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反修例运动一年，人们常说“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现场也经历激变。个体的恐惧、勇气或坚持，如何纠缠于红线处处的教育结构，及日益凶险的政治现实？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酿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变？我们制作此系列报导，由人、位置及结构，来探究反修例运动怎样给香港教育体系铺设了一条“不归路”。

反修例运动去年六月爆发，由学校人链到街头小记者，运动主体之一是在校中学生；街头及报导中也常见到他们的老师的出现，无论是作为抗议者一份子，还是单纯面对街头警察执法，期冀保护自己的学生。政府公布截至去年12月，共计近1000名学生及80名老师被捕。对此现象，内地媒体延续雨伞运动后作风，再次高调指斥中学通识科主张思辩及中史教育不足，乃“香港乱象的主因”；港澳办发言人徐露颖在去年8月运动最炽热时，言称热爱国家该是学校的“第一课”，香港学校及课堂却“遗憾地缺失”。

与2012年反国教运动至2019反修例运动之前的时段相比，反修例运动展开后，有关教师政治言论（从课堂表达到课后教师个人社交媒体言论）及社运参与（如参与示威被捕）的投诉数目急升，投诉往往需要校方甚至教育局介入调查；关注教育的亲建制团体对个别教育工作者的狙击行动，也比此前更为猛烈。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在不同场合指出，教师理应注重包括“私人空间”在内的言行，校长也该认真处理有关老师的投诉，否则教育局可以吊销教师、甚至校长资格。至五月中旬，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前，连串新闻亦震憾香港教育界，包括考评局在文凭试完结后，取消一条被教育局及媒体猛烈谴责为“伤害民族感情”的历史科考题。

与此同时，2020年4月，由学者及资深教育界人士作顾问、老师及教育政策研究员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自主指数研究团体”发表本年度第一份报告，其中教师对反修例运动前后“专业自主”的评分，由6.19分下跌至3.78分的不合格水平（10分为充分自主）；有受访教师指教育局多次表示有权吊销教师牌照，由是担心课堂言论成为投诉材料，刻意避谈新近社会事件。

其实在香港，教育始终是一个未能完全“回归”的场域。反修例运动之前，2012年，中学生带领的“反国教”运动，令“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无法以独立科目形式开展于中小学。此后数波社会运动，2014的雨伞运动与2016的鱼蛋革命，内地官方论述都不时归咎于香港的爱国教育、中史教育开展不足。2012年之后，个别学校或教师，或因以教师个人身份撰写评论批评警察、街头以粗言骂警方执法不公，或因学生在早会发表批评政府言论、校内教材被指偏颇等等，即引发2012年之前少见的关涉教育场所政治风波，引致相关教师及学校被亲建制报章连环点名批评，新冒起爱国团体到访学校示威等状况。与此同时，香港政府部门教育局亦在制度内展开课程改革，加强不同形式的国情教育。2018学年起始，中史科成为所有香港初中必修科目；发布于2017年5月取代旧版课程文件的《中学教育课程指引》中，有关“价值观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强化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学习，成为政府修订重点项目。

香港社会随政治浪潮逐波翻涌，及至反修例运动达至高潮，再历一载，教育本关涉不同代际心灵互递，而这样的政治现实与日常盘根错节的制度中，教师、校长与学生在过去一年的动荡与撞击中，各自经历了哪些“心灵”变化或危机？

“今年我不断地想，要靠知识和制度改变社会，我要上升到什么位置才够？要像林郑般做特首？还是要做维尼才够？这些路径好像还不如社运实际。”

学生篇：穿上校服的抗争少年

2019-2020 整个学年，大部份校际活动因社运或疫情取消，香港中学生最深刻的校际活动，可能就是新闻图片里壮观而青涩的地区“联校人链”。观察可见，“联校人链”、罢课、校内公民讲堂等运动期间香港中学常见的表态活动，多由校内“反修例关注组”数位核心成员负责统筹联络，再与校方讨论。运动期间，有学者统计过全港超过八成、近390间中学成立了“反修例关注组”。

事隔近一年，不少“反修例关注组”的社群都静下来。中学全面复课仅一周，校园的抗争能量远低于沸腾的2019年。当日在校内牵头与或大人“谈判”，希望感染更多同学的少年人，今日过得怎样？见识过什么又最记得什么？他们的明天，又想要去哪里？

遇上Blackbloc老师

“学校无法‘禁锢’学生。我们最怕，是他们往后连抗争行纵、在外遇险，也不告知我们。我们连帮助和介入的途径也中断。”

