爭同樣是歷史性和政治性的,在這鬥爭過程中的掙扎和體驗都是她們女性主體性的部分。此外,無論她們選擇攝入荷爾蒙,還是選擇性別肯定手術,或是僅是對自己的「女性身份」再度進行確認,這些都是在進行「成為」這一過程。因主體性而身份合法,在我看來,是有效且自洽的反「排跨」女性主義策略。

(3)「女性」作為抵抗

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別編碼以符合社會認知和期望」,沃森不進行跨性別行為的決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為抵抗性身份的意義:「留在這套性別編碼中以抵抗的姿態來改變」。

同樣立場上反「排跨」、路徑卻不盡相同的,還有將「女性」作為抵抗性身份來使用。女性主義哲學家塔利婭·梅·貝切(Talia Mae Bettcher)認為,基於對話的需求,排跨女性主義(TERF)這一詞彙應停止使用。因為一開始儘管這些詞可能只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述,但在很多情況下,它也表明了明顯的貶抑含義。相對的,她提出「女性」作為一種抵抗性的身份,提倡「女性」一詞的抵抗性使用。

她舉了自己的同事,亦是女性主義學者的洛裏·沃森(Lori Watson)為例。沃森作為女人,因為外表經常被視為男性,所以她也經常遭受跨性別者使用公共廁所時的困境。沃森懷疑,排跨女權會期望自己跨性別為男性,從而符合社會外界的認知。沃森的懷疑並非毫無道理。在西方(英語)語境下的「男性」(man)和「女性」(woman),已形成了非常完熟、難以改變的性別編碼,細緻到廁所標識的手提包和書本這種程度,它是由長久的社會規範(norms)、歷史、政治和文化(如基督教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所建構起來的。

在這個意味上,上文提到的「女人味」(womanhood)在廣泛意義的語境下已成為一種社會壓迫,因此,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別編碼以符合社會認知和期望」,沃森不進行跨性別行為的決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為抵抗性身份的意義:「留在這套性別編碼中以抵抗的姿態來改變」。

而一些跨性別活動家,比如「蘇格蘭跨性別平等權利組織」(Transgender Equality & Rights in Scotland),也認為跨性別者應包括那些「不認同自己是變性者(transsexual),也不打算改變其自身所屬於性別的人」。在這個意義上,跨性別者和女性的身份得到了重合,她們同屬抵抗者的身份。

2017年3月8日在紐約,一名打扮成自由神像的參與者在參加國際婦女節集會。

2017年3月8日在紐約,一名打扮成自由神像的參與者在參加國際婦女節集會。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來月經的人是女性」又有什麼問題

「月經」似乎變成了排擠跨性別女性的罪魁禍首,其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說,如果你認為月經對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說不來月經的女性不配做女性。

說回月經這件事本身,以及備受詬病的「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羅琳因為「來月經的人」一詞而感到受到了冒犯和貶低,她的情緒本身是天然正當的,這個情緒和跨性別者被錯認性別時的情緒完全同質,都是個人認同不被承認、被冒犯的情緒。羅琳錯是錯在用了錯誤的路徑和方法去正當化自己的情緒,在這個正當化的過程中,她出現了無數次的邏輯謬誤。

「女人們共同的生理體驗」之所以備受詬病,是因為雷蒙德等排跨女權將其看作她們的重要理論基礎,這些生理體驗中自然包括月經。而反對排跨女權的觀點則認為,來月經是一種特權。因為來月經,一些女人被天然地認為是女性,而跨性別女性花很多錢去改變自己的身體進行性別肯定手術,讓自己擁有高聳的胸部、重構陰道,甚至試圖移植子宮到自己的身體內;然而,即使如此,她們也無數次經歷自我認同的懷疑和焦慮,無數次被別人質問到底是男是女,無數次地無法得到作為女性的認同。

在這樣的邏輯思維下,「月經」似乎變成了排擠跨性別女性的罪魁禍首,其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說,如果你認為月經對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說不來月經的女性不配做女性。然而,在2020年,如果我們承認「只有來月經的人是女性」的論斷是荒謬的,那「月經是女性特權」的荒謬程度是與之對等的。

我們不妨回顧葛洛莉雅·絲坦因(Gloria Steinem)在1978年所寫的《如果男人有月經》一文(If Men Could Menstruate),來想像一下「特權」真正的模樣:「男人會吹噓他們血量之多,經期之長,月經會被視為男子漢成人階段的象徵而羨慕地談論,國會將資助痛經機構。」這,才叫做「特權」。而在近50年後的當下,最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也無非服用激素保持不來月經的狀態,和衞生棉用品免税罷了。稱月經為特權,可謂荒謬至極。

在原始社會,出於封建和迷信,女人需要躲起來,她們不能妨礙社會的正常運轉。月經在父權制的社會被認為是骯髒不潔的,不少文化的習俗中正在來月經的女人都被禁止參加紅白喜事。而在我們當代社會,情況真的有變好嗎?我們仍然擔心側漏,仍然會為不小心弄髒了公共設施而感到抱歉,感到羞恥,我們都經歷過那個去超市買衞生巾要黑色垃圾袋、課間拿著衞生巾去廁所要緊緊攢在手裡不要給別人發現的年代。

