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反修例運動一年，人們常說「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現場也經歷激變。個體的恐懼、勇氣或堅持，如何糾纏於紅線處處的教育結構，及日益兇險的政治現實？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釀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變？我們製作此系列報導，由人、位置及結構，來探究反修例運動怎樣給香港教育體系鋪設了一條「不歸路」。

反修例運動去年六月爆發，由學校人鏈到街頭小記者，運動主體之一是在校中學生；街頭及報導中也常見到他們的老師的出現，無論是作為抗議者一份子，還是單純面對街頭警察執法，期冀保護自己的學生。政府公佈截至去年12月，共計近1000名學生及80名老師被捕。對此現象，內地媒體延續雨傘運動後作風，再次高調指斥中學通識科主張思辯及中史教育不足，乃「香港亂象的主因」；港澳辦發言人徐露穎在去年8月運動最熾熱時，言稱熱愛國家該是學校的「第一課」，香港學校及課堂卻「遺憾地缺失」。

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至2019反修例運動之前的時段相比，反修例運動展開後，有關教師政治言論（從課堂表達到課後教師個人社交媒體言論）及社運參與（如參與示威被捕）的投訴數目急升，投訴往往需要校方甚至教育局介入調查；關注教育的親建制團體對個別教育工作者的狙擊行動，也比此前更為猛烈。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在不同場合指出，教師理應注重包括「私人空間」在內的言行，校長也該認真處理有關老師的投訴，否則教育局可以吊銷教師、甚至校長資格。至五月中旬，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前，連串新聞亦震憾香港教育界，包括考評局在文憑試完結後，取消一條被教育局及媒體猛烈譴責為「傷害民族感情」的歷史科考題。

與此同時，2020年4月，由學者及資深教育界人士作顧問、老師及教育政策研究員組成的「香港教育專業自主指數研究團體」發表本年度第一份報告，其中教師對反修例運動前後「專業自主」的評分，由6.19分下跌至3.78分的不合格水平（10分為充分自主）；有受訪教師指教育局多次表示有權吊銷教師牌照，由是擔心課堂言論成為投訴材料，刻意避談新近社會事件。

其實在香港，教育始終是一個未能完全「回歸」的場域。反修例運動之前，2012年，中學生帶領的「反國教」運動，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無法以獨立科目形式開展於中小學。此後數波社會運動，2014的雨傘運動與2016的魚蛋革命，內地官方論述都不時歸咎於香港的愛國教育、中史教育開展不足。2012年之後，個別學校或教師，或因以教師個人身份撰寫評論批評警察、街頭以粗言罵警方執法不公，或因學生在早會發表批評政府言論、校內教材被指偏頗等等，即引發2012年之前少見的關涉教育場所政治風波，引致相關教師及學校被親建制報章連環點名批評，新冒起愛國團體到訪學校示威等狀況。與此同時，香港政府部門教育局亦在制度內展開課程改革，加強不同形式的國情教育。2018學年起始，中史科成為所有香港初中必修科目；發佈於2017年5月取代舊版課程文件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中，有關「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強化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學習，成為政府修訂重點項目。

香港社會隨政治浪潮逐波翻湧，及至反修例運動達至高潮，再歷一載，教育本關涉不同代際心靈互遞，而這樣的政治現實與日常盤根錯節的制度中，教師、校長與學生在過去一年的動盪與撞擊中，各自經歷了哪些「心靈」變化或危機？

「今年我不斷地想，要靠知識和制度改變社會，我要上升到什麼位置才夠？要像林鄭般做特首？還是要做維尼才夠？這些路徑好像還不如社運實際。」

學生篇：穿上校服的抗爭少年

2019-2020 整個學年，大部份校際活動因社運或疫情取消，香港中學生最深刻的校際活動，可能就是新聞圖片裡壯觀而青澀的地區「聯校人鏈」。觀察可見，「聯校人鏈」、罷課、校內公民講堂等運動期間香港中學常見的表態活動，多由校內「反修例關注組」數位核心成員負責統籌聯絡，再與校方討論。運動期間，有學者統計過全港超過八成、近390間中學成立了「反修例關注組」。

