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中西部一所高校计算机专业读博的赵辰最近过得兵荒马乱：
同校二十几名国际学生的签证突然被撤销了；实验室的经费变得紧张了；他原定的暑期实习因为正式员工被裁员而不了了之；师兄今年找教职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反复横跳的关税政策，也让他为生活成本上升而担心着。
赵辰的处境是许多目前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缩影。特朗普二度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反移民、打压科学界的政策，留学美国的不确定性陡增。
记者采访了目前正在美国高校读博的七名中国留学生，谈到近期的心情，有人焦虑不安，也有人已经“麻了”，因为“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目睹大批国际学生失去合法身份，以及科研经费被大幅削减后各个高校不得不“收紧钱包”，他们开始谨慎思考毕业后留在美国的选择，“到了现在这个节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考虑离开美国的可能性”。
签证焦虑
“给我一种特朗普是不是要在每个学校完成多少KPI的感觉，”赵辰连用“离谱”“窒息”“恐怖”几个词感叹，“就好像你在家什么事都没干，突然FBI opens the door。”
三月底，沈凯和朋友到加州旅行。沐浴在明媚的春光和西岸吹来的海风中，他暂时忘却了几个月以来作为一名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美国红州求学的焦虑和不安。
叮。新邮件提示音把他拉回现实。学校要求包括他在内的部分国际学生完成“Foreign Influence Screening Survey”，包括再次填写申请美国签证时填过的DS-160表格（其中要列出自己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提交一份极尽详细的简历（要求之一是列明本科以来的所有科研成果以及拿到的每一项科研资助的详情），并提供护照包括空白页在内的全部页面。
这样的要求并非针对全部留学生，而是特指“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有过一年及以上培训或工作经历”的群体。
看着长达两屏的材料清单，沈凯觉得太阳晒得他发晕。同行的朋友也在美国读博，但因为在蓝州，没有收到这样的要求。
加州之行以沉重的氛围结束。在那之后的一周，沈凯忙着整理这些让他焦头烂额的材料，没想到风波再起——大批国际学生被取消了SEVIS。
SEVIS，全称为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Information System（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用于追踪和管理持有F、J和M类签证的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动态信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管理。被取消SEVIS，意味着留学生在美的合法身份立即失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为15天内）离境或尽快采取措施恢复身份，否则将可能被遣返。
据美国Inside Higher Education统计，截至4月24日，累计已有280多所大学的超过1800名学生被取消签证（4月25日，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恢复数千名留学生的学生签证）。而对于这些国际学生签证被撤销的原因，至今没有一个官方说法。
千分之二。四月以来，赵辰的脑海里每天徘徊着这个数字。他是美国中西部一所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四月初，他收到了学校的一封邮件，被告知超过20名国际生的SEVIS被取消，而全校国际学生大概约10000人。
通过网络上和身边的例子，赵辰总结出了三种潜在的雷区：首先是参与过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活动；其次是有交通违规记录，比如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即使程度轻微，或发生时间在十年前；还有更让人防不胜防的原因，比如和男女朋友或室友吵架。
美国东北部一所高校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周宇说，他身边有人最近刚找到工作，但因为曾和前任吵架，被报警，导致SEVIS在不久前被终止，“接下来就得看公司帮不帮忙”。
“给我一种特朗普是不是要在每个学校完成多少KPI的感觉，”赵辰连用“离谱”“窒息”“恐怖”几个词感叹，“就好像你在家什么事都没干，突然FBI opens the door。”
另一点和往常留学生签证被撤销时的情形很不同的是，这次校方不会提前收到通知。据财新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在4月7日发布的一份内部信中表示，学校没有收到通知，只有通过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每天主动在SEVIS数据库中进行检查，才能得知此事。
