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韩投票刚结束，这是台湾首次直辖市长罢免通过，创下台湾民主新纪录。犹记得2018年五都选举，韩国瑜终结绿营在高雄市20年的执政，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吸引了许多注意，一时之间更成为蓝营的救世主、“百年一见的政治奇才”。
然而，短短一年半后，却沦为台湾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县市首长。韩流的暴起与暴落，许多评论者试图提出看法；然而，多数评论仅基于片段观察、或流于情绪，难免挂一漏万。因此，本文作者借由系统性地全面检视选举数据，比对历年的投票倾向，尝试更进一步归纳韩流起落的全貌。
在韩流的暴起暴落之中，常有一个说法是2018年韩流暴起，是老年族群受到假新闻影响投韩，2020年的总统大选及罢免，则是年轻族群站出来反韩。根据我们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在这次的罢免投票中，从2018年到2020年的韩流传奇中，青壮群体、新兴社区（指有较多外地人口移入的聚落）的两次转向是重要的关键。
首先，年龄的确是重要因素，较青壮的村里在“罢韩成功”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且，青壮人口比例越多的村里，从“支持韩”转向到“罢韩”的幅度越大。本文定义的“青壮”是指20岁到50岁的人口，亦20岁以上年轻人口，加上即尚未退休、有高度生产力的人群。若问“为什么青壮人今年热衷罢韩”，就必须问“为什么青壮人口在2018年时转向支持韩国瑜”；再把视野往前伸，我们也发现，在2016年的选举中，同样也是青壮选民将蔡英文拱上了总统的位置。
简而言之，全面性的数据与严谨的计量分析，或许较能提供中性的结论，而比对历年的投票结果，更能看出高雄选民的趋势转变。本文使用2014及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结果、及本次罢免各投开票所结果，对应各里的人口、年龄组成、教育程度及所得等特征，并考虑空间相关，检视人口特性与投票行为两者的关联性，且结合田野调查，试图找出韩流兴衰的端倪。
越青壮的村里，转向的幅度越大。
本文使用村里资料，且试着以个别选民的选择所推导出的村里得票率模型来进行估计，某种程度上可以较为缓解“区位推论”的问题。选举采取秘密投票，选举意向属于个人机密资料，依法不可能取得它，研究者被迫只能从群体资料（例如国家、县市、或区域）推估个人行为，就有可能发生问题。
问题有可能源自于“以全概偏”的化约，或是群体资料隐藏了个体之间的变异；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以群体资料进行的推论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亦有学者建议使用群体资料进行分析会更有意义。一般来说，当研究者被迫以群体资料推论个人行为时，会建议先以模型讨论个体行为与群体资料之间的关联。相关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直都有持续的讨论，在此先不赘述。
我们将“本次各里的罢韩同意率”和2018年“非韩国瑜候选人的绝对得票率（亦即当初就不喜欢韩国瑜的比例）”相比，并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发现青壮选民越多（20岁到50岁人口比例越高）的村里，在这一年半间，“厌韩的比例”成长幅度越大。由简单的散布图中也可看出，越青壮的村里，转向的幅度越大。
这也就证实了端传媒所访谈的高雄第一线政治工作者的看法，诸如郑光峰议员或杨三吉里长的观察，许多2018年积极为韩拉票的年轻人，这次也积极地散发罢韩连署书。数据佐证这些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青壮选民在这两次选举中的转向，是促成韩国瑜暴起暴落的关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青壮选民的第二次转向，“转回来”。我们曾在去年年底发表另一篇韩国瑜选民分析，该文也指出，在2018年的选举中，各地转蓝的程度，也和当地青壮选民的比例成正相关。越年轻（20~50岁人口比例越高）的村里，在2018年转向投给韩国瑜越明显。
若我们简单划一个散布图，20岁到50岁的人口比例为X轴，2014年至2018年各里民进党绝对得票率的变动为Y轴，便能清楚地看出此趋势。因此，我们可说：一年半前，并不是“又老又穷”的经济弱势群众让韩国瑜取得了市长的位置，而是因为青壮村里弃民进党而去。然而，一年半后，这些相对青壮的村里又成为罢韩的主力。
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来看，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价值观、政治倾向本来就越来越不易改变；而越年轻选民尚未形成固定的看法，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争取的一群，若向这些群争取支持，相对来说，拉票的“边际效益”较大。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是新兴社区的两次转向。在我们考虑其他各种因素后，平均来说，在2010年到2018年间人口成长越快速的地区，在2018年市长选举中，也是“由绿转韩”程度较大的社区；同样地，这些社区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半间，“厌韩比例”成长较快的地区。
楠梓区蓝田里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这个里位于高雄大学正门口，十年前许多新建案落成、大型购物中心入驻，陆续迁入众多人口；根据政府资料，该里在2010年时有4214人，但2018年就成长到8287人，而该里在2018年时20岁到50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55%。
这是高雄市过去十年间人口成长最快的里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几个社区之一。在2014年的选举中，该里民进党的绝对得票率为45%，但到了2018年的选举时，这数字衰退到了28%；然而，在这次的罢免投票中，这个里又投出了42%的同意罢免率。这个变动在高雄市各里间也属前段班。
新兴社区的两次转向，或许是因这些地区的移入人口众多，社区内的人际网络或社区组织尚未固着，传统的动员网络不易深入，乃至成为“空气票”的主要来源。韩国瑜支持率在这些地区的暴起暴落，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了韩在舆论市场中，由一开始的无往不利到后来人人喊打的窘境。
然而，从2016到2018的转向可看到，无论是青壮人口或新兴社区，也不必然是民进党的忠实支持者。我们在先前分析已指出，在仔细控制各变数之后，各地转蓝的程度和当地的教育程度有显著地负相关，但跟所得并没有显著关联。
申言之，韩国瑜在2018年的兴起，与其说是韩式“发大财”的口号说出了艰苦人的心声，倒不如说是韩浅白的语言更容易打动欠缺文化资本的选民。如果施政或宣传方式背离了基层群众，则失去民心也只是转瞬间的事。新兴社区的转向，也说明了若没有发展基层组织，得票比例也无法稳固。这些不能只是选举时的权谋，长期来说，也应是政治家恒存于心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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