事隔近一年，不少「反修例關注組」的社群都靜下來。中學全面復課僅一周，校園的抗爭能量遠低於沸騰的2019年。當日在校內牽頭與或大人「談判」，希望感染更多同學的少年人，今日過得怎樣？見識過什麼又最記得什麼？他們的明天，又想要去哪裡？

遇上Blackbloc老師

「學校無法『禁錮』學生。我們最怕，是他們往後連抗爭行縱、在外遇險，也不告知我們。我們連幫助和介入的途徑也中斷。」

運動過去近一年，許多參與者都被無力感支配。但阿飛不是。他反應快，擅交際，是那種把握每個機會，在Telegram發連豬和Pepe貼圖的人。阿飛是應屆文憑試學生，讀書算有天份。2019下半年，雖然他和許多運動參與者一樣，花了許多時間進行抗爭，但成績沒有大跌。阿飛自覺入大學該沒大問題，他很希望可以考入在運動中得到了「暴徒大學」惡名/美譽的中文大學。「我從少到大都愛發白日夢。不過從前分心的是打波（打球）、去玩的事情；今天分心的是抗爭運動。」停課日子，同窗都全力準備考試，阿飛也調整了作息，早睡早起——雖然每天仍然會花三個多小時去處理校外社運組織的事務。

說起學校的人和事，阿飛最記去年烽煙四起的抗爭街頭。那天，他一身黑衣走到街上，現場有傳聞說，警察開了實彈。但阿飛和朋友繼續在路上，希望可以阻擋警方防線。突然卻發現怎麼眼前這個一起行動的手足，聲音那麼熟：眼罩背後，原來是自己的老師，「哇，我心裡叫了起來。」事隔大半年，高個子阿飛，還說得手舞足蹈。

但阿飛知道，無論自己，還是老師，都不應該相遇在那個時空的抗爭街頭。

去年12月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有80名教師及教學助理在反修例事件被捕；楊亦表示，按照《資助則例》，教師若涉及刑事或不當行為，學校可著令教師停職。阿飛知道這些日子「同路人」老師面對的壓力。回到學校，阿飛與老師，點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確認了大家當天的存在，沒有再詳談。然後，大家若無其事的上課，搞課外活動，絕口不提抗爭街頭。那位師長，有口難言，但始終擔心阿飛，在各個抗爭的日子，那位老師都會發短訊給阿飛，希望知道他安全無恙。

又一次，在11月那段日子，抗爭者與警察持續對峙，不絕有人堵路、丟磚；警方也以催淚彈、橡膠子彈回應。那天，阿飛向父母訛稱上學，卻沒有回學校，「反正全香港都塞晒，返唔到學。（全香港都堵塞了，上不了學）」學校的老師們，其實知道當天缺席的那班學生，很可能都跑在街上。無法控制他們行蹤，老師們唯有在學校附近巡視，看可否在街上遇到那些像阿飛一樣的學生，拉他們回校，或至少勸他們退到安全位置。那一天，阿飛那班朋友，成功避開師長，沒有被「活捉」回校。但他知道，那班老師們在街上遊蕩、巡視了一整天。

實際上，許多老師都知道，要勸退熱心抗爭學生放棄出去，非常困難。在另一間學校，這一年負責輔導及接觸校內關注組及抗爭學生的黎老師告訴記者，面對一批抗爭青年，最無力的，是無法勸退學生，「和他們說，好危險，會受傷、會被捕，影響一生，但是沒有用，他們不聽，怎樣說都沒有用。然後，你強硬說『唔淮』、『不可出去』嗎？首先是，學校無法『禁錮』學生。你充其量只可以請家長注意。而且，這樣一來，大家關係破裂。我們最怕，是他們往後連抗爭行縱、在外遇險，也不告知我們。我們連幫助和介入的途徑也中斷。」

