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来自台湾的舒舒在社群发布一支短影音，宣告她和丈夫正式“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海外淘金”。她的第一印象是，美国的台积电，居然真的在沙漠正中间。
27岁的舒舒和丈夫宛大从大学时期开始交往。毕业后，两人始终维持远距离关系，舒舒在台北的广告代理商上班，宛大在台南的台积电厂区工作。虽然有结婚的想法，分隔两地的问题却一直无法克服。当宛大获得外派美国的机会后，两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结束远距离最好的契机”。他们于2024年10月结婚，舒舒也于今年1月辞职，为赴美做准备。
影片记录了他们抵达凤凰城第一周的生活片段。由于只有一台车，舒舒必须每天接送丈夫上下班，否则她便无车可用。某天傍晚，在台积电厂区门口圆环，舒舒和一群“台积太太”、“台积丈夫”们坐在车里，等另一半下班。她忽然灵光一闪，觉得自己就像等小孩放学的爸妈。她把这段日常剪进影片，上传到Instagram，获得超过2.4万个爱心、近400则留言。
许多留言提及影片中出现不到三秒的配乐《台积心灵捕手》。这是台积电公务手机专属的铃声，每当前奏响起，就代表有紧急状况发生，负责的工程师需立即处理。有观众说听到音乐后“直接跌下床找手机”。有观众留言“只有我听到心灵捕手的时候心揪了一下吗”，舒舒回复：“没有，你不孤单。”
2021年6月，台积电亚利桑那晶圆厂破土动工。四年来，随著工程推进，凤凰城迎来一波又一波台湾工程师及随行眷属。他们来自四面环海的台湾，要在干燥的沙漠城市重新适应天气、安顿生活。
类似舒舒和宛大的夫妻并不罕见。我在凤凰城接触到的台湾移工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丈夫从事半导体产业，太太辞掉工作随丈夫外派。唯一的例外是夫妻双方都是台积电员工，两人一同赴美工作。这样的安排，表面上是个别家庭的选择，其实也牵涉到整体产业结构对性别分工与劳动价值的预设。长期以来，台湾半导体产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政府数据显示，新竹科学园区“积体电路”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女性仅占36%。而根据公司年报，台积电三分之二员工为男性，在主管层级，男性比例更接近九成。换句话说，“台积太太”的人数本就远多于“台积丈夫”。
半导体产业的性别失衡，往往在异性恋家庭中转化为夫妻之间的薪资差距。在台湾，半导体已连续八年蝉联最高薪产业，2024年的平均年薪为新台币103.5万（约港币27.5万、人民币25.1万），比整体平均80.2万高出近三成。而若是在台积电工作，硕士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新台币220万（约港币58.6万、人民币53.6万）；资历够深、能够获得外派机会的台积电员工，其薪资通常更高。在这样的结构下，被外派至凤凰城的工程师大多为男性，他们属于台湾收入最高的族群之一，其薪资可能比非半导体产业的太太高出数倍。
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性别分工──男性负责具经济报酬的生产工作，女性则承担无偿的照护与家务劳动──在工程师家庭巨大的薪资差距下，显得“顺理成章”。再加上从台湾移居美国，保姆、托育与外食的成本大幅提高，由女性辞职在家照料家中大小事，往往更成为经济上的“理性安排”。当台积电走向世界，来到海外的台湾家庭不只要重新适应职场与文化，劳动与照护的结构也随之重整。
在台积电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台积太太”虽非正式员工，却往往是外派工程师能否顺利工作、稳定生活的关键支撑。在陌生的异国，家务劳动往往更复杂繁重。以最日常的“让家人吃上一顿台湾菜”为例，她们可能得先查询哪些超市有贩售特定亚洲食材，根据可取得的原料调整食谱，再依保存期限与开火频率，计算购买份量。由于不同食材分布于不同超市，还需根据用车情况与家庭人力，规划采购动线与时间安排。完成这一切后，才真正进入采买、备料与下厨的阶段，整个过程中，还得同步安排孩子的照护。同样的三菜一汤家常菜，在美国与在台湾的制作难度大不相同。由于核心家庭外的成员多半远在台湾，驻凤凰城的“台积太太”往往得独自面对这一切。
