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反修例运动一年，人们常说“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现场也经历激变。个体的恐惧、勇气或坚持，如何纠缠于红线处处的教育结构，及日益凶险的政治现实？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酿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变？我们制作此系列报导，由人、位置及结构，来探究反修例运动怎样给香港教育体系铺设了一条“不归路”。
反修例运动去年六月爆发，由学校人链到街头小记者，运动主体之一是在校中学生；街头及报导中也常见到他们的老师的出现，无论是作为抗议者一份子，还是单纯面对街头警察执法，期冀保护自己的学生。政府公布截至去年12月，共计近1000名学生及80名老师被捕。对此现象，内地媒体延续雨伞运动后作风，再次高调指斥中学通识科主张思辩及中史教育不足，乃“香港乱象的主因”；港澳办发言人徐露颖在去年8月运动最炽热时，言称热爱国家该是学校的“第一课”，香港学校及课堂却“遗憾地缺失”。
与2012年反国教运动至2019反修例运动之前的时段相比，反修例运动展开后，有关教师政治言论（从课堂表达到课后教师个人社交媒体言论）及社运参与（如参与示威被捕）的投诉数目急升，投诉往往需要校方甚至教育局介入调查；关注教育的亲建制团体对个别教育工作者的狙击行动，也比此前更为猛烈。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在不同场合指出，教师理应注重包括“私人空间”在内的言行，校长也该认真处理有关老师的投诉，否则教育局可以吊销教师、甚至校长资格。至五月中旬，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前，连串新闻亦震憾香港教育界，包括考评局在文凭试完结后，取消一条被教育局及媒体猛烈谴责为“伤害民族感情”的历史科考题。
与此同时，2020年4月，由学者及资深教育界人士作顾问、老师及教育政策研究员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自主指数研究团体”发表本年度第一份报告，其中教师对反修例运动前后“专业自主”的评分，由6.19分下跌至3.78分的不合格水平（10分为充分自主）；有受访教师指教育局多次表示有权吊销教师牌照，由是担心课堂言论成为投诉材料，刻意避谈新近社会事件。
其实在香港，教育始终是一个未能完全“回归”的场域。反修例运动之前，2012年，中学生带领的“反国教”运动，令“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无法以独立科目形式开展于中小学。此后数波社会运动，2014的雨伞运动与2016的鱼蛋革命，内地官方论述都不时归咎于香港的爱国教育、中史教育开展不足。2012年之后，个别学校或教师，或因以教师个人身份撰写评论批评警察、街头以粗言骂警方执法不公，或因学生在早会发表批评政府言论、校内教材被指偏颇等等，即引发2012年之前少见的关涉教育场所政治风波，引致相关教师及学校被亲建制报章连环点名批评，新冒起爱国团体到访学校示威等状况。与此同时，香港政府部门教育局亦在制度内展开课程改革，加强不同形式的国情教育。2018学年起始，中史科成为所有香港初中必修科目；发布于2017年5月取代旧版课程文件的《中学教育课程指引》中，有关“价值观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强化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学习，成为政府修订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