运动过去近一年，许多参与者都被无力感支配。但阿飞不是。他反应快，擅交际，是那种把握每个机会，在Telegram发连猪和Pepe贴图的人。阿飞是应届文凭试学生，读书算有天份。2019下半年，虽然他和许多运动参与者一样，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抗争，但成绩没有大跌。阿飞自觉入大学该没大问题，他很希望可以考入在运动中得到了“暴徒大学”恶名/美誉的中文大学。“我从少到大都爱发白日梦。不过从前分心的是打波（打球）、去玩的事情；今天分心的是抗争运动。”停课日子，同窗都全力准备考试，阿飞也调整了作息，早睡早起——虽然每天仍然会花三个多小时去处理校外社运组织的事务。

说起学校的人和事，阿飞最记去年烽烟四起的抗争街头。那天，他一身黑衣走到街上，现场有传闻说，警察开了实弹。但阿飞和朋友继续在路上，希望可以阻挡警方防线。突然却发现怎么眼前这个一起行动的手足，声音那么熟：眼罩背后，原来是自己的老师，“哇，我心里叫了起来。”事隔大半年，高个子阿飞，还说得手舞足蹈。

但阿飞知道，无论自己，还是老师，都不应该相遇在那个时空的抗争街头。

去年12月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有80名教师及教学助理在反修例事件被捕；杨亦表示，按照《资助则例》，教师若涉及刑事或不当行为，学校可著令教师停职。阿飞知道这些日子“同路人”老师面对的压力。回到学校，阿飞与老师，点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确认了大家当天的存在，没有再详谈。然后，大家若无其事的上课，搞课外活动，绝口不提抗争街头。那位师长，有口难言，但始终担心阿飞，在各个抗争的日子，那位老师都会发短讯给阿飞，希望知道他安全无恙。

又一次，在11月那段日子，抗争者与警察持续对峙，不绝有人堵路、丢砖；警方也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回应。那天，阿飞向父母讹称上学，却没有回学校，“反正全香港都塞晒，返唔到学。（全香港都堵塞了，上不了学）”学校的老师们，其实知道当天缺席的那班学生，很可能都跑在街上。无法控制他们行踪，老师们唯有在学校附近巡视，看可否在街上遇到那些像阿飞一样的学生，拉他们回校，或至少劝他们退到安全位置。那一天，阿飞那班朋友，成功避开师长，没有被“活捉”回校。但他知道，那班老师们在街上游荡、巡视了一整天。

实际上，许多老师都知道，要劝退热心抗争学生放弃出去，非常困难。在另一间学校，这一年负责辅导及接触校内关注组及抗争学生的黎老师告诉记者，面对一批抗争青年，最无力的，是无法劝退学生，“和他们说，好危险，会受伤、会被捕，影响一生，但是没有用，他们不听，怎样说都没有用。然后，你强硬说‘唔淮’、‘不可出去’吗？首先是，学校无法‘禁锢’学生。你充其量只可以请家长注意。而且，这样一来，大家关系破裂。我们最怕，是他们往后连抗争行纵、在外遇险，也不告知我们。我们连帮助和介入的途径也中断。”

阿飞知道这些日子“同路人”老师面对的压力。回到学校，阿飞与老师，点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确认了大家当天的存在，没有再详谈。

五大诉求：要吃饭还是要抗争

运动爆发之后，阿飞除了会在街上，也是校内关注组的核心成员，还积极参与校外抗争组织，“起初，很单纯，觉得‘好威’，‘出名’嘛。”阿飞傻笑说。但做下去，才知道，“好威”以外，很艰难。

例如他知道，不可能强求任何人“做多点”，那怕那是自己最亲、外界看来最支持运动的中学生同学。

每一年，阿飞学校都安排大家穿上整齐校服，拍班级相作校刊纪录，而往往他们都会额外要求多拍捣蛋照，私下留念。今年，同学都把握这个机会，全体做个“五一”（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手势，留念，“ 好好玩，照片出来就像黄蓝对照录。”一如所料，五一的占多数，也有不愿表态的同学刻意举V字或一脸若无其事。

不过，齐心表态的，仅限于做个手势拍拍照这些好玩易做的。这一点，哪代人都一样。那次午间集会，明明连校方都开绿灯，只要不辱骂别人，和平表态，集会是可以的。但阿飞身边的同学们，却成了十个救火的少年，愈走愈少，“喂，明明见大家影相时好落力（努力）的做五一手势，在IG、facebook好落力表态啊！叫大家去集会啦，居然这些同学都说，‘Sorry呀，要温书’，‘要食饭’。原来为了抗争，大家是连吃饭时间都不愿牺牲。”高头大马的阿飞，一边搔头，一边说自己不懂。当然，“牺牲”更大的罢课，救火的少年更加少。“我们九月初的‘罢课’完全失败。除了少数核心‘关注组’成员，基本上没有同学响应。罢课嘛，又要求家人写家长信（注：香港许多学校要求学生征得家长同意才能参与罢课），又要牺牲上课，只有极少同学响应。”始终，阿飞读的，是一家读书风气很盛的学校。