克服孤立的方法，是建立连结。对人在异乡、承担家务重任的工程师眷属来说，彼此是最实际的依靠。而正因身处异国，原本属于家庭内部、无偿的“家务劳动”，也有了变现的可能——有太太开设台湾餐馆，让工程师中午有焢肉便当吃；有太太经营自媒体帐号，让身处凤凰城的台湾人社群能彼此交流资讯、互通有无。没有“台积太太”，可能很难有能稳定工作的外派台积电员工；但处于主流视野之外的她们，如何在异乡探索家庭﹑自己，还有职志？
沙漠中的台湾小餐馆
Kate 还在台湾时，就有想过未来要开一间小餐馆。
“但只是‘想’，因为觉得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来到凤凰城这边，一个冲劲突然就开了。”2025年4月底，她在自己开的餐馆跟我说。
2022年，Kate带著年幼的大儿子，随丈夫外派美国，是最早来到凤凰城的“台积太太”之一。三年过去，不但第二、第三个孩子都在凤凰城出生，一间名为“Taiwan Mama”的家常菜馆，也诞生在这个沙漠城市。
小餐馆萌芽自照顾家庭的需要。“最初只是我丈夫想吃，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式的、台式的菜可以吃，他和同事常常中午不知道吃什么。”Kate于是自制便当给丈夫和他的同事，没料到却大受欢迎，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在身边亲友的怂恿下，她开始寻找营业用厨房，辗转换过两、三个地方后，最终有了自己的店铺。
Taiwan Mama如今位于凤凰城北部一座综合型商场，距离台积电厂区15分钟车程，距离有众多员工居住的“台积村”更只要10分钟。早在2023年夏天，Kate开始与新近买下商场的华人业主洽谈，该业主有意将此处改造为主打亚洲餐饮的聚落。Kate认为这样能吸引大量人潮，于是决定进驻。她听说，未来商场还会开一间兰州拉面、一间港式点心餐厅，以及一间亚洲超市。
然而，选址确定后，麻烦才正要开始。Kate承租的空间原本是办公室，要改造为餐厅，必须申请大量许可，而美国政府对厨房配置有巨细靡遗的规定，像是地板是否止滑、是否容易积水，厨房大小对应到几个洗手台，下水道是否有独立油槽……等等。
“由于水、电什么的都是不同政府部门在处理，一张设计图纸过去，可能要经过A、B、C好几个部门，拿到许可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完后还会过来检查，检查通过后才能做下一步，所以很多时候其实都在等待。”Kate的外公在台湾经营一间小吃店，爸爸也有厨师执照，开了一间日式拉面店。在她记忆中，在台湾开店不用这么麻烦，一开店就是营业登记办，装修好就可以直接开，不需要请谁来检查。
原本预计2024年年初开张的餐厅，因为繁琐的行政流程延后了大半年。到了最终申请营业许可时，也没能一次过关，问题出在厕所装的灯泡瓦数不足。而检查员再次上门，已经是三周后的事，这还是合作建筑师不断打电话催促的结果。最终，Kate的小餐馆于2024年8月正式开幕。
我在今年4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来到Taiwan Mama所在的商场。整座商场外墙为淡黄色，屋顶以橘色瓦片覆盖，色调与几公里外的沙漠地景相似。L形的商场围出大片停车场，当天人潮稀少，使用率不到一成。
Kate从后厨走出来接受我的访问，贴心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因此喝到在美国一个月以来第一杯手摇饮。她告诉我，平日中午一般以外送订单为主，只有假日的下午和晚餐时段，内用客人才会比较多，而我们约访的假日中午，正是她最空闲的时段。三个孩子则待在家中由丈夫照顾。
菜单分成小吃、热炒、便当、饮料四大类，菜名以英中对照呈现。因为有一半的顾客是美国人，Kate常常需要解释每道菜是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吃起来是什么味道。以刈包为例，她会向客人介绍这是“Taiwanese burger”，也就是台式汉堡，内馅有肉、酸菜和花生粉，由于外型像是虎口咬住一块猪肉，有个别名叫“虎咬猪”。她和员工们因此也扮演起文化大使的角色。
她说：“台湾人其实很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太小了。”开店早期，Kate遇过很多客人真的不知道台湾，甚至一听到“Taiwan”，就以为她卖的是“Thai food”（泰国料理）。不过，随著台湾社群逐渐在凤凰城扎根，越来越多当地居民开始认识这座遥远的岛国。作为最早一批随台积电赴美的员工眷属，Kate感受特别深刻：“刚开始去买车时，我丈夫跟销售员他在TSMC工作，对方都回应‘What？’但到了去年，一说台积电他们就知道了。”