阿飛知道這些日子「同路人」老師面對的壓力。回到學校，阿飛與老師，點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確認了大家當天的存在，沒有再詳談。

五大訴求：要吃飯還是要抗爭

運動爆發之後，阿飛除了會在街上，也是校內關注組的核心成員，還積極參與校外抗爭組織，「起初，很單純，覺得『好威』，『出名』嘛。」阿飛傻笑說。但做下去，才知道，「好威」以外，很艱難。

例如他知道，不可能強求任何人「做多點」，那怕那是自己最親、外界看來最支持運動的中學生同學。

每一年，阿飛學校都安排大家穿上整齊校服，拍班級相作校刊紀錄，而往往他們都會額外要求多拍搗蛋照，私下留念。今年，同學都把握這個機會，全體做個「五一」（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手勢，留念，「 好好玩，照片出來就像黃藍對照錄。」一如所料，五一的佔多數，也有不願表態的同學刻意舉V字或一臉若無其事。

不過，齊心表態的，僅限於做個手勢拍拍照這些好玩易做的。這一點，哪代人都一樣。那次午間集會，明明連校方都開綠燈，只要不辱罵別人，和平表態，集會是可以的。但阿飛身邊的同學們，卻成了十個救火的少年，愈走愈少，「喂，明明見大家影相時好落力（努力）的做五一手勢，在IG、facebook好落力表態啊！叫大家去集會啦，居然這些同學都說，『Sorry呀，要溫書』，『要食飯』。原來為了抗爭，大家是連吃飯時間都不願犧牲。」高頭大馬的阿飛，一邊搔頭，一邊說自己不懂。當然，「犧牲」更大的罷課，救火的少年更加少。「我們九月初的『罷課』完全失敗。除了少數核心『關注組』成員，基本上沒有同學響應。罷課嘛，又要求家人寫家長信（註：香港許多學校要求學生徵得家長同意才能參與罷課），又要犧牲上課，只有極少同學響應。」始終，阿飛讀的，是一家讀書風氣很盛的學校。

那次後，阿飛明白到，運動成功與否，原來不能永遠歸咎「權威」和「政治打壓」。你還要問，你有沒有能夠打動別人，包括死黨好友，「是失望的。所以就在校外多做一點，吸收經驗吧。始終我都是相信群眾力量。一萬人各自做一件事，比我一個人做同一件事一萬次有效。」

「叫大家去集會啦，居然這些同學都說，『Sorry呀，要溫書』，『要食飯』。原來為了抗爭，大家是連吃飯時間都不願犧牲。」

自相矛盾的校方

阿飛多次告訴記者，總的來說，覺得他的老師校長很尊重不同立場的同學意願。他們表態的要求，在不傷害或侮辱其他同學的立場的前提下，學校通常許可的。

唯一讓阿飛不舒服的，是陸運會。那次，他們在賽道上，希望一邊跑，一邊展示「光復香港」的旗幟。然而，運動場上的一位老師沒收了他們的旗幟，理由是，賽事現場不應該有與賽事現場無關的物品。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確與比賽無關。我問阿飛，你們對老師要求會否太過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原因不是『與賽事有關無關』啊。許多運動員也帶著與比賽無關的東西，卻沒有被沒收啊。為什麼不可以坦白說，其實學校很難做，或者不希望運動會有人宣傳強烈強政治立場？為什麼要搬出看起來很權威的條文？」

最後，阿飛選擇和另一位負責老師理論，而該位老師沒有再搬出賽事規則，直接告訴阿飛，認為運動會的目的是運動競賽，不希望這個場合的焦點是政治活動，「如果老師坦白說，不搬個牽強理由，其實我們不會『反枱』（翻臉）的。他這樣說，大家『條氣就順』（順氣），於是就合作的不在比賽期間舉旗了。」

