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到改革渐死
改革开放，是中共建政以来可以被载入史册的少数正资产。在经历了持续的政治运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之后，中共执政集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78年终于开启了定名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短短40年里，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人均GDP381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样巨大的变化，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堪称奇迹，诸如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张五常、周其仁等经济学家都在提问并试图回答，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发展动能？
张五常教授在1981年写的著名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性的回答。当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还普遍沉迷在东欧经济学的框架内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也就是探讨如何在计划体制内让市场机制更多地承担起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张五常则大胆地认为，资本主义——他同时视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语，最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选项。在张五常先知般地作出这个预言的同时，他却非常谨慎地认为，中国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按此时间推算，中国至今还将在计划经济的黑洞里摸索前进。
令所有人包括张五常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在中国大地上突飞猛进，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张五常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区别，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进步。正是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国经济不仅创造了迅速增长的奇迹，而且也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来了最有力的支持。江泽民和胡锦涛连续执政的20年（1992-2012），堪称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并日益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态势。
在科斯教授看来，改革开放最初并非是源自于执政党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来自于“边缘力量”的推动，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确如科斯所概括的那样，与政府主导的小心翼翼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领域促成了巨大变化，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农民身份开始转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停滞的国营经济树立了榜样；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开放，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从引进资金、人才、观念到引进机制，全面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