临走时，我外带了一份刈包双拼组合：一个是传统的焢肉，另一个是咸酥鸡刈包。
从媒体到半导体
Patrice 想过，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就去在凤凰城也有分店的手摇饮料店大苑子打工。虽然对履历可能没什么帮助，跟她一直以来的职涯也不相关，但至少可以练个英文。“我是这样说服我自己的。”Patrice说道。
今年2月，Patrice随从事半导体工作的丈夫外派美国，因此离开任职多年的媒体业。Patrice有十年记者经历，待过电视台、报社，离职时在知名财经杂志担任ESG部门主编。尽管在台湾做到主编，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媒体业工作：“当然我采访经验丰富、报导得过奖，但一来我对凤凰城不了解，二来没有用英文写报导的经验，实在想不到聘我的理由。”
Patrice判断，近期有许多半导体公司来到凤凰城，这些公司也需要具备中英双语能力的人才来做“文组工作”，她因此将求职目标转向半导体产业。透过人脉牵线，她争取到与一位总经理面谈的机会，顺利进入一间台资半导体公司的人资部门，于今年5月正式就职。
回顾十年记者生涯，Patrice有许多高峰时刻。她曾制作出数部观看数破百万的深度专题影片，也多次站在新闻第一线，报导重大社会事件。她谈到阮国非案──2017年8月，手无寸铁的越南籍“逃跑移工”阮国非，遭员警连开九枪致死：“当时阮国非案才刚发生，据我所知，全台只有两位记者在关注。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那是一种直觉，觉得这个故事必须被说出来。”
“还有一次是华山分尸案。”2018年5月，一名女子遭自称射箭教练的陈伯谦强暴后杀害，事件发生在台北市市中心华山文创园区附近的大草原，Patrice回忆：“那件事应该也是我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我联络上家属、确认失联状况，这起重大刑案才被揭露。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记者的敏感度与行动力，真的可以对别人的人生造成影响。”
然而，随著媒体年资增长，累积的不是资产，而是越来越深的倦怠。Patrice的丈夫、妹妹和妹婿都在半导体产业工作，每年可以领到好几个月的分红。“我一开始觉得没差，但长期下来会有比较心态。”年纪越大，Patrice发现身处其他产业的朋友，资产累积的速度比自己快上许多，她开始焦虑：“我是不是该替自己的未来多想一点？”
这样的念头也影响Patrice对新闻工作的投入。“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每一个社会事件、每一则新闻都充满热情，甚至开始对别人的故事感到疲乏，”她停顿了一下，接著说道：“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有很多没被照顾好的地方。”
她感觉做新闻是个不断推倒重来的过程：“每次做一个新题目，就开启一个新循环，从头累积，有种永无止尽的感觉。”
2022年9月，Patrice暂时离开职场，和丈夫进行为期九个月的环球蜜月旅行。回台湾后，她接下ESG主编的工作。相较于跑社会线新闻，新的职位非常不同：“要消化大量资料、理解政策走向、看懂产业趋势，还要思考怎么把这些硬知识‘让人听得下去’”。这让她开始思考离开媒体、转换到企业的可能性：“如果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研究永续、碳排、气候等议题，我能不能不只是记录，而是真的走进系统里成为推动者？”
于是，在丈夫获得外派美国的机会后，尽管面临找工作的不确定性，Patrice仍决定离开媒体圈，一同赴美展开新生活。对于卸下媒体人身分，她没有太多遗憾：“当然我还是很怀念每天追踪议题、打电话采访、和受访者深聊的节奏，那是一种‘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有发现’的感觉。”
“但这几年媒体业真的不容易。”她话锋一转。一方面，企业大幅缩减对传统媒体的广告投放，将预算投入社群平台，迫使传统媒体必须与自媒体、社群内容争夺大众的注意力，“记者的产出压力变得非常大，但真正能做深度报导的空间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她也感受到台湾记者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媒体机构的公信力屡遭质疑，让她产生一种“不受重视、不被理解”的失落感。再加上薪资、分红等问题，终于让她决定转职。