四月上旬，周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普法讲座。会上，律师给他们讲解了签证撤销事宜中要了解的信息，比如哪些部门参与其中、部门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有权做什么而无权做什么。校方表示会平均每一个小时检查一次学生们的签证，如果发现有人的SEVIS被撤销，将在1-2小时内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则要尽快联络律师并授权。律师还提醒他们，被相关部门找到后，当事人的手机可能被收走，所以要提前打开手机的位置共享功能，因为和外界失联后学校和律师只能通过手机定位判断学生所在位置，并以此推测案件进展。
坐在台下，周宇和朋友对上目光，看到彼此眼中都是震惊，“大家都很意外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这种时候高校还是会站在学生这边。”美国西南部一所高校的计算机博士生楚风说。三月底以来，他的学校发过好几封邮件，告诉他们如果签证受到影响，一定要联系学校，学校会帮忙解决。赵辰也在四月初收到了学校的邮件，承诺为被取消签证的留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但他不确定这是否有用。“（15天）时间这么短，即使打官司，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他说，“反正如果真的中招了就很麻烦。”
在红州的沈凯则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没有收到来自学校官方的任何提醒，在他看来“学校并不想表态”。
那些已经被撤销签证的学生，或以个人或团体的身份发起诉讼，或只能“自愿离开”。据《New Hampshire Bulletin》报道，4月4日，在达特茅斯学院读博的中国留学生Liu Xiaotian被撤销SEVIS，而他没有违法记录，也从未参与过抗议活动。在他起诉国土安全部后，4月9日，新罕布什尔州联邦法院裁定暂时恢复他的学生身份，直到法院作出进一步裁决。“这是最近唯一一个好消息。”周宇说。
面对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留学生们的心态各异。赵辰觉得自己正变得神经敏感。打开社交媒体，他总能刷到又有人被取消SEVIS的帖子，看得他胆战心惊，“但又做不到不看”。
也有人在短暂的惊慌后恢复平常心。“这种个例肯定很让人害怕，”楚风说，“但是我身边还没有实际的例子，所以生活暂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沈凯认为，现阶段能不离开美国，肯定就不离开美国，但他也不会过于紧张——他向来遵纪守法，从不超速，“不可能好好待着就被取消了”。
陈易是美国西南部一所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刚得知因为交通违规被取消签证的例子后，他开车时格外谨慎，“看到红灯狠狠停下”，但后来听得多了，他已经“麻了”——“回国也挺好”。
科研受阻
陈易认识的几个今年找工作的博士生，纷纷放弃学术界，转向业界，“可能因为我认识的都是男的，异性恋，是最不具备diversity的”。楚风则担心，“diversity”在如今的美国恐怕并非优势，“特朗普在打击DEI，企业可能会规避对亚裔的招聘”。
美国西南部一所高校生物专业的博士生郑岩最近发现，课题组有阵子没组织过团建了；开组会时导师不点正餐了，改成了奶茶；到校外采集数据时的通勤费用也没法报销了。
“最近经费挺紧张的。”陈易听导师说，课题组有两笔很大的经费都在申请时遇阻。楚风则注意到，近两三个月以来，导师参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述职会的频率明显变高。
如果说签证被取消更多还是一种隐形的可能，那么特朗普对科学界的打压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留美博士生们的日常工作。
特朗普二度上台后，作为美国科研经费的最大资助方，联邦政府的预算被大幅削减——2月10日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公共资助机构，将间接成本费率的上限降至15%。所谓间接成本，指除了研究人员的工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试剂材料之外，包括实验室运营、设施维护、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一切费用。另外，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也被特朗普政府要求将预算削减55%，并裁撤一半的员工。同时，联邦政府对和DEI（多元、平等和包容）相关的项目也实行了苛刻的审查。
特朗普对科学界的敌意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已经暴露。根据数据库Silencing Science Tracker的统计，从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到拜登就职期间，仅联邦政府就采取了346项针对科学的限制性举措。“因为见识过他上一个任期干了些什么事，所以对他大概要干什么其实有一个预期。”楚风说，在特朗普胜选后，他和身边的同学老师普遍已经做好了“不确定性增加很多”的心理准备。