那次后，阿飞明白到，运动成功与否，原来不能永远归咎“权威”和“政治打压”。你还要问，你有没有能够打动别人，包括死党好友，“是失望的。所以就在校外多做一点，吸收经验吧。始终我都是相信群众力量。一万人各自做一件事，比我一个人做同一件事一万次有效。”

“叫大家去集会啦，居然这些同学都说，‘Sorry呀，要温书’，‘要食饭’。原来为了抗争，大家是连吃饭时间都不愿牺牲。”

自相矛盾的校方

阿飞多次告诉记者，总的来说，觉得他的老师校长很尊重不同立场的同学意愿。他们表态的要求，在不伤害或侮辱其他同学的立场的前提下，学校通常许可的。

唯一让阿飞不舒服的，是陆运会。那次，他们在赛道上，希望一边跑，一边展示“光复香港”的旗帜。然而，运动场上的一位老师没收了他们的旗帜，理由是，赛事现场不应该有与赛事现场无关的物品。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确与比赛无关。我问阿飞，你们对老师要求会否太过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原因不是‘与赛事有关无关’啊。许多运动员也带著与比赛无关的东西，却没有被没收啊。为什么不可以坦白说，其实学校很难做，或者不希望运动会有人宣传强烈强政治立场？为什么要搬出看起来很权威的条文？”

最后，阿飞选择和另一位负责老师理论，而该位老师没有再搬出赛事规则，直接告诉阿飞，认为运动会的目的是运动竞赛，不希望这个场合的焦点是政治活动，“如果老师坦白说，不搬个牵强理由，其实我们不会‘反枱’（翻脸）的。他这样说，大家‘条气就顺’（顺气），于是就合作的不在比赛期间举旗了。”

“其实老师都觉得，给学生抒发感受是可以的。罢课、集会其实ok，但我们最忌同学高调。好多激荡抗争的照片被放上网，黄媒吹捧或是蓝媒批斗一回。这一点最麻烦。”

政治不入校园？

今次专题接触过的五位关注组成员，对学校在反修例事件对学生诉求的处理手法，有不一评价。但他们彼此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谅解学校“几惨”（很惨）、“怕家长烦”和“怕出面（外面）的人烦”，认同学生在表态之余也应该与校方商量和作适当妥协；但最不满的，往往不是校方要“禁止”某个活动，而是他们给出的理由难以自圆其说。

在另外一间学校读中五，同样是运动参与者和关注组成员的森仔，也有类似看法。

在612开始，森仔已经是校内最热衷反修例事件的人。平日在学校，森仔内向。但那一次，森仔见到6月9日百万人上街之后，政府都无动于衷，就主动约校内朋友，和在同一屋邨的街坊死党，近20人一起到金钟。2019年夏天至现在，森仔的生活都离不开抗争。停课期间，森仔依然积极更新校内关注组的专页。
“有一次，我们想搞午间音乐会，唱《荣光》。本来，说好了，会在露天蓝球场举办。校内抗争，当然露天操场好，想全校都看到。”森仔说。

事先都与校方说好，“怎料临时学校著我们回去有盖操场，理由是阻碍其他同学练球。我们都不服气，根本大家事前都和球队约好，那天不会练球。”

为什么师长有这个决定？“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是坚持有人会来练球。但最后我们也就范。唯有搬到有盖操场进行。”头发有点蓬松，身形瘦削的森仔说。

森仔老师的做法，其实是今年香港学校惯常打“擦边球”、让学生纾发感受的方法。“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为了杜绝国共两党在校园内进入政治渗透。到今天，“政治中立”的教育原则仍然是学校、乃至教育局官员都喜欢挂在口边的关键词，老师们都有共识，学校不该成为宣扬政治理念的地方。然而今年情况不同，香港学生激烈情绪前所未见，许多学校也愿意开一个渠道纾发心情。“其实老师都觉得，给学生纾发感受，是可以的。但真是希望学生们低调的、不要那么张扬。罢课、集会都好，其实ok，但我们最忌同学高调，声势浩大。好多激荡抗争的照片被放上网，然后黄媒吹捧／蓝媒批斗一回。这一点最麻烦。”这一年经常负责与关注组同学“谈判”的黎老师说。