不少女性將月經作為女性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並不是因為月經這件事本身是什麼可以值得炫耀的事,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長」有著本質的區別。

這是父權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枷鎖和凝視,它與父權制對跨性別者的戕害、令她們感受到的痛苦並無二致。承認「月經是不少女性共同的生命體驗」並沒有取消「不是所有女性都來月經、不是所有來月經的都是女性」這個結論的正確性。當女性第一次彼此互相得知「原來你也會痛經」或者「原來你也覺得弄到褲子上相當窘迫」時,這種彼此互認的心情和體驗,是柏拉圖式的姐妹情誼(homosocial sisterhood)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性彼此互相抱怨痛經到不行時的吐槽和咒罵,還有對月經黏稠地、自顧自地、隨心所欲毫不在意地流著的無能為力;女性會互相推薦好用的止痛片和暖寶寶、就「能不能不來月經」「能不能讓月經變得更規律」這些事而開始使用激素治療;發現別人和自己一樣,最後幾天時在護墊和衞生巾中「反復橫跳」、總是覺得用衞生巾嫌浪費用護墊又不夠;第一次用棉條時的解放感覺和欣喜感,以及想要迫不及待推薦給身邊好友和姐妹的心情等等⋯⋯

這些月經的困擾所帶來的極其有限的能動性,是組成姐妹情誼的一部分,而姐妹情誼,對於女性主體性的塑造有著重要的正向作用。乃至針對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的爭吵,也是此種姐妹情誼下良好的辯論:當A認為月事杯和手洗布衞生巾更具有環保倫理時,B也可以駁斥這種倫理的責任是否應該落在使用一次性月事用品的女性身上。

因此,說「月經是特權」的論調是不恰當的,這就如同 LGBT 群體指責進入婚姻的異性戀女性遭受丈夫的家暴、因為懷孕而遭遇職場歧視等困境卻指責這些是她們的「特權」一樣可笑。作為Les群體的一員,我認為走進婚姻、遭受家暴和職場歧視的異性戀女性,天然地與我同屬「受壓迫者聯盟」,對她們的共情,於我而言,是油然而生非常自然的正義感,而不會去攻擊她們的婚姻是特權。因此,我亦認為,當不來月經的女性看到女性為月經受苦、卻又不得不與之共存的窘境時,不來月經的女性亦應天然共情,而不是反向攻擊月經為特權。

女性會因為來月經受到的壓迫,和跨性別者受到的壓迫是同構的,而進行壓迫行為的主體,從來都是父權制,和利用父權制進行思考的思維方式。

不少女性將月經作為女性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並不是因為月經這件事本身是什麼可以值得炫耀的事,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長」有著本質的區別。月經之所以是女性重要的身份認同,是因為它字面意義上血淋淋地展現了「女性是一個受壓迫的身份」,也是因為在父權制的壓迫下,女性自發形成的這難能可貴的姐妹情誼。女性會因為來月經受到的壓迫,和跨性別者受到的壓迫是同構的,而進行壓迫行為的主體,從來都是父權制,和利用父權制進行思考的思維方式。試圖將月經打成「特權」的思維方式,無論是誰在進行思考和發聲,無論掩蓋在怎樣的身份政治外表下,都只是父權制思維的末梢神經突觸罷了。

2018年11月25日印度新德里,LGBT社群參加酷兒驕傲遊行。

2018年11月25日印度新德里,LGBT社群參加酷兒驕傲遊行。攝:Sujay Reddy/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女性需要怎樣的抵抗?

只有在思維上掙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轉變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維,抵抗性、創造性和開放性的女性定義才能得以實踐。

在這個意味上,我們也應堅持「女性是抵抗者的身份」這一定義,而姐妹情誼則是抵抗者們互相彼此連結的重要基石。抵抗對月經的污名化和父權制加諸的羞恥心理,抵抗有毒的性別二元文化,抵抗父權制對女性定義貧乏單一的思考與想像,抵抗以「保護」之名進行的限制。同時,我也認為女性這一身份應是創造性的、進行時的、開放的、而非修正性的、過去式的、固定的——我們需要的是以女性自身作為中心出發去進行定義、而不是依靠外界其他事物對女性進行定義。我認為,只有在思維上掙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轉變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維,抵抗性、創造性和開放性的女性定義才能得以實踐。

台灣著名女歌手黃鶯鶯在二十多年前發表了一張《我們啊!我們》的專輯,其同名主打歌微妙細膩卻準確地描寫了遊走在柏拉圖式和情慾之間的女性情誼。有趣的是,「我們」與「women」的諧音,許是早就給了「女性」最恰切的定義。女孩是「我們」,女人是「我們」,江山嬌是「我們」,米兔是「我們」⋯⋯一切受壓迫者,一切抵抗者,只要願意,都可以是「我們」,是women,是女性。「我們」共同的抵抗對象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父權制。在抵抗的過程中,「我們」會犯錯,會走一步退三步,「我們A」、「我們B」和「我們C」甚至會吵成一團讓父權制樂得坐享其成看笑話,就像這次羅琳女士的事件一樣。但是,即使如此,「我們」所唯一不能停止、必須堅持的事,就是持續的抵抗、持續的發聲、持續的行動。

(夢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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