对于博士生们来说，科研经费被砍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很多人不得不开始做TA（Teaching Assistant）。
沈凯解释，如果课题组的经费充足，博士生只用做RA（Research Assistant），工资由导师付；而当导师的经费紧张时，由学系付工资的TA变成“香饽饽”。陈易和楚风所在的学系则去年年底开始就建议博士生申请TA。“一种预防性的措施，”陈易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家都能预见到经费要减少，得收紧钱包。”
“TA主要是麻烦。”楚风解释，他们要投入很多精力做科研以外的事，比如给本科生判作业、给教授打杂，每天至少花一两个小时，会明显拉低科研效率。谈到做TA的负担，陈易的语气很无奈，“也还好，有学上就不错了”。陈易所说并非夸大。在楚风和沈凯的学校，TA岗位供不应求，甚至有学生因为没有申请到TA、工资锐减而选择暂时休学。
政策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留美博士生对职业道路的规划。按照原本的计划，计算机专业的赵辰今年暑假会在美国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实习，但不久前，实验室里多位没有拿到绿卡的正式员工被裁员，赵辰的实习机会自然也不了了之。
身边的实例也挫伤着他对未来求职的信心：近年来教职本就“越来越卷”，科研经费收紧后，许多高校更进一步缩减了招聘名额。他和几个今年毕业的师兄聊天，感觉“他们都焦头烂额，不太想多说话”。其中一人按照他的论文发表水平和往年的情况，本应能应聘到全美TOP50的高校，但今年只拿到了TOP250的offer。
陈易认识的几个今年找工作的博士生，纷纷放弃学术界，转向业界，“可能因为我认识的都是男的，异性恋，是最不具备diversity的”。楚风则担心，“diversity”在如今的美国恐怕并非优势，“特朗普在打击DEI，企业可能会规避对亚裔的招聘”。
另一个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的问题是，毕业后是否还要继续留在美国。
尽管局势有很多不确定，在美国就业对他们而言仍然具有不小的吸引力。计算机博士生楚风和同专业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如果回国，他们大概率会加入华为、腾讯、阿里等大厂，收入上可能和在美国差得不算太多，但在work-life balance上远远不及。“在美国，一周五天，我想两天在家干活，这是完全可行的，”他话锋一转，“国内实在太累了。”
不过，楚风心中天平的倾斜度也在变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觉得只要做留在美国的“一手打算”就可以，但到了现在这个节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考虑离开美国的可能性”。生物专业的沈凯也表示，要是这样下去的话，到了博士后阶段他大概率不会留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是他主要的考虑方向。
对于刚开始科研道路的博士生群体在政策变化下的脆弱性，《Nature》今年2月底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研究生、博士后以及刚刚开始建立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往往靠每月的工资勉强过活，他们最依赖联邦资助维持收入，同时又最缺乏工作保障。”郑岩认同这样的说法，“没上岸的人在风波里最惨”。
风波中，顶尖华人学者首当其冲。今年三月，印第安纳大学终身教授、计算机安全领域最知名学者之一王晓峰的住所被FBI突击搜查，随后他被学校解雇。特朗普第一任期推行的“中国行动计划”的冲击还在延续。
不过，沈凯觉得作为博士生暂时无需太过焦虑。“现在被查的主要还是那些敏感领域的顶尖华人科学家，我们学生还不配被狠狠地针对，”他说，“再说华人学生也挺重要的。要是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都被遣返了，美国的学术机构也得瘫痪。”
“不指望今年能回国了”
来美国前，楚风料想到中美关系会恶化，但现实的发展比他预料的要快很多。“当时没觉得会多么深刻地影响到我，”他说，“更绝对想不到现在被特朗普搞成一副要打仗的样子。”
“很难说未来如何计划。你都不知道下个月甚至明天会发生什么。”四月初，沈凯刚提交完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证明，特朗普政府朝令夕改、反复横跳的关税政策再次打乱了他的生活。
留学生群里，有人号召大家提前囤货，“有什么要从国内买的赶紧买”。很多在美中国留学生会在国内电商平台上买电子产品、日用品和零食，不见得物美但一定价廉，比如沈凯买过的车载摄像头、墨镜夹片，价格是在当地的1/5甚至1/10。沈凯身边不少人最近“疯狂地买了一波”，平台上很多商品都显示售罄或断货。他的室友也趁关税全面落地前赶紧下单了一个电脑机箱，但物流速度明显变慢了，之前过海关通常只用一两天，现在则要接近五天。
被关税政策影响的还有沈凯的财务情况。他玩美股，一万多美元的本金最近只剩下八千。“政策一天一变，股市也跟着变。”他哀叹。