我问森仔，老师怎样的态度，最让他反感或欣赏？

“如果老师是在真心‘听’我们的想法，想知道我们搞那些活动的原因。那就算他最后不批淮或有别的意见，我们也是欣赏。但另有一类型老师，好喜欢把‘政治不入校园’挂在口边。他们的态度是，‘你最好什么都唔好讲’，回到学校，只要读书就好。我很不喜欢。正正是你们（学校）平日口口声声要我们关心社会。好了，现在我们都很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把意见带回学校表达。然后你又说‘政治不入校园’？好自相矛盾啰。”

今年香港学校惯常打“擦边球”，让学生纾发感受。其实，“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为了杜绝国共两党在校园内进入政治渗透。

入大学有什么意义吗？

虽然搞了好多抗争活动，但抗争之后这一年，森仔过得很不开心，“我仍然是很关心抗争的事情。但好像忘记了‘快乐’的感觉是怎样了。”停课期间，森仔好多时候七、八点才睡——说的是早上七八点。晚睡的原因，可能是打机，可能是看动漫，更多时候，是在关注抗争相关的事情，或为那个比学期初冷清得多的关注组网上社群发文，呼吁同学关心现在的立会内会冲突，“ok的，就算只有五个同学看到帖文，但他们因此关心事件，都有点价值吧。”

停课这半年，森仔开始在想，一直以来发奋要入大学的意义。2019年底，森仔仍然坚持参加每个周末的激烈抗争，但回到学校，他无法接受同班同学仍然以追考试、追课程进度为最大任务，仿佛世界与他们无干，“而且今年我不断地想，要靠知识和制度改变社会，我要上升到什么位置才够？要像林郑般做特首？还是要做维尼才够？这些路径好像好还不如社运实际。”
在继续升大学，和高中毕业后专注搞社运之间，森仔有一个更切身的问题要解决：来年能否继续升班。他觉得，经历抗争之后，他来年很可能要在重读一年，“班主任也在年头与我妈谈过。”

向来，他不是最标青的一群，但肯定不致于留班的。森仔读的是理科班，在香港教育制度，成绩不赖的同学才会去读理科的。

但这个学年，森仔说，根本不知道自己“上左D咩”（读了什么）。整个2019年底，周末就往枪林弹雨的街头跑。回到家中，整晚失眠，脑海里就是街上对峙画面，或者同伴被捕，或骨折。就算前一晚抗争激烈，森仔尽量坚持不缺课，“因为不上学，母亲会骂。但是就算回到课室，看著老师说话，也是‘左耳入、右耳出’，脑海在想别的事，难以集中精神。”森仔觉得，任教他的老师，都尽量关心他，不会急于责备他整天在睡、在发白日梦，而是希望知道他面对什么困境，然后帮忙他，“我是喜欢老师关心我的，但自己也认识了很多校外朋友被捕，所以也‘就住就住’（小心迁就），不敢透露太多。”一个高中生，预早习得了高度的戒备和审慎。

反修例运动以后这一年，香港人出现了很大的精神健康问题，中学生当然也如此。政府的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在1月公布调查，约15%的年轻人出现主要抑郁症状。当然，少年人普遍对成人的不信任，也是运动里的普遍现像。

“正是你们学校平日口口声声要我们关心社会。好了，现在我们都很关心社会发生的事，把意见带回学校表达。然后你又说‘政治不入校园’。”

学校社工的难题：你黄还是蓝

在中学当驻校社工Billy也有同感。他留意到，因为参与社运而感到困扰的同学，普遍有一种绝望或无力感，会像森仔一样，常常疑问当社会环境恶劣，奋斗向上的意义，“他们会问，‘“仲读书来为咩？’（还要读书是为什么）”然后Billy苦笑说，“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大人也觉得很难答。唯有告诉他们，我们也有同感，他们不是孤单一个去面对这种无力感吧。”除此之外，今次运动抗争者戒备极高，深信老师和社工都是“笃灰”（举报）的可疑人物。Billy 说，有时候，同学与社工倾谈之前，会先问他是“黄”或是“蓝”，要确认立场相同，才展开对话，“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挺困难。我们专业训练是不应该以政治立场挂帅，因为我们也担心，若说自己支持运动，那么反过来因为来自警察家庭、或者支持政府的同学，便可能抗拒与我们接触。遇到这些场合，我唯有反问同学，难道我的立场，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我不可以单纯听你的感受吗？”　

访问到最后，我问森仔，还记得上一次“快乐”的时候怎么样呢？

费煞思量一大轮，森仔说，“上一次好开心，是在圣诞前的Sing Con (歌唱比赛)。”那一次开心，并不是因为戏剧性的同学在唱抗争歌，而是同学和老师在疯狂唱旧歌，一班人在玩得疯狂。

十六岁的少年人，最近一次有快乐的感觉，原来是在半年前。

（待续）

阿飞、森仔、黎老师、Billy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