「其實老師都覺得，給學生抒發感受是可以的。罷課、集會其實ok，但我們最忌同學高調。好多激盪抗爭的照片被放上網，黃媒吹捧或是藍媒批鬥一回。這一點最麻煩。」

政治不入校園？

今次專題接觸過的五位關注組成員，對學校在反修例事件對學生訴求的處理手法，有不一評價。但他們彼此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諒解學校「幾慘」（很慘）、「怕家長煩」和「怕出面（外面）的人煩」，認同學生在表態之餘也應該與校方商量和作適當妥協；但最不滿的，往往不是校方要「禁止」某個活動，而是他們給出的理由難以自圓其說。

在另外一間學校讀中五，同樣是運動參與者和關注組成員的森仔，也有類似看法。

在612開始，森仔已經是校內最熱衷反修例事件的人。平日在學校，森仔內向。但那一次，森仔見到6月9日百萬人上街之後，政府都無動於衷，就主動約校內朋友，和在同一屋邨的街坊死黨，近20人一起到金鐘。2019年夏天至現在，森仔的生活都離不開抗爭。停課期間，森仔依然積極更新校內關注組的專頁。
「有一次，我們想搞午間音樂會，唱《榮光》。本來，說好了，會在露天藍球場舉辦。校內抗爭，當然露天操場好，想全校都看到。」森仔說。

事先都與校方說好，「怎料臨時學校著我們回去有蓋操場，理由是阻礙其他同學練球。我們都不服氣，根本大家事前都和球隊約好，那天不會練球。」

為什麼師長有這個決定？「我們不知道，他們就是堅持有人會來練球。但最後我們也就範。唯有搬到有蓋操場進行。」頭髮有點蓬鬆，身形瘦削的森仔說。

森仔老師的做法，其實是今年香港學校慣常打「擦邊球」、讓學生紓發感受的方法。「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為了杜絕國共兩黨在校園內進入政治滲透。到今天，「政治中立」的教育原則仍然是學校、乃至教育局官員都喜歡掛在口邊的關鍵詞，老師們都有共識，學校不該成為宣揚政治理念的地方。然而今年情況不同，香港學生激烈情緒前所未見，許多學校也願意開一個渠道紓發心情。「其實老師都覺得，給學生紓發感受，是可以的。但真是希望學生們低調的、不要那麼張揚。罷課、集會都好，其實ok，但我們最忌同學高調，聲勢浩大。好多激盪抗爭的照片被放上網，然後黃媒吹捧／藍媒批鬥一回。這一點最麻煩。」這一年經常負責與關注組同學「談判」的黎老師說。

我問森仔，老師怎樣的態度，最讓他反感或欣賞？

「如果老師是在真心『聽』我們的想法，想知道我們搞那些活動的原因。那就算他最後不批淮或有別的意見，我們也是欣賞。但另有一類型老師，好喜歡把『政治不入校園』掛在口邊。他們的態度是，『你最好什麼都唔好講』，回到學校，只要讀書就好。我很不喜歡。正正是你們（學校）平日口口聲聲要我們關心社會。好了，現在我們都很關心社會發生的事，把意見帶回學校表達。然後你又說『政治不入校園』？好自相矛盾囉。」

今年香港學校慣常打「擦邊球」，讓學生紓發感受。其實，「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為了杜絕國共兩黨在校園內進入政治滲透。

入大學有什麼意義嗎？

雖然搞了好多抗爭活動，但抗爭之後這一年，森仔過得很不開心，「我仍然是很關心抗爭的事情。但好像忘記了『快樂』的感覺是怎樣了。」停課期間，森仔好多時候七、八點才睡——說的是早上七八點。晚睡的原因，可能是打機，可能是看動漫，更多時候，是在關注抗爭相關的事情，或為那個比學期初冷清得多的關注組網上社群發文，呼籲同學關心現在的立會內會衝突，「ok的，就算只有五個同學看到帖文，但他們因此關心事件，都有點價值吧。」