“我期待未来可以拿到和我丈夫差不多的薪水，因为我们都有硕士学位，现在又都在半导体产业工作，我没道理比他差。”Patrice说道：“未来我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节奏舒服、有生活品质的家庭。相比过去，现在的生活步调让我可以每天煮饭、吃得健康，也更能好好照顾自己。”
从“外派太太”到“随迁配偶”
在英语世界，像Kate和其他“台积太太”这样，随丈夫外派异国的配偶们，一般被称作“expat wives”（外派太太）或“trailing spouses”（随迁配偶）。后者理论上是个中性词，任何人都可能为了伴侣放弃工作、搬家、重新适应一个环境；但事实上，在全球扩展的科技产业链中，核心劳动力是男性，能放手一搏选择外派的也多是男性。在凤凰城，一如在台湾本土，“台积太太”的比例远比“台积先生”高。
一直以来，“外派太太”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瑞士学者Flavia Cangià曾在一项针对国际外派家庭的研究中指出，这些随迁配偶（多为女性）经常同时经历两种“不动”：一种是身体上的空间停滞，例如被困在家庭与接送小孩上下学校间的日常；另一种是社会地位的停滞，例如无法继续原本的职业发展。Cangià称这种状态为“(im)mobility”──表面上很流动，但实际上却被情绪劳动与无形义务绑住。Cangià发现，这些女性经常被期待“感到幸福、感恩、兴奋”，却在现实中承受著孤独、焦虑、甚至自我怀疑的情绪。于是她们学会进行一种叫做“情绪劳动”（emotion work）的过程：调整自己的感受，以符合这种移居生活应该要有的样子──哪怕内心其实并不这么觉得。
而且，随迁配偶的经验深受预设的性别角色影响，不是单纯的“谁放弃职涯跟谁走”。美国社会学者Anne Braseby在针对国际企业外派配偶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不论男女，配偶的社交适应与心理健康都直接影响外派人员的稳定性与企业成本，但这样的配偶角色，长期被当成“支援系统”而非“决策主体”。Braseby强调，多数企业的制度设计与跨文化训练，仍预设外派者为男性、其伴侣为女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家庭内部实际存在的性别权力不对等──例如女性配偶更常被期待放弃职涯、承担照护责任、甚至调整自我认同以“适应”当地生活。
Braseby在布鲁塞尔与吉隆坡长达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访谈了42位美国外派配偶（其中35位为女性），发现多数女性配偶的心理压力来自“角色与身份的失落”，尤其是无法在当地合法工作，造成经济与社会认同的双重剥夺。相比之下，少数男性配偶虽也面临社会期待与角色转换的困难，但由于其少数性与“另类”定位，反而较少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约束。Braseby指出，无论性别，配偶是否能成功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是否准备好放弃原有的自我定位；“随迁配偶” 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安排下对性别与自我价值的重构工程。
我访问的三位随丈夫外派的女性，都经历了职涯转换，过程中，她们也感受到那种被书写过无数次的，随迁配偶特有的自我怀疑与“悬浮”状态。在等待工作需要的社会安全码期间，Patrice多数时间都待在家中。某天早上，她突然觉得郁闷，并用影片记录了这份情绪，发布在社群媒体上。“今天是待在家里的第28天，明显感受到心情有点郁闷、有点焦虑。”她在影片中说道：“我在想其他刚从台湾到美国，另一半主要在外面工作、自己待在家里居多的人，会不会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我的价值好像有减少。”
当时Patrice尚未正式辞职，由于找不到接替人手，她远端上班、继续处理在台湾的媒体工作。由于步行距离内只有仙人掌和沙漠，她大多时候只能独自待在家中，因此愈发焦虑。所幸影片发布几天后，Patrice便收到社会安全码，并于五月正式入职，她有点相信这是“显化”的结果。