来到美国这个红州读博近三年，沈凯逐渐习惯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排斥乃至敌意。两年前，沈凯所在州的公立大学集体封禁TikTok、微信和QQ，禁止校园网连入这些App，也禁止学校设备安装这些App。为了能和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正常联络，拿着2500美元月工资的沈凯，自那之后还要从每月至多100美元的结余里挤出一半付网费。2023年，该州还曾颁布法律，禁止州内公立大学教职工招收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进入其实验室工作。那阵子沈凯刷社交媒体，看到有人想来他的学校读博，底下全是劝退的声音。
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时刻，沈凯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排华倾向，“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学术机构里，环境相对单纯”。但最近，即使是身处蓝州的博士生们，也或多或少开始意识到“风声不对了”。
在申请美国签证时被卡过9个月的周宇，从读博伊始便对中美关系相对悲观，“越来越紧张是必然”。特朗普胜选那天，他问起美国同学的感受，对方摇摇头说，“晚上回去要喝点酒”。
郑岩也记得，大选结果落定那日，校园里的气氛很down。而真正让他意识到事态不对劲的，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见。那天导师走进实验室时一脸凝重，问他们，你们看新闻了吗？
令赵辰格外震惊的是万斯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的言论：绿卡持有者没有无限期留在美国的权利。“那绿卡的意义是什么？对这种逆天言论我真的服了，”赵辰很愤慨，“他老婆也是移民的女儿，他还天天发表一些反移民言论，也不问问自己老婆怎么看。”
被紧张的氛围笼罩，中国留学生们愈加谨言慎行。四月初，楚风学校的研究生工会组织了反对特朗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的抗议活动。顾虑到风险，他和认识的中国学生里没有人参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出境成为一道红线。赵辰的学校告诫学生们谨慎考虑国际旅行，如果三思后仍要出行，一定要仔细检查出入境条例，“类似于官方不建议，你自己看着办”；周宇的学校建议留学生在国际旅行前提前联系律师并和学校报备，而他的导师则说得更明确，“你们就不要去”。
短期内回国探亲变成奢望。陈易说，“没事肯定不敢回”，赵辰也“不指望今年能回国了”，计划看看到明年春节的形势如何。为彻底规避风险，沈凯则打算顺利毕业后再回家。这样的心态在留学生中其实相当普遍。郑岩来美国读博已三年，中间一次都没回过国。他坦言，刚开始的两年很难熬，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当时选择这条路，就已经做好了五年不回去的准备”。
但还有很多变化是他们无从提前准备的。三年前的夏末，赵辰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想到即将展开的博士生活，心情无比振奋。那时他觉得，疫情在变好，签证的通过率在变高，“真是一点顾虑都没有”。
来美国前，楚风料想到中美关系会恶化，但现实的发展比他预料的要快很多。“当时没觉得会多么深刻地影响到我，”他说，“更绝对想不到现在被特朗普搞成一副要打仗的样子。”
当生活中充斥着不确定性，焦虑是难免的。三月底以来，赵辰在实验室推着推着数学证明，就会控制不住地拿起手机，刷刷社交媒体，“很烦，很心浮气躁”。正常来说他还有两年多就要毕业，最晚明年开始也要将求职提上日程，但他不愿细想。“有点逃避去做长远的规划，”他的声音很低落，“可能你的规划做得好好的，一个新总统上任，本来的路就走不通了。”
对于长期规划趋于失效，沈凯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在当前的局面下人要保持灵活性，“不能再非常死板地顺着一开始规划的路线一直往前走了”。
郑岩则相对淡定。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种种政策更像是他作为商人的一种试探、一种策略，比如反复横跳的关税，“在全世界各打一枪，吓到谁就是赚到了”，不太具有可持续性。
蝴蝶扇动翅膀，美国之外的高校和科研界也感受到了震动。3月27日，《Nature》发表了一项针对在美科学家的调研结果：1650名受访科学家中，超过1200人正考虑离开美国，欧洲和加拿大是首选目的地。
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科研人才争夺战或将打响。三月底，欧盟科学部长呼吁欧盟委员会做好准备，欢迎受到特朗普系列政策影响的美国研究人员。留学生也是人才招揽对象。4月26日，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谈到，“香港的高校会考虑在美国因学生签证续期受影响的学生，欢迎他们来到香港继续学业”。
赵辰有时会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聊起政策的种种变化，但都聊得很浅。“聊也没有什么用。你分析半天，顶不过人家发一条推特。”现在回想起博士刚入学时的情景，他觉得恍惚，“其实也才过去三年，三年之后，谁知道又会怎么样呢”。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沒有科研人員，美國將會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