停課這半年，森仔開始在想，一直以來發奮要入大學的意義。2019年底，森仔仍然堅持參加每個周末的激烈抗爭，但回到學校，他無法接受同班同學仍然以追考試、追課程進度為最大任務，彷彿世界與他們無干，「而且今年我不斷地想，要靠知識和制度改變社會，我要上升到什麼位置才夠？要像林鄭般做特首？還是要做維尼才夠？這些路徑好像好還不如社運實際。」
在繼續升大學，和高中畢業後專注搞社運之間，森仔有一個更切身的問題要解決：來年能否繼續升班。他覺得，經歷抗爭之後，他來年很可能要在重讀一年，「班主任也在年頭與我媽談過。」

向來，他不是最標青的一群，但肯定不致於留班的。森仔讀的是理科班，在香港教育制度，成績不賴的同學才會去讀理科的。

但這個學年，森仔說，根本不知道自己「上左D咩」（讀了什麼）。整個2019年底，周末就往槍林彈雨的街頭跑。回到家中，整晚失眠，腦海裡就是街上對峙畫面，或者同伴被捕，或骨折。就算前一晚抗爭激烈，森仔盡量堅持不缺課，「因為不上學，母親會罵。但是就算回到課室，看著老師說話，也是『左耳入、右耳出』，腦海在想別的事，難以集中精神。」森仔覺得，任教他的老師，都盡量關心他，不會急於責備他整天在睡、在發白日夢，而是希望知道他面對什麼困境，然後幫忙他，「我是喜歡老師關心我的，但自己也認識了很多校外朋友被捕，所以也『就住就住』（小心遷就），不敢透露太多。」一個高中生，預早習得了高度的戒備和審慎。

反修例運動以後這一年，香港人出現了很大的精神健康問題，中學生當然也如此。政府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在1月公佈調查，約15%的年輕人出現主要抑鬱症狀。當然，少年人普遍對成人的不信任，也是運動裡的普遍現像。

「正是你們學校平日口口聲聲要我們關心社會。好了，現在我們都很關心社會發生的事，把意見帶回學校表達。然後你又說『政治不入校園』。」

學校社工的難題：你黃還是藍

在中學當駐校社工Billy也有同感。他留意到，因為參與社運而感到困擾的同學，普遍有一種絕望或無力感，會像森仔一樣，常常疑問當社會環境惡劣，奮鬥向上的意義，「他們會問，『「仲讀書來為咩？』（還要讀書是為什麼）」然後Billy苦笑說，「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大人也覺得很難答。唯有告訴他們，我們也有同感，他們不是孤單一個去面對這種無力感吧。」除此之外，今次運動抗爭者戒備極高，深信老師和社工都是「篤灰」（舉報）的可疑人物。Billy 說，有時候，同學與社工傾談之前，會先問他是「黃」或是「藍」，要確認立場相同，才展開對話，「這樣對我們來說也挺困難。我們專業訓練是不應該以政治立場掛帥，因為我們也擔心，若說自己支持運動，那麼反過來因為來自警察家庭、或者支持政府的同學，便可能抗拒與我們接觸。遇到這些場合，我唯有反問同學，難道我的立場，真的那麼重要嗎？難道我不可以單純聽你的感受嗎？」　

訪問到最後，我問森仔，還記得上一次「快樂」的時候怎麼樣呢？

費煞思量一大輪，森仔說，「上一次好開心，是在聖誕前的Sing Con (歌唱比賽)。」那一次開心，並不是因為戲劇性的同學在唱抗爭歌，而是同學和老師在瘋狂唱舊歌，一班人在玩得瘋狂。

十六歲的少年人，最近一次有快樂的感覺，原來是在半年前。

（待續）

阿飛、森仔、黎老師、Billy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