Kate 开的餐馆给予了许多“台积太太”走出家门的机会。有许多台积电外派员工的太太也在Taiwan Mama打工：“不然她们会觉得很无聊，很多太太不想一直待在家里，围著孩子转，她们也想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来这边上班，大家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她们很开心。”Kate对我说。
由于多数“台积太太”需要照顾孩子，Kate在工作安排上给予员工极大的弹性。她让员工可以在送完孩子上学后再进店上班，下班时间也会配合学校放学，尽量让大家能准时接孩子回家。每周排班时数也不要求太多，让员工可以平衡家庭和工作。
面对觉得自己英文不好、不敢站在前台的员工，Kate同意他们待在后厨。她聘雇的美籍华人厨师会教太太们英文，太太们也会教厨师中文。“他们相处得挺融洽的，没有因为语言或国籍不同，而有什么冲突。”Kate说道。虽然将餐馆管理得井井有条，她还是感慨：“当员工比较轻松，当老板好累。”
凤凰城的四月
作为自媒体经营者，舒舒曾收到酸民的留言或私讯，认定她在美国的生活一定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为此，她特地拍了一支短片反驳，内容是她一个人在厨房跳舞，说明栏写道：“我再说一次：我每天都超开心。”
舒舒忙著处理家务、照顾猫咪和丈夫，以及经营Instagram。她谈到当初辞职的决定：“我前一份工作做了五年，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但我其实一直想做自己的帐号，只是因为工作太忙、想和家人相处，以及疫情来了各种理由一直延后。”因随丈夫外派而辞去工作后，她终于有机会实行这个计划。
透过经营自媒体帐号，舒舒尝试在凤凰城打造一个台湾人社群。她说道：“我最初设定的目标，就是希望帮助准备要来美国的台湾人，或是和已经在美国的人建立联络网，大家彼此分享、交流生活资讯。”
有一次，舒舒分享他们去逛当地亚洲超市的影片，有观众留言提醒，结帐时出示台积电员工证有九折优惠，两人才知道原来有这个折扣。其他影片包含搬家、公寓开箱、买车、在家DIY理发、遛猫。目前频道点阅率最高的影片则是“带猫出国全攻略：2025最新版”。
舒舒每天花费四到六小时经营自媒体，包含看素材、想脚本、剪影片，以及跟观众互动。她给自己设的目标，是一个礼拜尽可能产出两支短影音，也希望把荒废许久的YouTube频道捡回来做。
谈到经营帐号的初衷，舒舒说真的只是想记录生活：“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超有趣，有时候日常对话讲一讲，我们就笑到停不下来。但如果没有用影片纪录，事过境迁，三年、五年后就会忘记。”幸运的是，这个被记录下来的日常，刚好可以和跟观众取得共鸣。
对于目前的身分，舒舒还不敢自称创作者。“我觉得创作者是很高级的一个词，她可能有很多创意是别人想不到的，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观点和看法，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她说道：“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分享者，或部落客。”六月时，舒舒的追踪数突破一万人，也开始收到厂商的合作邀约。自称“奈米级”部落客的她，也有了第一次逛超市时被粉丝认出来的经验。
“开始认真做帐号以后，我更加敬佩以前在工作上遇到的网红，因为真的很不容易欸，你要定期定量的产出影片，要有固定的风格、固定的品质，还要尽可能的不要被数据绑架，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舒舒说道：“我每天大概被数据绑架一、两个小时吧，会觉得成长有点慢、观看数不如预期，然后就陷入低潮，跟他（丈夫）说这支影片是不是没那么好笑，他就会把我拉回来，说你又不是为了别人喜欢才做（自媒体）的。”
在四月的一支影片中，她记录了亚利桑那州的春天。“本来以为是一个贫瘠、生存艰难只有仙人掌的地方”，没想到一到春天，亚利桑那州的州树帕洛维德（Palo Verde）便绿意盎然，绽放出灿烂的金黄色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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